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谢振忠 李杨 樊蒙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也有历史经验可循。
国内外在这方面有众多可供借鉴的案例，其中三种主要的操作方式——设立“母工厂”、国内产业转移以及跨境劳务合作，都起到了把产业链留在国内的作用。我国今后也可以更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挥其作用，将这些成熟的布局策略与精准的政策设计相结合，减少产业链及关键环节流失。
“母工厂”源于日本，是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形势下，避免本土产业“空心化”的重要模式，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以此方式牢牢把控着本国产业链的全球优势。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产汽车。
日产汽车作为日本一家大型跨国汽车制造商，旗下拥有日产、英菲尼迪等众多知名品牌。追滨工厂是日产汽车的国内“母工厂”，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它不仅是日产汽车新品的首发研制和迭代更新引领者，还承担着对全球生产基地的指导功能，按照总公司要求派出技术人员对海外工厂的施工运营、设计生产、经营管理等进行指导。
比如，位于我国广州的东风日产工厂就是严格执行日产汽车“同期生产”“品质管理”等要求，所有车型的冲压磨具均从日本进口，阳光、轩逸、骐达等车型的核心设计平台和技术均来自总部或“母工厂”。
▲东风日产广州基地，流水线上正在装配的东风日产“轩逸”车型。图/视觉中国
类似于追滨工厂，日本通过在多个产业领域建立本土“母工厂”，实现了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并使其留驻日本。
我国也有类似的案例，比如华为。
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莞松山湖基地是华为全球最大的研发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是华为终端总部，也是其新晋“母工厂”。
这个基地于2018年投入运营，毗邻深圳和香港，建有最先进的热技术实验室、结构材料实验室、内部网络安全实验室等科研载体，并布局建设了第二代数据中心、研发中心和中试中心，能够为华为的全球技术研发提供强力支持。
松山湖基地还建有华为大学，可以为全球新入职员工提供上岗培训、管理培训等，输出华为管理智慧和实践经验。在基地周边，有大量华为供应商落户，并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配套和供应网络。
▲2021年1月29日，俯瞰华为东莞松山湖基地。图/视觉中国
仔细研究这些案例可以发现，“母工厂”模式的关键在于坚守“母工厂”的本土性、溢出性和控制能力。
首先，“母工厂”是全球化企业的核心节点，无论跨国企业的规模如何庞大，其“母工厂”所在地永远不离开本土。
其次，“母工厂”规模庞大、产品线丰富、生产调整迅速，一般负责关键核心部件、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母工厂”可以针对高品质、高难度和新产品，开展设计研发和小批量制造，并将生产流程标准化。
再者，“母工厂”拥有全产业链最高技术水平，控制研发主导权，可以持续为全球“子工厂”提供关键技术、核心部件、高级人才等支持，经标准化后的生产流程也向“子工厂”扩散，是整个企业集团的“中枢”。
借鉴这一模式的经验，若我国重要产业或关键领域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代表性企业或企业集团，都建有类似“母工厂”并有效发挥相关功能，可使国内重要产业链及关键环节较大限度减少流失国外之虞。
路径二：部署国内产业梯度转移
实现国内产业的梯度转移，是一条更为传统同时也被广泛证明成熟有效的路径。
国外较为典型的案例还是日本。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东京的重工业强势恢复，到60年代，东京制造业产值占到首都圈的半壁江山。
不过，由于产业、人口、资源的过度集中，东京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将占地面积过大、生产效率偏低、产业层次不高、物流要求严格的机械加工、电器生产、石化钢铁等一般制造业，大量转移至距离不远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
▲2020年6月29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拍摄的工厂夜景。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到70、80年代，东京的产业梯度转移逐步完成，形成了从东京向西延伸的京滨工业区（以东京、川崎、横滨为核心），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以及向东延伸的京叶工业区（以东京、市川、千叶为核心），重点发展石油炼化、钢铁加工。
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事实上避免了东京制造业的“空心化”，在日本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机械、电子、石化、钢铁等产业链。
多年来，我国在产业梯度转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发布和滚动更新《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按行业领域指导各地区重点承接产业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合理有序转移，优化工业生产力布局。
又比如，设立“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中西部地区的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两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等设立示范区，试行政策、创新体制、完善机制、打造平台，探索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增强产业承载能力。
再比如，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推动产业合作，通过省际结对、对口帮扶等，激发东部企业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的积极性，支持建设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引进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
▲2020年6月29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拍摄的工厂夜景。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到70、80年代，东京的产业梯度转移逐步完成，形成了从东京向西延伸的京滨工业区（以东京、川崎、横滨为核心），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以及向东延伸的京叶工业区（以东京、市川、千叶为核心），重点发展石油炼化、钢铁加工。
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事实上避免了东京制造业的“空心化”，在日本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机械、电子、石化、钢铁等产业链。
多年来，我国在产业梯度转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发布和滚动更新《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按行业领域指导各地区重点承接产业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合理有序转移，优化工业生产力布局。
又比如，设立“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中西部地区的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两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等设立示范区，试行政策、创新体制、完善机制、打造平台，探索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增强产业承载能力。
再比如，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推动产业合作，通过省际结对、对口帮扶等，激发东部企业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的积极性，支持建设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引进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
▲2020年10月17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一扶贫车间里，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图/新华社发
最近几年，中央高层更是高度重视，指出要把国内产业转移作为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重要途径。
从目前产业布局来看，国内产业转移的关键在于提升我国中西部、东北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形成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对竞争优势，实现将传统制造业或中低端产业及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结合国内外已有例鉴，需将产业技术梯度与区域发展梯度相匹配，有序推动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以此延缓产业链外迁趋势，实现把产业链留在国内。
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
一是保持适当的梯度落差。高梯度地区通过创新预防产业结构老化，低梯度地区从初级产业逐步开发升级，二者的势能落差保持动态适中，以转移承接中低端技术或产业溢出。
二是形成承接地比较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承接地面临与外国的竞争，需在资源能源、用地用工、产业生态等方面打造相对竞争优势，提高国内低梯度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避免产业链过度外迁。
三是建立区域联动发展机制。通过市场牵引和政策推动，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间、流域的上中下游间建立联动机制，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转移。
路径三：开展跨国（沿边跨境）劳务合作
开展跨国特别是沿边跨境劳务合作，目的是发挥两国各自的产业优势和劳动力优势，特别是边境地区地缘相近优势，在产业“走出去”和用工“引进来”上反弹琵琶，通过引入他国（特别是邻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从而把国内产业链“留下来”。
它的实施要点有三方面：
一是沿边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制造、加工贸易等对劳动力成本敏感，本国边境地区需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布局农产品深加工、电子元器件生产、进境产品落地加工等，实现本地特色化产业链发展。
二是利用邻国丰厚的“人口红利”。邻国边境地区一般经济欠发达，缺少制造产业布局，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裕，用工成本与国内差距大，工人吃苦耐劳、环境适应力强。
三是建立跨境劳务合作机制。这要求两国政治和经贸关系正常，有较深厚的劳务输送历史渊源，双方需签署正式文件，建立跨境劳务合作协调机制，协同推进跨境劳务合作模式、政策和管理事务。
仍以日本为例。近几年来，约有三成外国劳工受雇于日本制造行业。在食品制造、纺织工业、运输设备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国工人占本行业工人总数的比例最高，达到6%-8%。
▲图/新华社发以日本与菲律宾开展的跨国劳务合作为例，日本与菲律宾签署劳务备忘录，放宽菲律宾工人工作签证的范围，将工程机械、电子、食品制造、建筑维护等14个行业的低技能工种纳入，解决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不足问题。
从成本看，日本国内制造业工人月薪约2万-3万元人民币，菲律宾劳工月薪约为1万元人民币，这就极大降低了日本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为日本留住重点产业链创造了条件。
这种跨国劳务合作是一种双赢，菲律宾在日劳工的月薪远超本国（收入最高的首都马尼拉地区平均月薪仅2000元人民币），他们同时也为菲律宾提供了大量外汇收入。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在边境地区实施跨境劳务合作方面最为出色，也最有成效。比如，近年来，我国广西与越南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河江省建立了中越跨境劳务合作机制，依靠内陆要素支撑、沿边产业优势以及越南人口红利，推动了特色优势产业在边境地区集聚。
今后，我国开展沿边跨境劳务合作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扩大沿边地区开放，科学规划和布局适宜性特色优势产业，采取“中国产业链+跨境劳动力”合作模式，把产业链及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图/新华社发以日本与菲律宾开展的跨国劳务合作为例，日本与菲律宾签署劳务备忘录，放宽菲律宾工人工作签证的范围，将工程机械、电子、食品制造、建筑维护等14个行业的低技能工种纳入，解决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不足问题。
从成本看，日本国内制造业工人月薪约2万-3万元人民币，菲律宾劳工月薪约为1万元人民币，这就极大降低了日本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为日本留住重点产业链创造了条件。
这种跨国劳务合作是一种双赢，菲律宾在日劳工的月薪远超本国（收入最高的首都马尼拉地区平均月薪仅2000元人民币），他们同时也为菲律宾提供了大量外汇收入。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在边境地区实施跨境劳务合作方面最为出色，也最有成效。比如，近年来，我国广西与越南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河江省建立了中越跨境劳务合作机制，依靠内陆要素支撑、沿边产业优势以及越南人口红利，推动了特色优势产业在边境地区集聚。
今后，我国开展沿边跨境劳务合作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扩大沿边地区开放，科学规划和布局适宜性特色优势产业，采取“中国产业链+跨境劳动力”合作模式，把产业链及关键环节留在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