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杨宇东:中国资本市场的“护航者”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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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我国第一张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刊转为公开发行,面向市场招募记者编辑,大学毕业不久的我有幸从此走上了财经记者的职业道路。一直到2006年离开,回望13个寒暑春秋,个人的职业生涯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共同从稚嫩走向成熟,真是一段无比美好的青春岁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证报青浦路办公室,有一晚办公室停电,记者秉烛写作。
1993年春天我入职的时候,报社还是在黄浦路上交所老楼一个逼仄的夹层里,办公室层高很低,也没有窗户,办公条件很一般,但是因为报纸刚刚转为公开发行,又有一大批新鲜血液的加盟,再加上陆国元、张持坚、曹永安、谢金虎、贺晓林等一批新华社“大笔杆子”的加持,上证报步入疾速发展的阶段。报社重新进行了部门架构,规划了全国印点,新设了首个外地记者站—北京站,创业的气氛非常浓厚。记者的条线也进行了细分,新闻部里设置了专职采访上市公司的记者岗位,我也在这个岗位上开始了我的财经记者生涯。


1995年,上证报派出强大记者团队,启动“中国经济长江行”,自西藏一路向东,对长江沿岸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进行深度报道。
上证报当时在市场报道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上市公司报道在当时的传媒行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不同于传统媒体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性报道,更多需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以及企业资本运营的角度进行专业报道,所以没有业内的经验可循,完全靠自我摸索。我和蒋和平、曹斌等几个做公司报道的新人一开始也找不到门道,除了日常的条线采访之外,我们决定用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切入——上市公司公告,因为根据信息披露的要求,重大事项必须公告,公告先天就具备了新闻性,也直接影响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所以能先把公告新闻做好就相当于抓住了上市公司报道的牛鼻子。于是我们先是在版面上开设了“公告速递”栏目,先选择重要的公司公告来编发,随后又开设了“公告解读”栏目,对于比较重磅的公告进行分析解读和补充采访。所以当时公司记者的工作节奏也很特别,白天在外面采访,晚上就回办公室等公告、编公告、解读公告。新栏目开设不久,因为其很强的服务性和简洁明了的文风而在读者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995年,上证报派出强大记者团队,启动“中国经济长江行”,自西藏一路向东,对长江沿岸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建设进行深度报道。
上证报当时在市场报道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上市公司报道在当时的传媒行业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不同于传统媒体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性报道,更多需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以及企业资本运营的角度进行专业报道,所以没有业内的经验可循,完全靠自我摸索。我和蒋和平、曹斌等几个做公司报道的新人一开始也找不到门道,除了日常的条线采访之外,我们决定用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切入——上市公司公告,因为根据信息披露的要求,重大事项必须公告,公告先天就具备了新闻性,也直接影响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所以能先把公告新闻做好就相当于抓住了上市公司报道的牛鼻子。于是我们先是在版面上开设了“公告速递”栏目,先选择重要的公司公告来编发,随后又开设了“公告解读”栏目,对于比较重磅的公告进行分析解读和补充采访。所以当时公司记者的工作节奏也很特别,白天在外面采访,晚上就回办公室等公告、编公告、解读公告。新栏目开设不久,因为其很强的服务性和简洁明了的文风而在读者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证报的编辑部场景。
当然,公告新闻只是上证报公司报道最基础的构成。随着经验的快速积累、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94年开始,上证报的上市公司报道开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诞生的沪深股市虽然生机勃勃,但是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投资理念、股市的社会认知和配套环境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短板,这也促使我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制度建设领域,特别热衷于就这方面的选题和政府官员、监管人士、中介机构、上市公司频繁讨教和交流。


围绕市场热点,上证报经常举办相关论坛和研讨会。
股票、债券本来就是“舶来品”,所以中国证券市场开设之初就非常强调和国际接轨,因为发行B股和H股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需要聘请海外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是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境内外会计制度和准则不一致,常常导致巨大的审计差异,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上市公司也是头痛不已。我花了两周时间,采访了包括当时的“六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在内的一批业内人士,从现象到弊端,再到解决方案,连续刊登在1994年5月的报纸头版,呼吁尽快推进境内会计制度和准则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国内最早探讨这一课题的深度报道,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包括交易所领导的赞扬。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又开始关注当时非常敏感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问题,借力当时的上海市体改办杜靳慧处长等专家和官员的智慧,连续发文呼吁发挥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和体制机制创新优势,尽快破解国企员工持股难题,也算领一时风气之先。


围绕市场热点,上证报经常举办相关论坛和研讨会。
股票、债券本来就是“舶来品”,所以中国证券市场开设之初就非常强调和国际接轨,因为发行B股和H股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需要聘请海外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但是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境内外会计制度和准则不一致,常常导致巨大的审计差异,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上市公司也是头痛不已。我花了两周时间,采访了包括当时的“六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在内的一批业内人士,从现象到弊端,再到解决方案,连续刊登在1994年5月的报纸头版,呼吁尽快推进境内会计制度和准则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国内最早探讨这一课题的深度报道,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包括交易所领导的赞扬。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又开始关注当时非常敏感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问题,借力当时的上海市体改办杜靳慧处长等专家和官员的智慧,连续发文呼吁发挥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和体制机制创新优势,尽快破解国企员工持股难题,也算领一时风气之先。
第一起国有股配售的报道。
当时上市公司侵犯中小股东利益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相关法制建设还是非常滞后,几近空白,正好日本归来的严义明律师希望在国内推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再加上宋一欣等律师正在积极推动股市维权,我借此发表了一系列述评和专访文章,其中包括国内媒体对严义明最早的采访,上证报此后也成为了中小投资者维权的舆论高地。

除了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鼓与呼,舆论监督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证报公司报道的鲜明特色,当时上市公司被当做大股东“提款机”现象屡见不鲜,上市公司违规违法后 “一退(市)了之”,表面上受了处罚,实质上中小股东的损失无从弥补,这个时候,媒体必须承担起最基本的职能。我和团队撰写了对活力28、粤金曼等一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批评报道,体现了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赢得了投资者好评,推动了后续监管制度的完善。

除了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鼓与呼,舆论监督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上证报公司报道的鲜明特色,当时上市公司被当做大股东“提款机”现象屡见不鲜,上市公司违规违法后 “一退(市)了之”,表面上受了处罚,实质上中小股东的损失无从弥补,这个时候,媒体必须承担起最基本的职能。我和团队撰写了对活力28、粤金曼等一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批评报道,体现了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赢得了投资者好评,推动了后续监管制度的完善。
经过了十年的快速生长,步入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一段类似青春期的迷惘,无论是全流通困惑还是投资者结构缺陷,包括上市公司治理难题,困扰着市场各方。作为一家与市场共成长的专业媒体,此时此刻应该更多地用长期发展的眼光,用更强的定力,来探讨和分析这个 “新兴+转轨”市场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作为策划人和执笔者,我带领团队潜心完成了 “中国资本市场系列调查报告”,其中包括中国首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调查报告”“中国信托业调查报告”“保险资金直接入市调查报告”“上市公司购并调查报告”等。这样的报道形态当时也是财经媒体中首创,谈不上惊天动地,但相信为中国证券市场走向成熟和规范贡献了一丝力量,像独董调查报告发布后很快引起了证监会的重视,一周后,上市部针对这份报告邀请部分业内人士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回首多年前的这些历史,当时不少重磅和突破性的报道放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长河中似乎不值一提,就像当时最早一批二级市场举牌事件的报道,我几乎全部参与,包括宝安举牌延中、万科举牌申华、天极举牌小飞乐、辽国发举牌爱使、云南恒丰举牌兴业等。现在回想那些事件,很多就像儿戏,或者明显打着监管的擦边球,但是这种野蛮生长不就是后来市场相关制度完善的原始积累吗?
我想这也就是媒体做好当下的意义所在,尤其是专业财经媒体,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是要目光长远、关注当下、立足专业、记录历史、推进变革。
只有回望,才能发现你的美好。
这些年我在复旦新闻学院讲述中国财经媒体历史的时候,其发轫一定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立的几家证券报,它们是市场的产物,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创新的代表。

回首多年前的这些历史,当时不少重磅和突破性的报道放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长河中似乎不值一提,就像当时最早一批二级市场举牌事件的报道,我几乎全部参与,包括宝安举牌延中、万科举牌申华、天极举牌小飞乐、辽国发举牌爱使、云南恒丰举牌兴业等。现在回想那些事件,很多就像儿戏,或者明显打着监管的擦边球,但是这种野蛮生长不就是后来市场相关制度完善的原始积累吗?
我想这也就是媒体做好当下的意义所在,尤其是专业财经媒体,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是要目光长远、关注当下、立足专业、记录历史、推进变革。
只有回望,才能发现你的美好。
这些年我在复旦新闻学院讲述中国财经媒体历史的时候,其发轫一定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创立的几家证券报,它们是市场的产物,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创新的代表。
2002年4月,时任新华社社长田聪明视察上海证券报。
记得我当年刚入职的时候,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来给新记者讲课,用了个形象的比喻:“证券市场就像一只手,上市公司、交易所、投资者、中介机构和媒体就像五根手指,对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来说缺一不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证券报的三十年应该是很好地承担了应有的使命和责任,随着中国证券市场拿下股权分置和注册制改革两场关键战役,坚定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原则和理念,以及财经媒体在专业引领、融合传播能力上的持续迭代升级,上海证券报也一定能够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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