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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时候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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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我们说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时候在说什么? 

文/刘戈

大概十年前我曾看过一个日本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讲的是一家公司宣称制造出了世界上最硬的金属,任何钻头都钻不透。这激起了钻头从业者们的斗志,研制出了能够钻透这种金属的钻头。接着,不甘示弱的金属制造商们又研制出了更硬的金属,钻头制造商又去研发硬度更高的钻头。这是一个现代工业制造版的矛和盾的故事。如此反反复复折腾好几个回合,研发过程和比赛都被电视导演和后期编辑搞得高潮迭起,最后的大结局更是扣人心弦。

节目里金属材料制造公司和钻头制造公司都是小微企业,老板亲自带着工程师搞研发,参加节目,尽管为了节目好看搞了很多噱头,但总体上是小微制造业真实情况的体现。我们曾经一度想把这个节目复制到中国,后来请了一些专家论证,大家给出的意见都十分悲观,一是如此偏门的竞赛内容观众不会感兴趣,另外我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参赛团队,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们讨论“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时候,我想起了这段往事。按照我的理解,电视节目中的这两家企业,就是我们希望打造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放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发展现状的语境中,“专精特新”有其特别针对性的含义。

“专精特新”概念最早是由时任工信部领导在2011年7月提出的,按工信部官方解释,所谓“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特点的企业。它们多专注于产业链上某个环节,主营业务聚焦,同时具有较强大的创新能力、创新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近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显然,他列举的这三个数字是递进关系,也就是说,4万家“专精特新”企业是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分母,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专精特新”培养的目标。

肖亚庆强调,还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开展强链补链专项行动,支持中小企业融入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所以,聚焦制造业,聚焦产业链才是遴选和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要义。

这个日本真人秀节目的最后结果是,钻头企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是跳出了金属钻头的思维惯性,研发出了砂质黏合钻头,利用金属摩擦受热强度变低的原理,钻透了最硬的金属。

节目中的这两家企业,几乎完美地呈现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精髓。第一,两家企业都是创始人需要亲自参与研发的小微企业,从事的业务十分单纯,一个只制造金属材料,一个只生产金属钻头;第二,它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产品特点十分明显;第三,它们都有极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第四,它们都是日本制造业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无数类似的企业,支撑起日本制造能力的基本盘。

所以,中国制造语境下的“专精特新”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不是互联网语境下的“独角兽企业”、不是以纳斯达克为目标的“瞪羚企业”,无论其内涵和外延,更接近于德国人提出的“隐形冠军”企业。工信部扶持的“单项冠军”就是中国版的“隐形冠军”。庞大的“专精特新”小微企业就是发展“单项冠军”的基础。

1986年,德国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提出了“隐形冠军”这个概念。他对“隐形冠军”企业的定义是:在一个细分领域中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或第二,从员工数量和产值来说依然处在中小微企业状态。之所以称为“隐形”,是因为这类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处于B2B领域并不面向消费者,同时不谋求上市,只通过自我滚动和银行贷款获得发展资金,因此基本不为大众所知。

成为“隐形冠军”,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技术背景出身的企业家执着的选择。“隐形冠军”永远强调“我们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专注于自己的竞争力,成为细分小市场的主宰者,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是它们不变的理念,这些企业如果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稍有尝试,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灭顶之灾。

“隐形冠军”的概念在1986年被提出并非偶然。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后期,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战前就处于领先位置的机械和电气制造领域进入全盛阶段。但同时,美国制造的持续繁荣和日本制造的崛起也让德国制造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市场拓展能力更强的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压力下,不少德国中小企业开始做减法,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力,逐渐在零配件、材料等细分市场找到自己的优势并越来越坚决地走专业化、精细化发展的道路。

德国企业的这种选择也符合工业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从工业化早期到工业化中期,再到工业化后期,本质上就是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过程。

对于中国制造,我们经常提到的竞争优势是,中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而事实上,这666个小类依然是一个颗粒度十分粗糙的分法。例如金属紧固件是666个小类之一,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出螺栓、螺母、铆钉等类型,再根据使用场合(耐热、耐酸碱程度)、使用材料、应用行业等细分,又可以分出几十甚至上百个类型,如果停留在666个小类的层次,无疑中国在这个小类的总量上占据优势。但再往下细分的几十甚至上百个小小类中,大部分种类上中国企业并不占优势,甚至不少种类上还是空白。最健全的工业体系只是一个鸟瞰,是全貌,如果把工业体系内部观察的倍数不断放大,就会发现其中有大块大块的空白。

按照西蒙的分法,制造业领域内部可以分出3700个小类,其中德国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隐形冠军”,而美国拥有300多家“隐形冠军”,日本拥有200多家“隐形冠军”,剩下的大多被瑞典、瑞士、英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所瓜分,而中国企业达到全球“隐形冠军”级别的企业数量基本忽略不计。

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肖亚庆表示,中国企业在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在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领域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的确,这是中国工业化非常重要的成就,但应该看到,中国制造在任何领域的领先几乎都是终端产品的领先,在以上列举的这些领域中大量使用的关键零配件、元器件,中国企业占有的数量有限。

但这种局面并非如很多专家所说的来自企业的不思进取和产业政策的偏差,这种在制造业领域产业链落后的局面主要来自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很难超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我在著名的大连机车厂实习,当时这家工厂生产中国大部分的铁路内燃机车。这座拥有上万工人的巨大工厂拥有几十个车间,生产内燃机整机、内燃机缸体、活塞、曲柄连杆等绝大部分零配件,以及轮对、转向架、车体底板、钣金外壳等几乎所有部件,这是工业化早中期世界所有重要工厂的基本模式。更精细的专业分工来自市场高度的竞争和专业人才的大量供应,而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大企业的规模效益和品牌优势往往能掩盖专业分工的粗颗粒度。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随着人力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和后发国家对市场的贴身紧逼,企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彻底转型,在新的领域谋求突破,二是坚持在传统领域向科技壁垒更高的产业链上游前进。此时,比起大企业中的小部门,小微企业反而会在成本控制、研发机制上拥有优势。

对中国来说,目前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从“专精特新”类企业中培养“小巨人”,进一步从中扶持其中的“单项冠军”并进而成为在全球市场占据主流地位的“隐形冠军”,恰逢其时。

作者为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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