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亚斯·古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回顾了陀氏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的坎坷一生，小说中那些充满张力的画面以及对人性的不断拷问，也在这部新传中得以清晰地呈现，并揭示了陀氏作为一位“危机”作家的本质。
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形式描写19世纪俄国和欧洲经历的种种危机。今天，他的作品却依然会触痛（后）现代世界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科学与信仰，肉体与心灵，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共同体，民族与跨民族身份认同等，而这些，不过只是众多矛盾关系当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对今天人类所处的危机环境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恰逢其时。
本文节选自[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著，强朝晖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2021年10月出版
同学K.特鲁托夫斯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铅笔素描，1847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只用了三个半星期便完成了《赌徒》的书稿，但是，为了这样一部“分心之作”花上三周半时间，已经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因为在1866年整个一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上。这部旷世杰作将让他如愿以偿，在世界文学圣殿中获得一席之地。这部作品就是《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相信）在我们的作家当中——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在如此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埋首于创作”（1866年6月17日）。他这里指的便是《罪与罚》的创作，因为他必须“在四个月内完成共三十印张的两部小说”。
这部新作的最初创意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按照当时的计划，这将是一部篇幅不超过两百页的“短”长篇。他在1865年9月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透露了小说的大致构思。在信里，他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起犯罪事件的心理学报告”。
故事发生在当下，也就是今年。一个贫困潦倒的年轻人——平民出身、被学校除名的大学生——出于鲁莽，再加上头脑中的观念还没有成型，而被某些“不成熟”的奇特想法迷住了心智，以至于他下定决心，要做下一件狠事，来摆脱眼下悲惨的处境。最终他决定，要杀死一名老妇：一个靠放贷为生的小公务员遗孀……“她身上没有一点儿好。”——“她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对谁都没有用处”等。（1865年9月10日）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他最初是想把这份“心理学报告”写成一篇忏悔，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与这一计划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打算写一部篇幅更长一些的情境小说，暂定名为《酒徒》。1865年夏，他曾就此向《圣彼得堡日报》和《祖国纪事》提出了供稿的建议，但因两份杂志的出版人嫌其索要的预付稿酬（三千卢布）太高，建议遭拒绝。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将两篇小说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变成一部长篇，其结构的复杂程度将超过陀氏以往的所有作品。早在威斯巴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动笔，在哥本哈根和返回圣彼得堡的轮船上，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最初，写作进展颇为顺利，但后来却渐渐陷入停滞。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这样一部情节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而言，第一人称叙事使创作视角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瓦西里·彼罗夫1872年拍摄，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186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销毁了之前的全部手稿，开始以全知视角来写作这部新作品。因为头几章计划于1866年1月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他在给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整个冬天我没去过任何人家做客，对世事也不闻不问。我只去剧院看过一次戏，那是《罗格涅达》（谢洛夫创作的歌剧，作者注）的首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一直到我写完这部小说——如果我没有因欠债被关进监狱的话。”（1866年2月18日）
1866年1月和2月号《俄罗斯导报》，先后刊登了《罪与罚》的前两章。读者的良好反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新的动力，但是这个大部头离收尾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接下来的几个章节，每一篇都是在上一篇还在印刷排版时便已完成。虽然写作进度因《赌徒》而被迫中断近四周，但是，因为有安娜·斯尼特金娜这个出色的速记员做帮手，这部新作终于在1866年12月顺利完成。只是对读者来说，他们要耐心地等到下一年年初，才能够读到小说的结尾。
在《罪与罚》中，法律专业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期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犯罪》的论文。他在文章中宣称，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可以不按照现行法律行事。比如说开普勒和牛顿，他们如果必须要清除某些障碍，才能让自己的伟大发现为世人所知，那么就算为此搭上十个或一百个人的性命，这样的代价也不算高。因此，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繁殖同类的“材料”），这些人占大多数；另一类是“非凡的人”，这些人是占极少数的精英。“第一类人必须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二类人则相反，他们有权利犯下任何罪行，打破法律框框，因为他们是非凡的人。”主人公的心灵之路由此露出了征兆。到最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他，还是像拿破仑那样的超人，都无法逃脱善与恶，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于是他跑到十字路口的中央，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这个原本想成为人类救星的人，只能踏着基督的足迹，走上自己的“受难之路”。
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短短两周内发生的，但是其内容却十分丰富：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场景与对话，危机与灾难，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欲罢不能。七百多页（俄文版四百多页）的文字，就像史诗一般波澜壮阔。而且小说从一开篇便进入主题，整个故事情节紧凑，高潮迭起。前六节和所有侦探片一样，接下来的情节都围绕着破案展开，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经典推理小说中最重要的问题（凶手、受害者、时间、手段、动机、目的）都已经有了答案。但悬念依然还在，这就是：人们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或何时能够逃脱套在头上、渐渐收紧的绳索。另外一个对于理解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悬念是，主人公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并主动站出来认罪。依照传统的心理剖析式悲剧的结构设计，凶手将逐步认清自我，最终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但是在《罪与罚》中，主人公的自我认识和心灵净化却是在整篇小说的结尾才发生的。当时距离审判已经过去了九个月，根据这份判决，拉斯柯尔尼科夫得到了八年西伯利亚苦役这个相对较轻的处罚。作者富有象征性地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蜕变安排在了复活节期间，这一刻，索尼娅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自被关押以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对她的关心报以冷淡甚至粗暴的态度，但她不改痴情，并且追随他一路来到了西伯利亚。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大厦广场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雕像，由雕塑家A.鲁卡维什尼科夫设计。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好像不知有什么突然把他举起来，丢到了她的脚下。他哭了，抱住了她的双膝……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着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
这段在1867年新年的“最后一刻、在仓促中匆匆写就”的结尾，是整部小说中最令人迷惑的一个段落：不仅是因为其过度戏剧化的设计，而且是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道德上的新生并没有足够的动机作为铺垫。作者对此既没有提示，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而是以纯叙述的方式将它呈现给读者。叙事完整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人公人物设计的高度复杂性，以至于作者无法在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框架内，对主人公的结局做出完美的交代。
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从他的名字便已体现出来。“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w）是从俄语中的动词“分裂”（raskolot）演化而来。主人公作为杀人凶手，是一个（劈开受害者头颅的）“分裂者”，而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心分裂的人。其内心分裂体现在很多方面。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但作为杀人凶犯，其行事却极不理性，而只能借助一系列偶然因素，勉强实现了自己的谋杀计划。偶然——除偏见和迷信之外最大的启蒙的敌人——最终战胜了谋略和算计。这并不是主人公身上唯一的矛盾之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的不公愤愤不平，但他本人却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对抗道德法则。他谋财害命，同时却又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戈比来帮助他人。他的大脑，他的“理论”，与他的肉体、“活生生的生命”是分离的。正如索尼娅所说，他背叛了上帝，“而上帝惩罚了你，把你交给了魔鬼”。可与此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又相信新耶路撒冷，相信拉撒路复活。除了内心的各种矛盾分裂，他还犯下了以俄罗斯东正教人类观为基础的“根基主义”理念中的最大罪孽：脱离俄国人民这个集体。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就连那些比他犯下更重罪行的犯人也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表现出敌意。他们对他吼叫：“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相信上帝！……真该宰了你！”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术”和“辩证法”，最终也和“地下人”的自白一样流于空洞，毫无用处。从这一意义上讲，《罪与罚》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地下人”的翻版。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一位俄国哈姆雷特，他为了实施行动走出了“地下室”，却在这一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只有在索尼娅——其名字源于希腊文“sophia”（智慧）——的指引下，这位男主人公才能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索尼娅的智慧不仅超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同时也远在警探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之上。她是对西方哈姆雷特主义的特征——恶的理性——的俄国式回应。这种“恶的理性”或许从才智上讲比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娃的朴素世界观更具吸引力，但缺少道德上的根基。
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一再被“恶的理性”吸引。而索尼娅及其后来作品中那些“安静”、天真、腼腆而虔诚的人物，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便是打败“恶的理性”，同时也帮助作者战胜自我的一部分：对怀疑、悖论和否定的痴迷。索尼娅这位身处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卖淫女，在作品的象征性秩序中变成了神权的代言人。这不仅是因为她本能地理解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真实动机——对上帝的背叛，并认定只有认罪和受难才是后者的唯一出路，同时还因为她本人的角色是一个牺牲者。为了赡养家人，她牺牲了自己道德上的贞洁；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流放后，她就像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家眷们一样，跟随她深爱的男人一起来到了西伯利亚，哪怕迟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爱情的回报。因此，索尼娅不仅是“sophia”（智慧）的代表，同时也是“agapa”——基督教宣扬的“无我之爱”——的化身。
和索尼娅相对应的人物是地主阿尔卡季·斯维德里盖洛夫。他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样，是一个心地歹毒的利己主义者和酒色之徒。这个性欲旺盛的五旬男子亲手犯下过许多恶行：他除掉了自己富有的妻子，并成功掩盖了所有证据；他奸污幼女，并导致其自杀。如今，他来到了圣彼得堡，因为他看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他要杜尼娅解除与卢任的婚约，并承诺给她一万卢布作为嫁妆。当遭到杜尼娅拒绝后，他又设下圈套，想用暴力逼迫她就范。同时，他还找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他眼里的知音。当他在隔壁偷听到后者向杜尼娅坦白自己杀了人之后，他建议对方逃到美国去，路费由他来出。可他的建议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如果说索尼娅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那么斯维德里盖洛夫便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在索尼娅用拉撒路复活的例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引出路的同时，斯维德里盖洛夫却针对《约翰福音》中耶稣关于永生的教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提出了地狱般阴暗的另一种“永生”版本：“永恒可能只是一间小屋，就像乡下的浴室，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四周蛛网密布。”这番话令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万分。斯维德里盖洛夫所描绘的这幅阴森森的画面，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现代人对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核心体验。
从斯维德里盖洛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延续了黑暗浪漫主义的传统，通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魔鬼式的形象，将邪恶拟人化，用这种吸引读者眼球的文学手法，作为其本体论的要素。“对邪恶激情的痴迷”摧毁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他对无限度自由的病态追求，最终带来的却是极端不自由这个悖论式的结果。最后，在一个令人惊悚却又不乏荒诞的场景下，灵魂被恶魔操纵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大街上当众开枪自杀，最终返回了地狱——那里才是他原本的归宿。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有自杀的想法。但是他却抛弃了这样的想法，而且他只能这么做，因为这样的“出路”将会打破救赎史的框架。自《罪与罚》之后，所有陀氏作品中的故事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上演的。就像中世纪神秘剧中的人类灵魂总是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在索尼娅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之间踌躇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都坚定地指向一点：主人公必须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一边是象征基督教秩序的索尼娅，另一边是作为地狱使者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层面来讲，这两个富有寓意的形象体现了行为决策的自由性，同时也说明，人在做出每一个行动之前，都必须要诉诸“良心的法庭”。人可以选择，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就会是怎样的人。”
在五部陀氏巨著中，作者都是将善与恶、自由与责任等普世问题与俄国在寻找身份认同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这一角度看，《罪与罚》可以说延续了《地下室手记》中就许多社会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上。在书中，代表功利主义的是满腹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卢任。这个一心贪图名利的律师公开表示，其信仰的是自由主义，并美其名曰“人人为己，天下太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青年一代”的支持者，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与1861年俄国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尼古拉·谢尔古诺夫起草的传单《致青年一代》联系起来。
从另一方面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考量其实也是源于“青年一代”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杀死一个没有用处、于社会“有害”的老太婆，然后用她的钱来拯救几千个因为无助而走向沉沦的“年轻鲜活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种思路是典型的成本效益计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是个思维“理智”的人，他的名字中的“拉祖”（rasum）在俄文中便是“理性”之意。这位好友的责任便是揭穿主人公行为的自欺欺人一面。他第一刻便意识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凶手“并不是依靠精心谋划”，而显然是凭借侥幸才仓促逃离了杀人现场。
在抨击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加讽刺。在书中，小职员安德烈·列别加尼科夫便是这派思潮的代表。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处境和氛围。氛围意味着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列别加尼科夫梦想着建立“公社”制度，大肆鼓吹婚外恋的种种好处，并将婴儿洗礼看作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左派媒体在评论中称，卢任、列别加尼科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物是对“青年一代”的赤裸裸污蔑。面对这样的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示气愤。说到底，向左派阵营发起挑衅，原本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左派阵营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广大读者对陀氏新作的追捧。《罪与罚》成为1866年俄国文坛的大事件。就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手法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屠格涅夫，在读过《罪与罚》第一章后，也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的兴趣和热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在《罪与罚》前几章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时，俄国媒体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1866年1月，在莫斯科攻读法律的大学生阿列克谢·达尼洛夫（Alexej Danilow）杀死了一名放高利贷者和他的厨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同时被害的老太婆的妹妹一样，这位厨娘大概也是因为偶然目睹了杀人过程而被凶手灭口。尽管在达尼洛夫案件中，无论凶手的个性还是杀人动机，都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迥然不同，但两起案件的相似性仍然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谈起他的“理想主义”写实风格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描写的区别时，也曾提到他的小说透过达尼洛夫案件所反映出的预测能力（他有意避开了“预言”一词）。
《罪与罚》的火爆效应，使得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的订阅量明显大增。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与现实的某些偶然巧合，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所采用的新颖而复杂的小说技法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作者将侦探小说的形式与社会小说和杂志专栏中的意识形态讨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把悲剧元素与许多凄婉哀伤的细节相互掺杂。尤其打动人心的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经历，作者细致入微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那些富有画面感的场面描写，让人读起来不禁动容：掰手腕，揪头发，抱着陌生人的膝盖跪地哀求，痛苦的呻吟声，伴着幼童的哭号。
在1860年前后，这种感伤主义写法已经不再流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些催人泪下的画面仍然能感动足够多的读者，唤起他们对人世间悲苦的关注与同情。另外，还有作者制造悬念的技巧，它一方面让人联想起英国惊悚小说中的“生动情节”，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悬疑电影手法提供了灵感。按分秒计时的谋杀筹划过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凶手的同谋；在撞击下晃动的门钩，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追踪他的人分立门两侧，他们看不到对方，却又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还有斯维德里盖洛夫躲在隔壁偷听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自己的罪行，让读者紧张又揪心——以上种种，都是典型的好莱坞特别是希区柯克风格。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驱。
与《双重人格》中一样，读者之所以感到恐怖，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却又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逼近。这种写法既可以增加悬疑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揭示被压抑的、违反禁忌的潜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富于暗示的梦境描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前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一群喝醉酒的壮汉不停地用皮鞭和铁棒抽打一匹瘦弱的驽马，直到它在痛苦中断了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噩梦被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实，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凶案。“咱们走吧，别看啦！”在梦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对吓呆了的男孩说道。父亲试图用逃离的方式，忘记亲眼看见的暴行，压抑潜意识里的恐惧，而揭露人的潜意识恰恰是梦的意义所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又做过一个同样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又一次向老太婆行凶。
他简直要发疯了：使出全身的力气，猛砍老太婆的脑袋，但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抖个不停。他转身就跑，但穿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一扇扇房门全都大敞四开，楼梯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到处站满了人，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可是都在躲躲藏藏，都在等着，一声不响……
除了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另一个办法折磨着读者的神经：当《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连载时，每一部分往往都是在情节最紧张的地方戛然中断，把悬念延续到下一期。例如，上面提到的噩梦一节，在连载时是这样收尾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后，发现屋子里坐着一位陌生人。“请允许我自我介绍：阿尔季卡·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一期连载便以这串省略号作为结尾，读者就像被吊在悬崖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茫然不知。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第三章（单行本中为第六章）第六节是以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情节结束的。这段的结尾只有短短一句话：“斯维德里盖洛夫扣动了扳机……”后面是括号里的编者提示：“未完待续。”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中，因为紧接着便是第七节，所以省略号被改成了句号。
小说的尾声有着明显的自传痕迹。所有情节的设定——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苦役营，犯人们对主人公的歧视，还有“枕头底下的《福音书》”——都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从“罪犯”变成“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蜕变。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使得主人公的道德新生少了些乌托邦式的抽象色彩。它将读者的目光重新转向作者的过往经历，每当谈论起这些往事，读者们（不仅是俄国读者）总是津津乐道，乐在其中。
作家兄长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像，K.特鲁托夫斯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