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柏林金熊，这部影片当不起吗？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20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最高奖“金熊奖”颁发给了伊朗电影《无邪》。本片讲述了四个短篇故事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死刑制度”给伊朗社会及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无邪》夺奖后在伊朗一如既往地受到封禁，导演本人也因为违规拍摄锒铛入狱。作为这么一部历经曲折却金熊加身的电影，我在豆瓣上看到了如下对这部电影的有趣短评：
文：万年
责编：金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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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的宣传中，导演令人诧异的拍片方式（在狱中拍摄四部短片，并分别用四个假名登记后拼接而成），以及他受到的政治迫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这样的强调似乎会使得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心理期望值过高，以及带偏观众对于这部作品本身应当给予的关注点。同时忽略其中最重要的——对于人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伊朗民族精神的挖掘。
很多人无法想象处决死刑犯对于人心理上的影响是否真的有那么大，这里的煎熬似乎在情理上说不通。我们会觉得，他已经是死刑犯了，你不去处决不代表他就不会死，只是换了个人去处决而已。
其根源在于：在一个崇尚物质、唯物主义的社会，人们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会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客观物质层面——“你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这没有区别”。
所以恐怕还是必须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公民里面去理解导演的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电影与宗教之间的历史渊源：
“……公元637 年，阿拉伯的入侵结束了伊朗千年王朝统治。也正因这一转折点成为了伊朗历史的分水岭：未被伊斯兰化时期和伊斯兰化以后的时期。阿拉伯人的统治对伊朗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且长期的，几乎彻底改变了伊朗整个文化进程。伊朗本土琐罗亚斯德教逐渐被伊斯兰教取代，阿拉伯语变为官方语言，致使伊朗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民族艺术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波斯文化从此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这也正是影响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发展的历史渊源所在。”（苏文《论伊朗第二次“新电影”浪潮 》）
我的建议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徒。面临这样的困境，你选择不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也不让同伴的双手沾染鲜血。代价是你放弃自己的一生，承担下一切罪过，只为了自己能够安心。就像耶稣，独自一人背负全人类由于不完美而滋生的恶意。
【马太福音18:12】：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这样的行为在一个唯物主义的社会里是无法被理解的，正如他女儿的看法——无法理解而且自私。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伟大的，因为它暗含了宗教精神，那种牺牲自己以保全自己心中的信仰、信念，牺牲自己以拯救弱者的行为绝不是一个视金钱为“新偶像”的社会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们的残酷与自私、冷漠不允许人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与片中主角产生共情。
我要说在一个没有宗教文化与传统（把宗教当成工具）的国度；在一个成绩=金钱=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把品质贬损得一文不值的国度，让我们去体会《一次别离》里流产女佣最后的煎熬以及《无邪》里宁愿住在离群之地一生也拒绝处决他人的坚定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本可以骗——骗根本不存在的真主安拉；骗自己“他们总是要死的，你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们没有，所以这就是一种特色，你也可以说是“奇观”。
伊朗诞生这么多的电影大师绝非偶然，日本历史上成为亚洲电影大国也绝非偶然——他们都善于准确而敏锐地发现自己国家的特点、传统，把一个民族几乎每个人都在坚持的东西向全世界展现出来，这种民族精神可以是地方的，也可以成为世界的，因为其中所展现出的品质，那些人类永恒不变的品质在里面闪光，熠熠生辉。
实际上，伊朗的民族电影和万玛才旦拍的藏族电影里蕴含的宗教主题都有一定类似。都是反反复复地抓住传统宗教精神在现代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之下所受到的冲击以及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机器时所做出的选择。然后嵌套以一个有着巧妙构思与结构的故事，亦或再加上导演个人的一些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看法……诸如此类。
事实上影片所讨论的自始至终依然是强权政府对于普通民众平静生活的破坏，以及生理、心理上的迫害，而非流于表面的废除死刑。
但有关于此，首先也应当明白一点:
“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否废除死刑从来都应当被讨论，而非有一个圣人出来一锤定音地决定是否保留死刑。
“你的能力在于拒绝。”
“Your power is in saying no.”
原标题：《柏林金熊，这部影片当不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