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坛|项飙：平台经济如何重构了我们的社会关系
10月9日，由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百度公司、《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共同举办的“2021中国智能媒体传播论坛·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在上海举行。来自学界、企业、期刊、出版社、媒体的多位专业人士与会，共同探讨了在互联网平台和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所面临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术伦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及思路。
平台经济中的“逆向劳动”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作了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平台经济中的“逆向劳动过程”》。他认为平台经济使得劳动过程的控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平台经济的劳动关系回到了19世纪，资本不是批发式地购买劳动力，而是购买即刻的“劳动”行动。
其中，前平台时代资本通过提供稳定薪资和终身福利预先购买劳动力，后续管理的重点在于如何从劳动力中获取“劳动”。网络平台则相反，它先获得“劳动”，即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生产了可以变现的数据，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劳动”变成“劳动力”——不再是维持一刻的“劳动”，而是保证它的质量，维持稳定的数据生产。这就是逆向的劳动过程。
人民视觉 资料图
在平台和数字经济时代，人的“关联性”成为经济的重要利润来源，也是经济运作的核心单位。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据为重心的，但在美国以及欧盟的各个国家，明确规定数据市场不允许形成。而网络平台公司的卖点也不是数据，而是吸纳数据的管道。它能够跟踪各个个体，随时更新个体情况的变化，利用同样的管道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等一定的信息。正是这样的关联性，使得这些平台公司形成一个社会性市场。
项飙提到，在自己调查的时候发现，中介行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劳务流动量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靠人的“关联性”来赚钱，雇主使用劳务关系的发展远远不如使用关联性的发展快。
平台经济尽管有着精准化、灵活化的特点，但劳动力不够稳定，平台都需要一个正规化的形式。项飙总结，在平台经济的关联性下面，人们需要有新的一种社会想象，也需要重新去挖掘原来那样有机的、自然的实质社会关系。逆向的劳动过程，有助于我们反思平台发展如何构筑了更加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的演讲题为《当我们谈论平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她说，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平台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从“内容生产”转向“中介连接”。在未来，平台可以连接什么样的人、聚合什么样的资源、形成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是事关平台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平台不但作为媒介，还作为技术和资本参与传播研究。特别是作为资本的平台面临数据的商品化，整个社会数据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在未来，人的身体数据和行为数据将成为重要的资产积累对象。人的行为作为一种商品，将会在“行为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同时，经历了互联网平台的“圈地运动”和“圈人运动”，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指向垄断阶段。
要解围平台发展中的困境，就要思考如何回归到具有积极建构意义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媒介、数字公地等场景中，建构平台发展的另类图景。平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孙文峥分享了她关于《“在镜头下学习”——青少年直播、自我管理与亲密关系建构》的研究。据统计，2018年，b站的直播学习时长达146万小时，有103万次的学习类直播在b站开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习惯在镜头下展开学习的实践，人们开始适应利用视频直播进行线上的交流沟通，形成了一种“视频化生存”。
在社会化媒体当中存在“积极偏向”，人们更倾向于在社会化媒体中呈现个人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在数字化监督当中，直播学习也是将个人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围观网络，并期望可以获得他人的目光压力，调试个人的状态，解决不自律、拖延等问题，进而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观看者并非时时刻刻都在参与观看，会时不时进入直播间看一眼，但这样的偶然性与随机性同时也对直播者产生了监督作用。
直播者不仅直播学习，同时也在直播过程中持续性地在线展现个人生活，比如生活空间的呈现，日常流程和细节的展示等体现出实时性和真实性；或者在学习直播基础之上，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建立不同的社群，加深互相交流。人们在记录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调试的时候，不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追踪，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去发掘和创造生活热情，并从中获得自我满足感。
通过视频记录个人生活正在成为人们与自我相处，对自身经历持续观察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途径。
女主播如何成为“系统人”？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潘莹在 《成为“系统人”：平台视角下女性网络主播的媒介实践》 中提出使用平台视角。网络直播是数字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秀场直播用户规模已经保持在1.77亿，庞大的职业建立在职业主播自身的媒介实践上，为自己带来流量，同时也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对于网络女主播而言，她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对于自己劳动职业的认知，以及对于平台的认知都会受到平台很大的影响，甚至也会影响她们对自己的判断。
算法与主播的关系非常密切。平台对于在线行为的管理是通过算法来实现的。物质系统强调主播与看播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平台的经济贡献以及忠诚度。这也是算法挑选主播的标准，预示了主播的行为脚本需要体现出平台的利益诉求，但有时这种诉求跟主播个人的利益诉求是相冲突的。主播就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可见性主动进行一种自我规训，按照计算逻辑去进行调适，最终将算法的逻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逻辑。随着经验的积累，逃离这个系统的代价就变得越来越大。
这时平台就会设计一系列榜单，各种标签称号，通过这种荣誉的方式给予主播职业的想象空间，以此强化女主播对于自己和对于算法的认同。可以说平台设计系列司法规则去进行逐步的配置，但实际上这种管理还不是非常的稳定，而直播公会就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组织性的管理。
直播公会，可以看成是平台的一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它可以代替平台与主播签订一些合作的协议，女主播实际上是在为公会打工。
公会通过签订合同、制定一系列的流水任务，以及传授直播的话术干预内容的生产，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又强化了平台的意识形态和主播对平台的忠诚度，最终实现女主播对自我的规训。为了回应粉丝对自己的情感期待，同时也要确认粉丝的忠诚，女主播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被卷入了直播活动当中，她们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低，个人情感生活匮乏。一些事实证明大部分的职业主播收入非常微薄，甚至心理健康状态堪忧。
我们不能高估主播在线实践的文化价值，但有必要去追寻这背后的支配性力量。中国的平台经济释放了社会的活力，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它也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反过来有可能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边缘群体在媒介技术系统的支配之下陷入了一些新的困境。我们所看到的时尚自由开放的直播生活背后，其实是强大的技术和资本理性。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徐婧介绍了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孟繁荣共同进行的 《数字化抚育：“妈粉”媒介实践中的“母职”再造》。
徐婧提到，自己在一段浸入式的观察后发现，“妈粉”身份的区隔和其他的群体还是比较明显的。“妈粉”的身份认同不仅跟年龄的关系不大，也跟婚姻婚育状况的关系不大，甚至和生理性别的关系也不是非常显著。
随着母职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认为血缘关系不再是构成母职的必要条件。徐婧在研究中假设，“妈粉”的存在，的确是对传统母职在追星行为中的一种模拟和操演，并将这种超越物质的模式称为数字化抚育。“妈粉”群体不遵从异性恋框架下的追星体制的情感活动模式。访谈对象大部分认为，“妈粉”和其他粉丝群体的本质区别，是去性化的粉丝情感与游移的身份认同。去性化的情感建构以及对“母职”询唤的回应，也促使“妈粉”对偶像的事业、身体健康、身体形态等等产生一系列很矛盾的“管理”。而这种“管理”最深入的一种母职连接，则是“望子成龙”的情动使然，这使得“妈粉”的母职实践延续了传统的母子家庭秩序。
此外，“妈粉”群体在追星过程中的数字劳动物质投入，是粉丝“母职”操演中对偶像保护性的情绪和照顾的内在要求。虚拟的、数字化的抚育不再满足她们的情感诉求——线上的操演进入到线下的控制，突破虚拟的情感关系建构，不断投身数字劳动和氪金行动。
“妈粉”对母职的呼应，主要就是借助语言的循环，进而进入对传统母职操演的回应和学习。这样的一种语言循环，看上去虽然是戏谑，但其作为引用在主体应答和自我确认之时，已接纳“妈粉”身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劳动付出，不再依赖衣食住行的展开，而是通过去性化的喜爱，以事业为核心的宽容，线上劳动和消费科技进行数字的物质性出具。“妈粉”的数字化抚育尝试，可以看作是一种跳出传统母职关系以及寻找新的、突破异性恋追星框架的尝试。但目前看来，回应“母职”询唤之时，也是回到其性别秩序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