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货币最晚在舟山发行！1角、2角、5角最稀少，快找找你家有收藏吗？

浙江省银行是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金融的中心机构，最早在舟山设立办事处的时间为1937年2月5日，地址在定海南门口南珍桥北堍。同年4月1日，沈家门分理处在鹤龄路营业。抗战开始后，浙江省银行总行于1937年奉令撤退到丽水，将重要物资钱款部分移到福建南平支行。1939年7月，由于抗战形势紧张，定海办事处、沈家门分理处移撤至宁波，之后随宁波分行撤到丽水。为配合抗战初期的军需和民食，浙江地方银行当时在全国首创农贷业务，很有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浙江省地方银行对机构和业务进行了整顿，原撤到丽水、永康的省内分支机构逐步恢复，定海办事处也在此时复业，而外省机构逐步裁撤。1947年7月3日，省地方银行更名为浙江省银行，仍改为总行制，地址设在杭州中山中路。1949年5月，宁波解放前夕，宁波分行总经理韦保泰随带了一批人员到了定海。

1949年4月底，国民党浙江省军政有关人员从杭州开始撤逃到宁波，5月3日，国民党军队炸毁钱塘江大桥，除解散低级职员外，其余军政人员都集中到宁波。23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再次率军政人员从宁波溃退到定海。27日，国民党上海部分败军也溃退至舟山群岛，江苏、安徽等省政府和其下的数十个已被解放的国民党流亡县政府，以及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等军事机构的军政人员和随从家属等数万人先后撤逃到舟山群岛。浙江省政府将随同撤来的浙江省银行、浙江省银行宁波分行和浙江省银行定海办事处进行合并，改组成立“浙江省银行总行”，由国民党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陈宝麟任董事长，由原宁波分行行长韦保泰任总经理，将原定海办理处作为总行，并将沈家门分理处改为办事处（时人员增至9人）。由于辅币的紧缺，定海商会出面用银角和铜元进行找零，银元券于7月份发行之后，辅币紧缺问题还未能解决，因此浙江省银行发行二角、五角本票共计金额5000元，代辅币流通，后陆续全数收回。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中央银行宁波分行结束业务，对在舟山发行的中央银行银元券进行了收兑，尚未兑换的银元券由浙江省银行代兑，其它业务由浙江省银行接手。中国银行定海办事处（今定海西大街42号）于1949年底前后奉命停业后，1950年2月前后人员去了台湾，故浙江省银行总行迁到中国银行定海办事处旧址办公，而原设于在南门外的浙江省银行总行改为分行。为适应国民党在舟山的战时经济需要，1949年12月，浙江省银行在岱山东沙角成立岱山办事处，同时另在省政府驻地定海干榄增设干榄分理处。

一、“浙江省银行”银元兑换券票面介绍

浙江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主币两种：一元和五元；辅币三种：一角、二角和五角。这一套五种纸币票面设计式样风格基本一致，主景图案均为杭州六和塔与钱江大桥，全由当时的“中央印制厂台北厂”印制。各券别票面颜色不同，按面额从小到大递增。

这套纸币票面基本要素介绍如下：

1角券

蓝色，长9.3厘米，宽4.9厘米。右下侧边框内为隶书印制年份“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印”、其边框下小楷书“中央印制厂台北厂”字样。两侧分别为董事长陈宝麟和总经理韦保泰的中文签名。

浙江省银行是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金融的中心机构，最早在舟山设立办事处的时间为1937年2月5日，地址在定海南门口南珍桥北堍。同年4月1日，沈家门分理处在鹤龄路营业。抗战开始后，浙江省银行总行于1937年奉令撤退到丽水，将重要物资钱款部分移到福建南平支行。1939年7月，由于抗战形势紧张，定海办事处、沈家门分理处移撤至宁波，之后随宁波分行撤到丽水。为配合抗战初期的军需和民食，浙江地方银行当时在全国首创农贷业务，很有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浙江省地方银行对机构和业务进行了整顿，原撤到丽水、永康的省内分支机构逐步恢复，定海办事处也在此时复业，而外省机构逐步裁撤。1947年7月3日，省地方银行更名为浙江省银行，仍改为总行制，地址设在杭州中山中路。1949年5月，宁波解放前夕，宁波分行总经理韦保泰随带了一批人员到了定海。

1949年4月底，国民党浙江省军政有关人员从杭州开始撤逃到宁波，5月3日，国民党军队炸毁钱塘江大桥，除解散低级职员外，其余军政人员都集中到宁波。23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再次率军政人员从宁波溃退到定海。27日，国民党上海部分败军也溃退至舟山群岛，江苏、安徽等省政府和其下的数十个已被解放的国民党流亡县政府，以及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等军事机构的军政人员和随从家属等数万人先后撤逃到舟山群岛。浙江省政府将随同撤来的浙江省银行、浙江省银行宁波分行和浙江省银行定海办事处进行合并，改组成立“浙江省银行总行”，由国民党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陈宝麟任董事长，由原宁波分行行长韦保泰任总经理，将原定海办理处作为总行，并将沈家门分理处改为办事处（时人员增至9人）。由于辅币的紧缺，定海商会出面用银角和铜元进行找零，银元券于7月份发行之后，辅币紧缺问题还未能解决，因此浙江省银行发行二角、五角本票共计金额5000元，代辅币流通，后陆续全数收回。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中央银行宁波分行结束业务，对在舟山发行的中央银行银元券进行了收兑，尚未兑换的银元券由浙江省银行代兑，其它业务由浙江省银行接手。中国银行定海办事处（今定海西大街42号）于1949年底前后奉命停业后，1950年2月前后人员去了台湾，故浙江省银行总行迁到中国银行定海办事处旧址办公，而原设于在南门外的浙江省银行总行改为分行。为适应国民党在舟山的战时经济需要，1949年12月，浙江省银行在岱山东沙角成立岱山办事处，同时另在省政府驻地定海干榄增设干榄分理处。

一、“浙江省银行”银元兑换券票面介绍

浙江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主币两种：一元和五元；辅币三种：一角、二角和五角。这一套五种纸币票面设计式样风格基本一致，主景图案均为杭州六和塔与钱江大桥，全由当时的“中央印制厂台北厂”印制。各券别票面颜色不同，按面额从小到大递增。

这套纸币票面基本要素介绍如下：

1角券

蓝色，长9.3厘米，宽4.9厘米。右下侧边框内为隶书印制年份“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印”、其边框下小楷书“中央印制厂台北厂”字样。两侧分别为董事长陈宝麟和总经理韦保泰的中文签名。

二、“浙江省银行”银元券的发行时间

通过参阅两岸大量的档案资料，将1949年金元券崩溃前后到1950年5月撤退到台湾，浙江省银行解散为止，对浙江省银行银元券发行时间进行了考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发行的时间等关键性的问题。浙江省政府驻守宁波发布公告到“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之前（1949年5月8日—7月3日），主要流通的是银元。“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1949年7月4日）开始，定海即流通由宁波分行发行的“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浙江省银行银元券发行时间应当在广州解放（1949年10月14日）之后。国民党“行政院”于1949年7月3日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8月9日，“财政部”公布了根据该办法第十三条制定的《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对各省省银行发券进行限制。省银行发券以一元和辅币券为限，发行条件和发行相关事宜须经财政部核准。为控制金融市场，“浙江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实施金融统一。为符合“行政院”发券要求，浙江省银行进行了改组，由国民党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陈宝麟任董事长，由原宁波分行行长韦保泰任总经理，改组时，将从杭州带出的浙江省政府金库之黄金7000多市两，银元100多万元（枚）交付省银行，作为发行银元券准备兑换基金，以稳定币信。在台湾的国民党财政部也同意设在舟山的浙江省银行发行银元券。

由于局势动荡不安，时间紧迫，在舟山当地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印刷问题，而台湾到定海每天都有飞机航班来往，据章朝纲（1947年从浙江省银行慈溪支行调到定海，解放后人民银行工作，工商银行舟山分行退休）、邓光宇（原在浙江省银行沈家门办事处工作，舟山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后调至普陀区财税局）回忆：“1949年秋季，浙江省银行委派一科长到台湾办理银元兑换券的印刷事宜。票面只有1元1种，当时规定以1:1兑换银元，但仅限个人限量兑换，沈家门也办兑换，银元券也可向银行购买黄金，每一小两约100-120元。”因此该套纸币的设计和印刷全部在台湾“中央印钞厂台北厂”，浙江省银行奉令发行银元券的时间应该在8月9日国民党财政部制定公布《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之后，于1949年10月14日“中央银行宁波分行”撤出前后比较合理。

为加强军政统一管理，1949年11月23日，国民党行政院决定组织行动内阁，随军移动，明令更调浙、桂、闽、甘四省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由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兼任。11月25日，石觉由定海坐机到台湾述职，27日返回定海。12月7日，浙江省政府新旧主席办理交接。交接后，原省主席周喦、财政厅长陈宝麟、赵蔼辉等一大批省政府官员调到台湾，而新主席石觉命令政府迁到定海北部的干（石+览）乡（后由蒋经国更名为“克难乡”），并将原浙江省政府所属各厅处机构均予裁撤，仅设秘书、政务、经济、军事四处，陈保泰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浙江省银行的董事长也因此由当时最高军政机构秘书长陈宝泰接任。1950年1月，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石觉电召与之相交友好的前热河省银行总经理胡之涣至舟山任浙江省银行副总经理，并兼任浙江省银行承办的安昌贸易行总经理，主要做台湾与舟山之间物资来往贩运贸易。

按照“财政部”《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的规定，浙江省银行不得发行五元面额的纸币。1950年春，面对银元券发行量的日益增加和战时的特殊情况，当时的台湾当局所直接管辖的省银行也就只有台湾省银行和浙江省银行两家。在经过当局“财政部”核准后，浙江省银行又在台湾“中央印制厂台北分厂”印制了五元券一种。五元券在定海和沈家门等地发行。新发行的五元券与原发行的1元券和3种角券设计上有了一定的差别，且背面中文签名也改由英文签名，董事长由原来的陈宝麟改为陈宝泰。

二、“浙江省银行”银元券的发行时间

通过参阅两岸大量的档案资料，将1949年金元券崩溃前后到1950年5月撤退到台湾，浙江省银行解散为止，对浙江省银行银元券发行时间进行了考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发行的时间等关键性的问题。浙江省政府驻守宁波发布公告到“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之前（1949年5月8日—7月3日），主要流通的是银元。“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1949年7月4日）开始，定海即流通由宁波分行发行的“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浙江省银行银元券发行时间应当在广州解放（1949年10月14日）之后。国民党“行政院”于1949年7月3日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8月9日，“财政部”公布了根据该办法第十三条制定的《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对各省省银行发券进行限制。省银行发券以一元和辅币券为限，发行条件和发行相关事宜须经财政部核准。为控制金融市场，“浙江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实施金融统一。为符合“行政院”发券要求，浙江省银行进行了改组，由国民党浙江省财政厅厅长陈宝麟任董事长，由原宁波分行行长韦保泰任总经理，改组时，将从杭州带出的浙江省政府金库之黄金7000多市两，银元100多万元（枚）交付省银行，作为发行银元券准备兑换基金，以稳定币信。在台湾的国民党财政部也同意设在舟山的浙江省银行发行银元券。

由于局势动荡不安，时间紧迫，在舟山当地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印刷问题，而台湾到定海每天都有飞机航班来往，据章朝纲（1947年从浙江省银行慈溪支行调到定海，解放后人民银行工作，工商银行舟山分行退休）、邓光宇（原在浙江省银行沈家门办事处工作，舟山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后调至普陀区财税局）回忆：“1949年秋季，浙江省银行委派一科长到台湾办理银元兑换券的印刷事宜。票面只有1元1种，当时规定以1:1兑换银元，但仅限个人限量兑换，沈家门也办兑换，银元券也可向银行购买黄金，每一小两约100-120元。”因此该套纸币的设计和印刷全部在台湾“中央印钞厂台北厂”，浙江省银行奉令发行银元券的时间应该在8月9日国民党财政部制定公布《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之后，于1949年10月14日“中央银行宁波分行”撤出前后比较合理。

为加强军政统一管理，1949年11月23日，国民党行政院决定组织行动内阁，随军移动，明令更调浙、桂、闽、甘四省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由舟山防卫司令官石觉兼任。11月25日，石觉由定海坐机到台湾述职，27日返回定海。12月7日，浙江省政府新旧主席办理交接。交接后，原省主席周喦、财政厅长陈宝麟、赵蔼辉等一大批省政府官员调到台湾，而新主席石觉命令政府迁到定海北部的干（石+览）乡（后由蒋经国更名为“克难乡”），并将原浙江省政府所属各厅处机构均予裁撤，仅设秘书、政务、经济、军事四处，陈保泰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浙江省银行的董事长也因此由当时最高军政机构秘书长陈宝泰接任。1950年1月，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石觉电召与之相交友好的前热河省银行总经理胡之涣至舟山任浙江省银行副总经理，并兼任浙江省银行承办的安昌贸易行总经理，主要做台湾与舟山之间物资来往贩运贸易。

按照“财政部”《省银行发行银元券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的规定，浙江省银行不得发行五元面额的纸币。1950年春，面对银元券发行量的日益增加和战时的特殊情况，当时的台湾当局所直接管辖的省银行也就只有台湾省银行和浙江省银行两家。在经过当局“财政部”核准后，浙江省银行又在台湾“中央印制厂台北分厂”印制了五元券一种。五元券在定海和沈家门等地发行。新发行的五元券与原发行的1元券和3种角券设计上有了一定的差别，且背面中文签名也改由英文签名，董事长由原来的陈宝麟改为陈宝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