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标题导航王树增：追求历史的真实与诗性（选摘） 来源：大连日报
/ 北乔 /
作家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体验、发现和呈现真实。王树增的创作之路，同样是在一步步地寻找自己最向往的真实。
在创作之初，他专注于小说。从《朝鲜战争》开始，王树增从虚构的现实抽身而出，潜入历史的深处，在历史的真实中探究真实的历史。
王树增唯历史为尊，以诗性为念，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的科学之真和艺术之美。他以确凿的史料检点历史，用小说的手法来刻画与塑造人物，用散文的语言来写景状物，用议论来表达思辨和评判，用诗情来营造意境和氛围，整体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的风貌、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特性。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集严肃的历史观的学者、富于激情的创作者和有着英雄情结胸怀将才的军事指挥家于一体的王树增。
王树增将创作者的身份置于其后，先以学者的范式检索历史文献，公平而细致地对待每一样文献。在他看来，文献没有重要与次要，只有真与假。比如在《朝鲜战争》和《长征》中，他采用了大量的电报。对电报这样的资料如此重视和偏爱，这在以往的纪实文学中是不多见的，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王树增重于文献的真实度，而不是其知名度。
他对历史文献和话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几乎对所有的文献都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重新进行论证和辨别，在集中式的阅读中相互比较验证。他将文献和被采访者的话语互相映照，抽取最为真实的部分。他的标准是，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哪怕这个人在书中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一段史料或者一个人的回忆当中看到一个战士的名字，就要顺着这个名字去找、去对，还要考证出来他是哪支部队的。
占有了大量的资料，收获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王树增却没有毫无节制地在创作中铺陈，也没有因而只做所谓的纯客观再现，而是鲜明地展示他叙述者这一角色的存在。
写《朝鲜战争》，他意在让人们最真切地了解那场战争，尤其是种种的惨烈。在他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他对普通士兵的爱。他力图以他的讲述让我们记住这一段民族的往事，记住那些最普通的士兵。“整整50年过去了，谁还记得遗体留在寒冷雪原上的中国士兵们？”如此出自叙述者内心的话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见到。
王树增不赞同“纪实文学”这一指认，倾向于认同“非虚构类文学”。王树增将历史文献、人物和事件以文学的手法进行营构，内核是历史，纹理为文学。
在结构上，他以时间为序，依照历史的发展顺流而下，却又偏爱闪回，或让时间停止，变换空间，进行并线式叙述；对于事件，他会提炼、放大或浓缩，突出高潮，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他强调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尽其所能加以描述；他关注人物命运，在人物从历史关头走出后，他仍旧会倾注情感注视人物的言行举止……有时，他会在不长的篇幅中使这一切得以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佐证，比如在《朝鲜战争》中：
阵地上仅剩的7名中国士兵几乎是同时站起来开枪了。
郑起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喊：“阵地是同志们用血换来的！不能让敌人夺去！”
英军士兵已经拥上阵地，所有的中国士兵都端起了刺刀。
突然，郑起跑向阵地上最高的地方，站在那里，举起了自己的小铜号。他拼尽力气，把这把军号的最大音量吹了出来。
突然出现的号声令英国士兵疑惑了一下，然后他们立即转身向后跑。
正准备迎接死亡的中国士兵感到奇怪：就快占领高地的敌人，听见号声，突然停止了射击，大祸临头似的向下狂奔！在三四七团指挥所一直紧张地观察这个高地动向的人也迷惑不解：这军号声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郑起一遍一遍地吹，吹得嘴唇出血，一直把敌人吹到公路上。
公路上已经起了大火，英军的汽车在三四七团主力的打击下开始燃烧。
七连，以几乎全部伤亡的代价，在这个高地上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等到了主力部队，把英军二十九旅的“皇家来复枪团”的一个营歼灭在这里。
今天，英国皇家“绿老虎团”的团旗，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同时陈列的，还有郑起在阵地上吹的那支小铜号。
釜谷里的战斗结束一年以后，郑起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参观了几天之后，9月30日，郑起接到了一个红色请柬，上面写着：谨请光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毛泽东宴请2000多名各界来宾，共庆新中国诞生3周年。
毛泽东所坐的桌子是100号，郑起坐的桌子是66号，由于排列的原因，郑起和毛泽东仅仅相隔一张桌子。
19岁的郑起，出生于一个苦命人家，2岁时父亲去世，3岁时母亲改嫁。他要过饭，放过猪，要不是参了军，他根本不知道人吃饱饭是什么滋味。
郑起端着一杯酒，走向毛泽东。
他说：“敬毛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问：“是志愿军的代表？”
郑起说：“是，从前线来。”
毛泽东放下酒杯，拉起了这个年轻士兵的手。郑起回到朝鲜的战壕后，对他的战友们说，毛主席的手热热的，又厚又软。
这样的文字是王树增作品的肌肤所在，其中所运用的文学性结构和话语足可以涵盖他作品的文学性。
（王树增，军旅作家，著有《朝鲜战争》《长征》等，任电影《长津湖》历史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