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津人艺带给我们艺术享受
天津是曲艺之乡。中国大多数剧种和曲种都曾在津门亮相，为天津人带来快乐。早期的南市地区是天津人娱乐的大本营，这里演出的内容多是农耕经济产物，所以对旧内容和旧程式的改革创新始终在这里进行。由旧茶园变身新文艺骨干剧场的人民剧场就是成功范例，而担起这种变革的则是创新不停步的天津人艺。
人民剧场的百年变迁
壬子兵变后的1904年，天津商业中心南移，南市得到发展，天仙茶园抢占先机在荣吉街口建成。1917年后，陆续改名为天仙舞台、大新舞台、新明大戏院。这里是天津八大奇案之一“枪毙刘汉臣”的发生地。1927年，当时20多岁的京剧演员刘汉臣红极一时，突然被督军褚玉璞抓走后枪决，原因是“私通”。梅兰芳、杨小楼等曾积极营救，关系都疏通到了军阀张宗昌等处也于事无补。以此为素材，秦瘦鸥创作小说《秋海棠》，相声大师张寿臣改编了长篇单口《枪毙刘汉臣》。
1945年后，戏院改为美琪电影院。1952年10月影院改建，至1954年再次重新装修，面貌一新，定名人民剧场，并成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驻演剧场。
和平路是天津传统的商业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东马路南下沿和平路到荣吉街口属于第一个繁华路段，主要是因为和平路84-86号两层高大建筑的门脸纵刻“人民剧场”四个大字，四层宽大台阶形成的弧形平面立着四扇高挑的玻璃门，再加之上方半圆形玻璃图案，营造出典雅而活跃的气氛，这里也成为新中国天津新文艺地标。
在人民剧场两侧分别是中原文具店、家具五厂展销门市部、天生园食品店、一品堂广药庄。
1956年，天津人艺版《雷雨》在这里首演并掀起观剧高潮。那时，天津市民正在努力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浸透在娱乐之中。话剧一改旧戏剧的表演形式，成为青年人向往的娱乐享受。电影看的是屏幕，话剧看的是真人，话剧演员动情而真实的表演，直接穿透人们的心灵，更为文学青年所垂青。当时话剧票价比较高，基本在8角钱左右，谈恋爱的青年男女携手走进人民剧场看话剧是一种时尚。每当新剧目演出，剧场旁广告牌上都绘制出巨大剧照画面，路过此地电车上的乘客总会探头张望。
天津人艺与社会共鸣70年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成立的平山县铁血剧社，后改为晋察冀群众剧社、华北群众剧社、天津群众剧团。1951年以后，在天津群众剧团基础上分别建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天津歌舞剧院，将天津市的话剧、歌舞艺术推向新阶段。王莘、曹火星、方纪、王血波等著名艺术家都出自这里。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始终将文艺作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旧社会苦难，鼓舞革命人民的战斗激情，为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发扬解放区文艺革命传统，为天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话剧《六号门》、歌曲《歌唱祖国》等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
人民艺术剧院自1951年成立，继承优良传统，又不忘创新，共排演了近200部剧目。其中以天津为背景的《雷雨》《日出》久演不衰，成为品牌。《钗头凤》《蔡文姬》又是古装新剧的优秀典范。
1956年，首演《雷雨》轰动津门影响全国。它以富有的周家和贫穷的鲁家之间隐藏的血缘关系及旧社会旧伦理道德和追求思想自由的冲突为线索，展现人物之间的心灵世界，让观众看后留下无穷的思考。当时演出的导演是方沉，饰演角色演员为：周朴园（肖林）、周萍（张孝禹）、繁漪（严斐）、鲁侍萍（齐玉珍）、鲁贵（阎珉）、鲁大海（念凡）、四凤（陈洁）、周冲（赵连甲）。其中饰演四凤的陈洁漂亮、天真，一条粗黑的辫子映衬出家境贫寒却有着强烈爱情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朴素向往。饰演周萍的张孝禹出身世家，对于富家生活有真实感受，因此将周萍对四凤的真爱与继母繁漪乱伦情感矛盾演绎得淋漓尽致。《日出》揭露了旧天津垂死挣扎的贫民和大亨们纸醉金迷生活的反差，对黑恶势力的揭露入木三分。《钗头凤》因马超和颜美怡的高超演技感动了许多观众，以至于观众在谈论剧情时竟因自己有相同的经历流下眼泪。
人民艺术剧院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积极推进创新思维，演出了《唐人街上的传说》《一九七九的爱情》《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四者的晚宴》等剧目。特别是为了歌颂抗疫精神，他们昼夜奋战排演了《生死24小时》，刘景范扮演的意大利船长在演出时独唱《我的太阳》，表达了社会各界对天津防止疫情扩散，做好境外船员隔离，赢得了国际社会认可的赞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天津人艺排演了《运河1935》，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运河两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出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情怀。
上了年纪的天津人对天津人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艺演出苏联内容的话剧；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看到了他们演出的许多喜剧；改革开放后，天津人艺创新的演出反映了社会变革中人们新的精神。七十多年的艺术担当，天津人艺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