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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梅艳芳的传记,注定吃力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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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现巨星风华本已很难,更何况这位巨星身后,有一座城、一个时代为她背书。

文4942字,阅读约需9分钟 

文/张哲 编辑 李永博 李夏恩

电影《梅艳芳》上映,口碑相当分化。

八十年代香港,梅艳芳横空出世。众所周知,她的形象参考了麦当娜的部分元素。流行文化学者吴俊雄指出,“这种女性形象向旧时代说再见。跟陈宝珠、萧芳芳不同,梅艳芳较主动吸收一些西方的想法,并融入本地。”

“他将身体紧紧贴我/还从眉心开始轻轻亲我/耳边的呼吸熨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理智放了在何”。年轻女孩自述性欲的文本出现在彼时香港,足够离经叛道。《坏女孩》一出街,公众惊喜地发现,原来粤语流行歌的世界里,女歌手除了端庄娴静大气,除了郎情妾意伤春悲秋国仇家恨,竟也能以如此颠覆的面目出现。这个由梅艳芳代言的“坏女孩”,她对身体自主,对爱情自主,对欲望自主。她坦诚面对欲望的过程,即是探寻女性主体性的一小步。

民族音乐学家J. Lawrence Witzleben的见解带来了更深层的启示。他提到《坏女孩》歌词中那句“Why, why, tell me why”包含了巧妙的双关,因为Why的发音听起来很像粤语的“坏”。高明的粤语歌词作者总是善于通过文字游戏,赋予歌词隐藏的趣味和含义。林振强笔下这个原本被视为“乖乖”的女孩,虽然也对自己不再矜持而感到懊恼,甚至照搬世俗标准骂自己变得太“坏”。但旁人无视她内心的纠缠,只因她直面欲望就直接冠以“坏”的判词。她当然不甘,不服。于是原本单向度的歌词,便可解读出复调的叙事:旁人每批评这女孩一句“坏”,她就铿锵地回击一句“Why”!

电影《梅艳芳》里林家栋所饰的华星总经理说,“快歌不是要唱兴奋,而是要唱反叛”,《坏女孩》即是这样的反叛者。尽管它仍具几分生涩、犹疑和自嘲,不过由此带来的正面反响令黎小田、林振强这些幕后操盘手决定,继续剑走偏锋,将梅艳芳打造成一个挑战传统性别观的女性形象。

一年后的《妖女》较《坏女孩》更进一步:“众称你做 bad boy/但命运令你随夜幕遇着这妖女/今晚的你当心/你心窝给我弄醉”,成为在情爱关系中牢据主动地位,连坏男孩都可轻松收服的“妖女”。

1989年的《淑女》招致后世一些批评,如“面对男性肉欲的挑逗和引诱,淑女搬出一大堆男权社会加诸女性身上以压制女性的道德枷锁来说服自己紧守贞操。女性的地位至此陷入最低点。”但细味歌词,其实不难读出反讽意味,“淑女岂会贪新鲜/淑女寻梦都要脸”是戏谑地照读社会规范,“撕我忧郁的盖掩/想要撕去这晚象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点”才是这淑女的真实心态。

同专辑的《黑夜的豹》自傲地高唱“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唇上载满着狂野暧昧/擒住你/然后使身心崩溃/遗留一串追悔”,将男性视作玩物,是对《妖女》的承续;1991年《梦姬》“区区匹夫/怎可挡这梦姬/无谓孤单/投降吧俊男”亦是如此。

在事业全盛期,梅艳芳还有《冰山大火》(“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我被他的眼光擦到著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叫火烛车火速的到步”)、《Crazy Love》(“Hold me再来吧/Baby做我爱奴吧”)、《征服他》(“征服他/汗滴中造梦乡”)等快歌,大胆歌唱女性情欲及主体性。这些歌词也细致刻画女主的外表、装扮、动作与神情,如“那黑色紧窄裤/压紧你思绪和血管”、“黑衣黑如黑寡妇”、“叉腰侧望”、“披起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红唇/烈焰/极待抚慰”,令此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更为鲜活。

这些K歌金曲某种程度上接续了徐小凤、张德兰等歌后的传统,甚至从粤剧、诗词中提取元素,或者古典优雅,或者幽怨自怜,或者甜蜜柔媚。总之无论词或曲,都显露出音乐和性别观上相对的保守主义倾向。

香港作家Christopher Lai(黎伟麟)指出,“在性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港女,虽然身处华人世界中最西化的香港社会,但仍然必须面对保守的父权性别意识。”上述那些作品大概便反映出现代港女在父权社会下的婚恋焦虑。

即使梅艳芳本人有时也无法摆脱无形的桎梏。她羡慕山口百惠相夫教子,为了以后能生儿育女、当一个“完整的女人”,明知患病仍拒绝摘除子宫。

电影《梅艳芳》深知主流市场的口味,于是在程式化地重现她星途的重要节点之外,落力渲染了她情史中的两段。一个强势又风光的女人,恨嫁却嫁不掉——有什么比这更能吸引普通观众的目光和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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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

“颠倒众生 吹灰不费”

《梅艳芳》以那段世人熟知的故事作结尾:第一男配角、古天乐所饰的造型师刘培基应梅艳芳之请,特别设计一款绝美婚纱,令她得以在离世前四十多天的演唱会上,向万众宣称“嫁给舞台”,并留下绝唱《夕阳之歌》。一声“拜拜”,潇洒落幕(现实中还返场唱了一首安可曲《珍惜再会时》)。

不过,《夕阳之歌》侧重于自道身世,苍凉、悲壮。虽亦关涉情爱,却无忸怩的儿女态。舞台造型与歌曲间呈现如此错位与张力,也是梅艳芳百变的文化形象之一斑。

华星唱片为她打造的坏女孩、tomboy、恨嫁女,都不足以概括她的风格。刘培基等造型师为她设计的形象光怪陆离,至今也走在时尚尖端。梅艳芳是第一个被冠以“百变”称号的女明星。反过来,很可能正是她的出现,才令汉语词汇“百变”从此成为常用词。

“香港的流行音乐就像它所处的社会一样,”Witzleben评价道,“是一种独特的、往往令人迷惑的中国元素、其他亚洲元素和西方元素的混合。”八十年代的粤语流行音乐很多都翻唱自海外作品,梅艳芳就有不少作品是麦当娜、山口百惠、中森明菜等人的金曲重新填词编曲后,以自身风格重新演绎的翻版。这种多元、杂糅、重构的流行文化,正是过去的香港如此迷人的魅力所在。在此种文化滋养的社会中,梅艳芳那辈港星方能以“百变”行世。

发型师Kim Robinson回忆第一次见到梅艳芳时,惊讶于她的瘦小,与舞台上那种华丽高大的印象截然不同。乐评人黄志华早已指出,百变梅艳芳舞台上的举手投足从根本上来说都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公司与团队成员精心呵护和投入的结果。这话很可能没错,毕竟粉丝善变,艺人也要有应对策略,你善变不如我善变,最好莫过于百变。

但也应看到,“梅艳芳”作为一个文化形象,与她本人的性情、经历之间,呈现出一定的互文。那一辈港星中不少人都是如此,这即是过去媒体常说的人戏不分、人戏合一。

“早逝令梅艳芳变成不只是icon,更是一个legend,她的音乐、形象,永远给予我们力量。”

拍梅艳芳的传记,注定吃力不讨好

梅姐:拜拜!

主要参考资料:

《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文化》,李展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

《粤语流行曲四十年》,黄志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

《最后的蔓珠莎华:梅艳芳的演艺人生》,李展鹏、卓男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梅艳芳:至今仍然影响香港的Fashion Icon》,Christopher Lai,《Vogue》香港版,2019

《专访Kim Robinson:直至离开世界那天,我都会记住梅艳芳》,Christopher Lai,《Vogue》香港版,2020

J. Lawrence Witzleben. 1999. Cantopop and Mandapop in Pre-Postcolonial Hong Kong: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the Performances of Anita Mui Yim-Fong

《情欲化不开——粤语流行曲的女性形象》,原作者不明,http://bbs.tianya.cn/post-music-8921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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