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汪泓：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中国式养老何以突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64亿，约占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到13.5%，接近深度老龄化水平（14%）。根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突破3亿，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卓越服务论坛上表示。
10月19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了“中国式养老发展新机遇与新模式”主题论坛，讨论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目标升级，中国式养老当下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突围路径。
汪泓以具体数据展开对深度老龄化的讨论，“从全国来看，到2020年底，全国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了18%，而上海如果从实际居住人口的角度来看，老龄化程度达到了28.83%，户籍老年人口更是达到了36.1%，说明深度老龄化程度在加剧。”
关于中国的老龄化特点，汪泓认为，“一个是老年人口占的比重比较高，第二老年人基数比较大，第三增幅较大，增长速度比较快，第四老年人的年龄分布比较多样。”
同时，中国式养老还面临着“未备先老”的严峻挑战，如养老供给结构性失衡凸显、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养老模式仍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产业发展缓慢等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口众多，养老保障起步比较晚，城乡经济水平差距过大。”汪泓表示。
中国式养老该如何突围？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老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以上海为例，在上海发布的养老服务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充分发展高品质的养老服务产品、提供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梯度等，让老年人老有颐养。
汪泓从养老金融的角度作了分析，认为当下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目前我国三大支柱之间发展并不平衡：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支付压力逐渐增大；第二支柱企业和职业年金参加人数不到3000万人，规模较小、覆盖面窄、短期内提升困难；第三支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十四五”的养老规划中，如何把我国的金融市场资产管理与我国养老体系的实际有机结合，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此外，汪泓提出，我国现行的“9073”养老服务体系，机构养老占比为3%-3.5%，居家养老占比达90%以上，政策配套尚不齐全。下一步中国要构建多元化、分层次、分阶段的立体养老模式，包括建立分层次的需求评估体系、筹划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完善严格规范的监督体系等等。
在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思路下，汪泓在讲演中提到一个特别的思考角度——“人口老龄化红利”，“在上海60岁到70岁的年轻老年人占到50%左右，这部分老年人实际上是潜在的高水平高质量劳动力，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教师等等，完全是一个很好很成熟的人力资源。同时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有比较多的财富和知识积累，有更大的支付意愿，可促进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汪泓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除了用好人口老龄化红利外，汪泓提出，“第二还是要通过政府的保障政策、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各种助老保障体系来提供保障和支撑。在把养老第一支柱做实的基础上，要把企业和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来。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养老金以外，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还有个人的商业保险等资产配置要加入进来，同时银行、基金、信贷机构等等也都要加入到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当中。”
汪泓认为，这样就使得第一支柱养老金的保险成分能够加大，但是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又能够在市场上非常好地把资金的管理、增值、保值做好，使得在养老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老年人的保障有后续的活力。
汪泓还提到了养老设施的安排，“可以考虑在‘9073’的基础上，即3%的机构养老，7%的社区养老，90%的居家养老条件下，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两个大的组成部分，在助老、助力、助养、助医、助学等等方面构成比较好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资助以及志愿者的保障体系，使老年人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健康、更加活泼和更加幸福。”
总的概括即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金融对养老社会保障的支持，构建和谐的社区居家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鼓励三孩政策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
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我国的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实际上并不算活跃。汪泓分析，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业保险实际上还没有很好地针对60岁以上老人做配置，比如在风险度、准入门槛、回报周期上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在年纪较低时很难有买养老保险的主动意识，而老年人的关注度和信任又分散在常规股票和基金上，希望更快看到更多回报，没有过多关注老年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遭遇了金融诈骗等，以至于感到后怕，就不敢涉足某些养老产品”。
除了养老金融外，养老产业也面临着底层逻辑的变迁，汪泓认为，“从脱贫帮困，到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环境完全变化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质量。同时，原有的居家养老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现阶段，子女们要想更好地照料老人，就需要借助很多医疗、康复、康养等社会公共资源和手段，这会对养老产业带来新的要求。”
当下，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复苏，养老行业同样在思考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如何紧抓需求机遇、重新定义如何健康养老？在九如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谈义良看来，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产业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发展国内“大循环”，着力扩大内需。通俗点说，就是中国的养老问题，要用中国方案来解决。九如城的思路是建立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养老综合体—城市养老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想建立这样的体系，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储备。以2020年的一组数据为例，我国独居和空巢老人数量已达到1.18亿，8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2900万。如果10%的老人需要养老服务，则养老服务岗位最低将超过1180万个。
然而，当下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总量偏少、待遇偏低、职业美誉度不高、结构不合理、人员流动性很大，“不要说多两百块钱，有的时候多一百块钱就跳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这个钱对他们来说真的重要”，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院长张捷在论坛中这样描述养老服务面临的人才困境。同时，“真正的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和精神慰藉，以及和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病症，或者说与脑卒中术后康复相关的康复人才往往不足，所以光有生活照护人才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