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接地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张晓东
如果将世界文学巨匠们比作群山，那么说俄罗斯大文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是喜马拉雅，恐怕争议不会很大。今年恰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为“老陀”庆生，俄罗斯本土从官方到民间，一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络绎不绝（包括克里姆林宫）。中国学术界不久前也举办了专门纪念这一诞辰日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果不是疫情的影响，这些活动无疑会表现出更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因为这是属于全世界“陀粉”的节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以《作家日记》成为“自媒体顶流”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当下”，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当然您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他再怎么厉害也是十九世纪的人呐，怎么会了解当代的“进步”呢？更何况，他那些长篇大论又不好懂，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下，谁会读呢？
然而，快餐式、碎片化阅读的盛行，恰恰证明了深度阅读的稀缺性与必要性。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特征是他不仅可能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还可以将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就说：从前，承认对某事物一无所知，将被人看作一种耻辱，因为这显然表明说这话的人头脑和心灵的低能；现在则恰恰相反，常常听人说“我不懂”这句话时，几乎有一种自鸣得意的味道，似乎这可以抬高他自己。如今虽然过去了将近二百年，可是，这种“无知者无畏”是否依然存在，并成为某种特色呢？
更何况，您怎么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是一个“接地气”的作家呢？
我们就来聊聊最接地气的吧！
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当代，我想他会非常活跃——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自媒体顶流”。老陀称自己为“热衷于当前题材”的作家，媒体是他与现实生活发生关系的重要渠道，他对办刊一直有相当大的热情，先后创办过《时代》与《时世》杂志。1873年，他接受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邀请，担任《公民报》主编。在此期间，他在该报设立了《作家日记》栏目，其实这是一份独立的“刊中刊”，专门刊登他自己的文章。后来他从《公民报》离职，在完成长篇小说《少年》后，将《作家日记》发展为一份独立的杂志，从编辑、发行到写作全部由他自己完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完全就是一个“自媒体”了。虽然名字叫“作家日记”，实际上它包括了杂文、时事评论、小说、随笔、文艺评论等多种体裁，内容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一个总的特点是，这些文章都无可置疑地与时事、当下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并且通过他的思考，这些看似琐碎甚至八卦的内容都被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直指其中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这些文章一针见血，言简意赅，《作家日记》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人们迫切地阅读它、谈论它、争议它，称其为当时的“顶流”毫不为过。
不要孩子“费力气”真的好吗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将其中部分言论放到“当下”吧。比如，家长们都很焦虑的教育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孩童的关注是大作家中罕见的。或许有他自己的孩子夭折的原因，他对孩童的苦难极为敏感。他关注孤儿、贫困失学的儿童，也关注中产阶层的孩子，既关注“思考的孩子”，也关注“不动脑筋的孩子”，既关注“贪嘴的男孩”，也关注“只会回答是与不是的女孩”。他从不居高临下地看孩子们，而是认为“每一个儿童长到三岁时就已经获得了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思想与知识的三分之一”。而儿童的境遇却不容乐观：流浪、失学、霸凌、童工（老陀说，童工“在资产者顶礼膜拜的机器前变得头脑迟钝，在密密麻麻的锅炉中间变得思想贫乏”）……另一方面，“中产”的儿童又被教育成“平庸之辈”。针对这一点，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言论：“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总是不要孩子们费力气——不仅仅是各种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游戏和玩具都要轻松。幼儿刚开始咿呀学语，立刻就来帮他渡过难关……在童年时期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说是磨练）而深入领悟的两三种思想、两三种印象，远比最轻松的学校能使儿童更深刻地了解生活。那种学校培养的尽是一些不良不莠、不善不恶的人，就是在堕落中也称不上最堕落，高尚中也称不上最高尚。”
教育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义务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教育的理念依然是值得借鉴的。比如他认为，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教师问题显然比把学校建成一座宫殿要重要得多：“无论如何也不是一切都能用钱买到的……比如说您用钱可以建学校，教师却不能立即培养出来。教师——这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人民的、民族的教师是若干世代培养出来的，是靠世世代代的传统、无数的经验哺育出来的。不过，假定说，用钱不仅能够造就教师，甚至最终造就出学者来，那又怎样呢？——终归还是造不出人来。他是一位学者，如果不通晓事理，那又有什么意义？又如，他把教育学背得通熟，在讲台上也把教育学的课程讲授得很精彩，而他自己却毕竟没有成为教育家。人，人——这是最重要的。人比金钱更可贵。人是无论用多少钱，在任何市场上都买不来的。”可见，“育人”是最重要的。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人”有他自己的内涵，是有着“最高的生活意义”的人，这是对当时虚无主义思想泛滥进行思考的结果，这种思考具体体现在他五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
老陀显然没有把教育仅仅看作学校的义务，而是将此看作全社会、全民族的义务。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某种理想主义，但是“育人”无论在哪个语境下都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看到了拜金主义对于“育人”目标的扼杀。他在1876年一月号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民崇拜金钱，崇拜钱袋子。钱袋子现在就是一切，钱袋子的力量无穷无尽，这种想法似乎就渗透到人民中间，而在此之前，父辈对他教导过的一切，全被当作无稽之谈。……人民把这种强大的威力看在眼里，并感到惊讶：“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有钱，一切都属于你，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比这种想法更堕落的念头了。然而这种想法却在蔓延、深入人心。人民无法抵御这种思想，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教育，没有听到任何相反的宣传。
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的是更为长远、更为深刻的内容。假如对“有钱人”生活方式的艳羡成为教育领域默许的共识，它所带来的危害与毁灭性将是难以估量的。
要给孩子怎样的未来
当然，家长问题，或者说，鲁迅先生所关心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这个问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关于此，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精辟：“任何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儿童天生都需要玩具木马，每一个正常的父亲，如果他想成为幸福的人，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做父亲的幸福需要从孩子的幸福快乐中得到。这并不是说他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挣钱养家就完了，他要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可能给孩子完整的爱。这就意味着他不能放纵自己，把时间浪费在寻欢作乐和婚外浪漫上。而事实上，却有太多的父亲（当然也有很多母亲）对此持有一种非常轻率的态度，事后却又委屈地说，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老陀说，“如果要知道我的全部想法，那就是，儿童，真正的儿童，人类的儿童，应该出生在土地上，而不是出生在大街上。以后可以出生在大街上，但是一个民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在土地上出生并成长，应该在生长庄稼和树木的那块土壤上出生并且成长。”当然，这里深层的意思与老陀的“根基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哈，这是名副其实的“接地气”。这也意味着社会一定要思考，我们要给孩子们一个怎样的未来。
“父与子”是十九世纪很多俄罗斯作家都会写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思考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部长篇小说。在《作家日记》里，他再次阐述了“偶合家庭”的含义。为什么说是“偶合”呢？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下，过去家庭成员正常的关系、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逐渐走向衰落，“父不父，子不子”。这些父母的“偶合”是极其随意、盲目的，“偶合”造成的悲剧一旦发生，真正的受害者就是孩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悲惨和扭曲的印象，给他们带来深深的耻辱感，老陀称之为“社会的早产儿”。这种耻辱感会在他们的内心种下对社会深深的憎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而他们的父母为何如此“偶然”呢？这就要从老陀的小说中寻找答案了。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在崇高理想/信仰被取消的前提下，人们将自我与“自由”（在被普遍误解的那个意思上）最大化，将自由等同于“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不仅如此，它造成了“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和“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这两种思想的泛滥——这在当下已经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甚至是符合“人性”的思维了，这简直是对“人性”二字莫大的羞辱。
对女性的看法
本文因为聚焦在恋爱婚姻家庭，所以是“接地气”的——就不得不谈一下老陀对女性的看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大多数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他笔墨的重点在于男性主人公思想的形成和蜕变。这只是因为作为男性，他更了解男性的心理。但是，假如女性主义者一定要在其中寻找他歧视女性的证据，那多半是要走入死胡同的，因为实际上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真正认识到女性力量的少数人之一。《作家日记》中评价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老陀完全将其看作一个作家、思想者，而不在意她是否穿裙子。我们甚至可以比对一下今日，所谓后现代的人们对女作家的见识到底如何。乔治·桑是对俄罗斯作家影响最大的法国作家之一，当时的欧洲称她为宣扬女性地位的作家，说她“预言妻子自由的权利”。老陀认为这种看法是局限的。他认为乔治·桑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新人类型中最出色、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代表人物，因为她明白，法国大革命之后，专制主义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世界的新胜利者（资产者）甚至可能比以前的暴君（贵族）更坏；不仅如此，还随之诞生了一门科学（指经济学），“它通过也是带着新的语言登台的自己的卓越代表去嘲笑和谴责人们为之血流成河的三个词语（指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意义”。而乔治·桑是让信念和理想重新燃烧起来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乔治·桑的女主人公体现着高度的道德纯洁：“假如在诗人的心灵中没有巨大的道德要求，不尊崇最高的义务，不理解也不承认善良、公正与宽容是最崇高的美，那么就不可能想象出这种高度道德纯洁的人物。诚然，善良、容忍和承认应尽义务就包含着提出质问与抗议的强烈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很可贵，因为它出自最高的真理，而离开这个真理，人类绝不可能坚守自己的全部道德高度。这里说的自豪感并不是庸人以为的那种傲慢，而是一种不能与谬误和罪恶相妥协的最真挚的情感……她是对人类面临的更幸福的未来最具远见卓识的预感者之一”。这种评论才是对于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尊重其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已经完全包括了尊重其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了，而不是相反——看看如今咱们对女性作者的评价，如何呢？
《作家日记》是相当恢弘的，本文只涉及了其中几个话题——但仅仅这几个接地气的话题，如果能令读者翻开《作家日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某一页，就令本文作者心满意足了。
张晓东，《俄罗斯文艺》杂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