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据里，藏着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大秘密

第二，人口曲线的波动性很大。发达国家每年出生的人口基本上在均匀地减少，而我们则是大起大落。由于人口是整个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底层的要素，当底层的要素波动性特别大的时候，就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性变得特别巨大，表现在通胀、失业、利率等各个方面。如同海底发生巨大的震动的时候，能量顺着海水传导到海面的波浪上，就会形成海啸。

在这条曲线上，中华民族新生儿的高峰——或者用西方的概念来讲叫作婴儿潮（babyboomer）——来得比西方更晚一些。美、欧、日社会的婴儿潮都是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从1946年到1962年左右，日本结束得早一些，欧洲、美国结束得晚一些；而中国的婴儿潮出现在1963年到1970年，当时中国每年大约生育3000万个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生率一路下跌。

生在人口高峰期，对这些人本身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一辈子跟更多的人竞争有限的机会和资源，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要付出更大努力才能获得同等的收益；而且这种命运是代际传递的，因为如果生在人口高峰期上，那么孩子有很大的概率将出生在下一个人口高峰期，我们称之为“回声潮”。

中国的“回声潮”出现在1985年到1989年，相对更短一些，但是峰值也不差，每年出生的人口有2500万人左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很快掉到了2000万以下；2013年开始先后放开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即便如此每年的新生儿人数也只是从1500万左右反弹到最高峰1780万左右，之后又迅速下跌；2020年是近年来的最低点，勉强超过1000万。

▲图/新华社发

第三，人口的质量变化非常剧烈。比如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得非常快，“60后”婴儿潮一代每年约有3000万人，其中只有30万到40万人能够读上包括大专在内的广义大学；而今天每年年满18周岁的大约有1500万人，大学每年招生800万人，意味着将近一半的适龄人口能受到高等教育，人口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

更多关注大学生就业压力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利用人口曲线可以解释和预判很多东西，比如从2011年起，中国的人力成本出现大幅的上涨。当时处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百废待兴，正好赶上“60后”的巅峰期人口开始陆续退出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那一代人里受过大学教育的不多，所以每年退出的农民工群体特别巨大，可是当年大约只有1500万人年满18周岁，除去大学生后能够接替他们工作的不到1000万人，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将是绝对量的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将会持续上涨。

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总要“保七争八”，意义就在于每增加1%的GDP就能够多为中国社会创造大约1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以前中国还没有完成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所以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农业部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需要通过人为拉高经济增速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国有“三高”，即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高峰、失业率达到高峰、通胀率达到高峰，合在一起就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用各种办法稳定经济，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原因之一就是规模化的非农人口就业压力。

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开始主动下调，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了。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速只有2.3%，但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企业仍然抱怨招工难，这充分印证了人口曲线的大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点儿都不担心中国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因为即便中国经济增速为零，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

▲图/视觉中国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真正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就业。以前中国通过大规模招商引资，花了短短的20年时间，就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工业化，通过大规模对美、欧、日进行出口，我们从1992年开始快速切入了全球商品的生产大循环。

然而这种外包（outsource）其实是双向的，当美、欧、日把它们的低端就业岗位大规模地外包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无形之中我们已经把本来属于自己的研发、投资等高端就业岗位反向外包给了西方。

以今天的人口结构和就业需求，我们真正面临的就业压力来自每年800万高等教育毕业生，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他们的就业需求是自主研发、品牌设计、投资、风险管理等。要想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恰恰需要我们从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型经济，回归到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道路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推动了这样一场本该早就发生的发展路径的切换。

人口变迁揭示中国房市起伏秘密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人口结构的变迁对个人的资产配置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个问题需要与人一生的消费曲线联系起来。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钱，所以消费能力弱；老年人即便有钱也没有欲望，所以消费能力也不强；真正的消费主力是中年人，一个人的消费高峰大约是在45岁。

诚然，个体的具体消费行为发生在哪一年具有随机性，但是群体展现出来的统计学特点是非常稳定的。根据这条曲线，我们可以模拟出一个消费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选择：30岁左右结婚需要买房子；42岁左右事业有成会改善住房条件；47岁左右来到消费高峰；60岁左右是医药支出高峰；65岁左右是养老和度假房产的高峰。

根据人身房产消费的敏感时间点，再结合中国1963年到1970年的婴儿潮以及他们的孩子，也就是1985年到1989年的“回声潮”，可以推算出来2005年到2012年会是全中国房地产的牛市。

这种推算方法可以使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前推算出这轮牛市，而且这轮牛市会非常猛烈，即便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也无法阻碍。下一轮牛市在2016年到2021年之间，“回声潮”一代先后步入而立之年，婚房需求量大增，偏重大城市远郊的小户型房产。最后一轮牛市预计发生在2027年到2030年左右，“回声潮”一代来到购买改善型住房的巅峰时刻以及他们的父母——婴儿潮一代来到养老房的消费敏感时期，那可能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后的红利了。

刚才我们从纵向角度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从人口流动的角度，也就是横向的视角来比较一下房产牛市在不同区域的表现。人口净流入区域房产的价格，即便是在其他地方熊市的时候也在倔强地上涨；而人口净流出区域的房产价格，即便是在全国的牛市里也会温和地下跌。

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已经属于过去了，因为未来中国人口水平将会稳中有降，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去，只要掌握了人口结构的数据，我们对那些国家的房地产周期、资产泡沫周期，以及它们的汇率、利率、通胀和产业政策等，都能够做到预判，这对研究如何在全球配置资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人口曲线的波动性很大。发达国家每年出生的人口基本上在均匀地减少，而我们则是大起大落。由于人口是整个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底层的要素，当底层的要素波动性特别大的时候，就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性变得特别巨大，表现在通胀、失业、利率等各个方面。如同海底发生巨大的震动的时候，能量顺着海水传导到海面的波浪上，就会形成海啸。

在这条曲线上，中华民族新生儿的高峰——或者用西方的概念来讲叫作婴儿潮（babyboomer）——来得比西方更晚一些。美、欧、日社会的婴儿潮都是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从1946年到1962年左右，日本结束得早一些，欧洲、美国结束得晚一些；而中国的婴儿潮出现在1963年到1970年，当时中国每年大约生育3000万个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生率一路下跌。

生在人口高峰期，对这些人本身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一辈子跟更多的人竞争有限的机会和资源，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要付出更大努力才能获得同等的收益；而且这种命运是代际传递的，因为如果生在人口高峰期上，那么孩子有很大的概率将出生在下一个人口高峰期，我们称之为“回声潮”。

中国的“回声潮”出现在1985年到1989年，相对更短一些，但是峰值也不差，每年出生的人口有2500万人左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很快掉到了2000万以下；2013年开始先后放开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即便如此每年的新生儿人数也只是从1500万左右反弹到最高峰1780万左右，之后又迅速下跌；2020年是近年来的最低点，勉强超过1000万。

▲图/新华社发

第三，人口的质量变化非常剧烈。比如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得非常快，“60后”婴儿潮一代每年约有3000万人，其中只有30万到40万人能够读上包括大专在内的广义大学；而今天每年年满18周岁的大约有1500万人，大学每年招生800万人，意味着将近一半的适龄人口能受到高等教育，人口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

更多关注大学生就业压力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利用人口曲线可以解释和预判很多东西，比如从2011年起，中国的人力成本出现大幅的上涨。当时处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百废待兴，正好赶上“60后”的巅峰期人口开始陆续退出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那一代人里受过大学教育的不多，所以每年退出的农民工群体特别巨大，可是当年大约只有1500万人年满18周岁，除去大学生后能够接替他们工作的不到1000万人，一进一出之间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将是绝对量的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将会持续上涨。

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总要“保七争八”，意义就在于每增加1%的GDP就能够多为中国社会创造大约1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以前中国还没有完成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所以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农业部门处于隐性失业状态，需要通过人为拉高经济增速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国有“三高”，即年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高峰、失业率达到高峰、通胀率达到高峰，合在一起就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用各种办法稳定经济，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原因之一就是规模化的非农人口就业压力。

从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开始主动下调，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了。2020年由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速只有2.3%，但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企业仍然抱怨招工难，这充分印证了人口曲线的大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点儿都不担心中国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因为即便中国经济增速为零，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

▲图/视觉中国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真正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就业。以前中国通过大规模招商引资，花了短短的20年时间，就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工业化，通过大规模对美、欧、日进行出口，我们从1992年开始快速切入了全球商品的生产大循环。

然而这种外包（outsource）其实是双向的，当美、欧、日把它们的低端就业岗位大规模地外包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无形之中我们已经把本来属于自己的研发、投资等高端就业岗位反向外包给了西方。

以今天的人口结构和就业需求，我们真正面临的就业压力来自每年800万高等教育毕业生，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他们的就业需求是自主研发、品牌设计、投资、风险管理等。要想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恰恰需要我们从以外循环为主的出口型经济，回归到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道路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推动了这样一场本该早就发生的发展路径的切换。

人口变迁揭示中国房市起伏秘密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人口结构的变迁对个人的资产配置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个问题需要与人一生的消费曲线联系起来。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钱，所以消费能力弱；老年人即便有钱也没有欲望，所以消费能力也不强；真正的消费主力是中年人，一个人的消费高峰大约是在45岁。

诚然，个体的具体消费行为发生在哪一年具有随机性，但是群体展现出来的统计学特点是非常稳定的。根据这条曲线，我们可以模拟出一个消费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选择：30岁左右结婚需要买房子；42岁左右事业有成会改善住房条件；47岁左右来到消费高峰；60岁左右是医药支出高峰；65岁左右是养老和度假房产的高峰。

根据人身房产消费的敏感时间点，再结合中国1963年到1970年的婴儿潮以及他们的孩子，也就是1985年到1989年的“回声潮”，可以推算出来2005年到2012年会是全中国房地产的牛市。

这种推算方法可以使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前推算出这轮牛市，而且这轮牛市会非常猛烈，即便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也无法阻碍。下一轮牛市在2016年到2021年之间，“回声潮”一代先后步入而立之年，婚房需求量大增，偏重大城市远郊的小户型房产。最后一轮牛市预计发生在2027年到2030年左右，“回声潮”一代来到购买改善型住房的巅峰时刻以及他们的父母——婴儿潮一代来到养老房的消费敏感时期，那可能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后的红利了。

刚才我们从纵向角度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从人口流动的角度，也就是横向的视角来比较一下房产牛市在不同区域的表现。人口净流入区域房产的价格，即便是在其他地方熊市的时候也在倔强地上涨；而人口净流出区域的房产价格，即便是在全国的牛市里也会温和地下跌。

当然，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已经属于过去了，因为未来中国人口水平将会稳中有降，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去，只要掌握了人口结构的数据，我们对那些国家的房地产周期、资产泡沫周期，以及它们的汇率、利率、通胀和产业政策等，都能够做到预判，这对研究如何在全球配置资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