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因酬唱而升华互进 来源：沈阳日报
□王向峰
诗家的酬唱之作，又称之为“和诗”，是一种高雅互进的文化风尚，在唐代最盛，元白、刘柳，在唐代诗坛上皆以“和诗”著名于一代。往前追溯，“和诗”发轫于楚汉之际。项羽在垓下四面楚歌之围中，以兵败自愧于无颜见江东父老，自杀前曾赋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发有“天亡我也”的最后哀歌，当时最放心不下的是“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为了让项羽免去死后对其命运的牵怀，作歌回应：“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饮剑身亡。有人怀疑虞姬之作是后人伪托，但就诗意来看，仍不失为适境合情之和诗。至汉代则传有“苏李”和诗，即苏武与李陵二人在羁留匈奴间的问答互赠诗，诗情真挚感人，对此也有人怀疑是东汉人的伪作，但今天也不妨视为东汉已有和诗之作了。
诗言志，诗缘情，作诗本是诗人心灵的激情观照，本是文学中最富于主体性的体式，都是自抒其情，何以有彼此间的联诗酬唱？原因皆在诗情的涵容中对别人有撞击，引兴致，启见识，达到足以引人感动，激发感悟，甚至能以远见卓识提升所和之诗的主题高度。
诗词的酬唱之作，一般都是在亲朋之间进行，彼此之间早存情愫，在兴观群怨上也有大体相同的烙印，所以彼有作之，此亦极易感之，以致彼此互应，以和诗互动，甚至不仅同题和诗，有的还是步原韵奉和。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朝中做拾遗（唐代谏官名）时，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白居易急请捕贼，被朝中大佬们忌恨，认为他不知高低进退，奏皇上贬之江州。后被召回，白居易不满朝廷内的党争，要求外放，唐穆宗长庆年间任杭州刺史。有一天他在杭州登城楼晚眺，特为赏心悦目，写了题为《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籍员外》的七律诗，还请人画了一幅画，题此诗于画上，寄给在京城长安的水部员外郎张籍。诗云：“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图写取，题诗寄与水曹郎。”老诗人张籍见诗之后非常激动，认为白居易自求外放杭州算是去对了地方，有此诗之所得，不论损失了什么都值得，并以《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寄》一诗和之：“画得江城登望处，寄来今日到长安。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将展书堂偏觉好，每来朝客尽求看。见君向此闲吟意，肯恨当时作外官？”我们今天读了张籍对白诗既是赞誉又是审美升华的评论，真感到遇有高人的和诗乃难得的幸事。
“和诗”，并不是人云亦云，附庸风雅，尤其是步韵奉和，韵脚之字全是原诗的，仅是句中间换了几个大同小异的文字，情思也全非己出，这就没有价值了。宋代大诗人苏轼有一首人所共知的《渑池怀旧和子由》，是和他弟弟苏辙的七律诗，诗材、诗情和诗艺，比之苏辙的原作都远为超越。苏轼与弟弟连同父亲苏洵于嘉祐元年一起赴开封考进士，途中经过河南的渑池县，曾借宿于城中一僧寺中，兄弟二人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留念。苏辙此前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因考进士未到任，今日入京途中又住此寺，不免感慨系之。嘉祐六年苏轼中进士后赴陕西凤翔就签判任，又经过渑池，苏辙写有七律《怀渑池寄子瞻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上，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诗中流露人生所历难料和与兄分离难舍之情。苏轼平生给苏辙写的诗比历史上任何兄弟之间的往来诗都多，最著名的是《渑池怀旧和子由》，把人生到处难料上升为应以本无可料为预料的哲学，被后世无数士子官宦在经所未料的坎坷后引为人生慰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日长人困蹇驴嘶。”这时的苏轼进士新科，名动京城，满怀经国济世的未来梦想，怎么想到此生会有朝更五代、官贬八州的遭遇，在政敌设制的“乌台诗案”中几乎枉送了性命。
诗出于诗人之心，人的思想情感的高低、浓淡并不完全一致，即使是朋友之间、文朋诗侣之间，也不免是高低错落，情致相异。这并不影响以诗酬唱相和，达到见贤思齐、取长补短。至此，我想到毛主席当年分别和柳亚子与郭沫若的两首和诗。
柳亚子作为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和南社诗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与毛主席早有交谊。1949年春筹建新中国时，他被毛主席从香港请回，一时未及任用，安排在昆明湖畔暂居。三月二十八日写《感事呈毛主席》诗，诗中赞扬毛主席开天辟地之功后，即说自己有汉代“夺席谈经非五鹿”的朱云之学问，今日却只有像孟尝君门下冯谖的无鱼可吃的冷淡，“何日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说只待解放军打过江南的老家吴江时，就回去学严子陵归隐钓鱼。毛主席接柳诗之后，即和诗与他，开导并告诉他：“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北京昆明湖中的鱼可比你要去的地方可观得多：“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后来柳担任了重要工作。毛柳二公的一唱一和中，声音和比，高低并见，足显唱和的意义。
1961年10月，绍兴绍剧剧组以《三打白骨精》来到北京演出，郭沫若看了之后写诗记感，痛恨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表现有“千刀当剐唐僧肉”之愤恨。毛主席看了郭诗之后，以应分敌友性质不同，提示他说：“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对僧与妖二者必须区別对待。如无和诗中的火花激迸，我辈何以得有如此醍醐灌顶之清彻灵明的诗教？
和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特殊体式，也是诗人彼此互动的趋进方式。在群居切磋中，取决于其人所“德不孤，必有邻。”而在心性上的“兴、观、群、怨”的一致性，则是酬唱相和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