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研讨会︱中国百年来的“女性中心说”、青年困惑与女性束胸
观念西来：晚清民国时期的动物学知识与“女性中心说”
“女性中心说”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所开创，颠覆了以往“男性中心说”对人类社会的概括。虽然它本身是一个社会学理论，但论点都根植于现代动物学的发现。这一学说在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接受，在美国社会学界非常边缘化，甚至被压制，但它在传入日本和中国时与女性解放运动结合到一起，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般认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女性中心说”的是1920年茅盾的文章《历史上的妇人》，而系统解说的有夏丏尊和李达先后翻译的两个译本。“女性中心说”进入中国之后引发了持续和激烈的讨论，被知识分子从阶级斗争、女权主义、国家话语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又因各自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关照进行了解构与重组。李侃关注的是，“女性中心说”这一建立在现代动物学知识基础上的社会学说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知识背景到底是什么？与动物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否相关？
带着这样的问题，李侃发现了一则更早的关于“女性中心说”进入中国的材料。1915年《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有一篇小酒井光次作、孟明译的《女性与科学》，其中提到了“女性中心说”的内容，但没有提沃德，也未采用“女性中心说”这一名词，而是以“斯退特生夫人”的口吻介绍了沃德的一些主张且对“女性中心说”持批判态度。“斯退特生夫人”就是美国作家、女权运动家吉尔曼夫人（Charlotte P. Gilman，1860-1935），她是沃德学说在美国为数不多的支持者，认为“女性中心说”是继进化论之后最伟大的学说，并且是关于女性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理论。文章认为动物界的事实——蔓足类、波乃利亚（Bonellia）、蜜蜂的生活状态是不能直接套用在人类社会上的，更不能直接用它们的雌雄关系来讨论人世间的男女关系，文中主张的是从女性的个体出发，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现来观察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蔓足类就是甲壳类动物，比如藤壶，波乃利亚是一种环节动物，现在叫螠虫。这三种动物要么是雄性比雌性小很多，要么是雄性寄生在雌性身上，要么是它的群体社会是围绕雌性来运转的，它们是沃德学说中最关键也最核心的三个动物界中的例子。
从这篇1915年的文章开始，“女性中心说”在中国传播的各种文本里，动物的例证从来都不会缺席，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动物学知识的证据是在文本中被反复陈说的。李侃认为，这种传播特征其实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当动物学知识被用来介绍和讨论社会学概念，而“女性中心说”与女性解放运动、母系社会论的争论相结合时，仍然是与动物界的例证携手出场，这其实说明了动物学知识已经是当时知识界共享的知识背景，而且他们也都认为这样的论述方式是可以被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这足以说明“女性中心说”的传播是动物学新知广泛传播的一个表现。
李侃总结道，关于蜜蜂的现代动物学知识传播的分析只是说明它是“女性中心说”在中国流行的知识背景的一环而已，也即为何它能够作为被“女性中心说”的讨论者所熟练运用的思想资源，作为他们支持或者反驳的论据。其他必须要讨论的还有进化论，尤其是达尔文的雌雄淘汰说，需更加深入探讨的还有近代中国社会对“人”和“性别”的认识的转变等，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储备，具有了这些知识储备的人群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围绕“女性中心说”产生的种种论述。而且，动物学知识的社会话语与“女性中心说”的传播并不是先后发生的，它们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近代动物学知识的传播仍不够广泛，即使“女性中心说”的动物学知识基础已难以成立、在人类学、社会学中遭到西方主流学界抛弃之后，它仍然在中国的女性问题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补充道，1906年晚清出洋五大臣考察回来之后在北京建造的万牲园也是促进近代中国动物学知识社会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结合“女性中心说”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考虑，它跟五四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肯定是有关联的，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保种保教”的想法，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动物学知识的传播，从“保种”的角度转向对生殖的重视，再转到对动物的观察和理解，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另外，蜜蜂的案例在抗战时期再次被知识界引用，号召大家学蜜蜂、学蚂蚁团结一致，这说明动物界的知识不停地被政治话语所引用。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秦方同样关注近代中国的观念变迁，她以1920年代上海掀起的一股“返老还童”热为切入点，梳理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探究在西方医学观念和欧美医生返老还童手术的影响下，人们如何认知青春和衰老，并在更大意义上如何思考有关身体、生命和“人”等议题。
自由的窘境：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婚姻与职业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群体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下，青年的权利意识觉醒，主张争取个人独立和自由，青年的作用和价值也被社会所重视。然而，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重要转折期，难免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于是就有所谓青年问题的产生。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进一步了解青年，尝试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对青年问题进行分类。王康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应当作为一个学术现象来进行考察，同时它也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些社会调查结果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中国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中在婚姻和择业两项。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学界普遍认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新的婚姻观念等启蒙了青年群体，但究竟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其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王康认为，这些调查报告或许能够解答。
关于婚姻问题，这一时期有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梁议生《燕京大学60女生之婚姻调查》、葛家栋《燕大男生对于婚姻态度之调查》、楼兆馗《婚姻调查》、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陈利兰《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之研究》等代表性调查报告。其揭示的问题主要侧重两个方面——婚姻自主和理想妻子。如订亲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未订未婚青年表示更愿意自订，反映了他们追求婚姻自主的强烈意愿。而婚姻自主究竟如何实现，当时的青年人主要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社交公开；其次是自由恋爱；第三，不少青年择偶时倾向于“合订”的方式，通过熟人、师友、亲戚介绍，父母长辈多方参与、商量，最终自己做决定。还有关于伴侣满意度的问题，甘南引的调查带有强烈的男性视角且调查对象大多为青年男子，反映的更多是男性的看法——理想妻子。男青年更看重妻子的性情、学问智识、身体，而才论、容貌、聪明与否次之，满意妻子擅理家事的人也很多。陈利兰对北京女中学生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出女青年更看重丈夫的身体健康与否，是否富有学识和品貌端庄。
青年的职业问题，主要是择业难。首先这与求学问题相关，继续求学当然是青年的理想选择之一，但现实情形是失学的情况更为普遍。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仅从升学率来看，大多数青年不能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如1925年教育部第五次统计，每100名中学生里，就有55名不能升学，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学毕业生将离开学校进行择业，然而，社会无法吸纳如此多的青年学生。青年的择业问题已不单单是青年个人的问题，还演化成重要的社会问题。当时出现了很多的职业指导运动和向青年普及择业知识的报刊文章。职业是一个人主要经济来源，青年择业难，会导致他们生活难，阻碍他们实现经济独立。这一时期的都市青年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胜过前人，有些青年在旅行、电影、书报及日常衣食住用方面开销不小，物价飞涨和消费欲望增多致使他们的生活入不敷出。
婚姻问题和择业问题揭示了当时的青年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即理想生活与经济独立之间的矛盾。王康指出，从本质上来看，这反映了青年对于新型家庭关系的一种期待和希望重塑家庭关系的努力。虽然很多青年人都向往自由的婚姻，自主选择人生伴侣。但调查结果显示，由旁人代定还是当时青年婚姻的主流，家长意愿与青年更多的是相左的情况，造成青年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紧张。关于如何处理跟家庭的关系，比如在择偶方面发生分歧时，当时很多人建议青年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进行反抗，如离家或自杀等等。还有建议尝试用沟通的方式，说服父兄逐渐接受婚姻自主这个观念。但实际上，当时青年无法获得婚姻自主权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显示还是因为经济上不能独立，造成了青年对于家庭的半依附状态，有的只能是在理想生活和经济独立之间不断的犹豫和徘徊中寻找出路。
王康总结道，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权，谋求经济独立，其目的主要是从情感、伦理和经济的维度重塑家庭关系，但是在实践中青年对于自主性的追求，不仅引发了家庭代际冲突，甚至会成为青年激进化的一个源泉和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这是她今后的研究更关注的一个话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建议先做一个研究综述，简要梳理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另外，在概念使用上还需斟酌，如文章标题的“后五四”可更明确一点，建议文中给出一个时间限定。而且，使用“后五四”这一表述，其意义更在于同“五四”做比较，对于二者区别还需着重阐述。关于“青年”这一表述，文中所见“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而青年群体远不止于此，这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应尽量避免逻辑单一化，比如“职业问题导致经济不能独立从而影响婚姻自主”这样的论述逻辑还需更严密些，余华林认为，在民国时期经济问题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绝不会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讲师王亚莉的报告也关注到近代中国的婚姻变革问题，她依据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大量关于山西解放区离婚案件的档案资料，考察20世纪40年代中共的婚姻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与婚姻家庭变革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试图系统阐释村干部处理妇女离婚问题时的复杂心态、多元行为、中共的策略应对及其对村干部的政治改造，进而展现一个农村婚姻制度变革的多面镜像。
美与约束：1950-1970年代未婚女性束胸实践的多元理解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女性的女性气质受到压抑、被“抹煞”，女性被“去女性化”“男性化”以及“中性化”。充满阳刚之气的女性被宣传为典型人物，“铁姑娘”等话语被用来概括当时女性气质。焦霖认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束胸行为看似可以用“去性化”和“男性化”的范式来解释，但实际束胸行为意义复杂、因人而异，并不能用单一的理论范式来理解。女性束胸实践为理解这一时期女性气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1970年代末的中国女性
关于为何束胸，焦霖指出，首先是美，口述资料显示当时的很多女性认为这样的身体才是美的。有女性回忆说，“那时候吧，人的观念不像现在，现在年轻人觉得身体发育很正常的，越鼓越好看。那时候就是越鼓越难看。”第二，它其实是和性/道德观念相连接的，束胸是为了彰显自身纯洁的性道德，以避免遭受语言暴力。“你要是胸很大的话，人家要笑话你的，说你人还没到，这个东西就跑到男同志前面去了。有的时候看你胸很大，就说你小姑娘没出息，给男同事摸过了。很大的，人家就看不起你。”尽管官方在1949年后主张破除封建思想道德，但传统贞洁观念并未受到彻底的挑战。当时的未婚妇女若胸部丰满会招致“流氓”“女妖精”“臭美”“出风头”等语言暴力，暗示这些女性对性有低级趣味，这对于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从当时的审美观念、道德要求来看，束胸并非是“去性化”的表现，相反，它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女性气质。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保持这样的女性气质，才能符合当时的道德和审美期待。
还有意识形态的要求，女性展现身体曲线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而束胸符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国时期官方和媒体所大力宣传的身体解放，如展现“曲线美”的女明星，贴身剪裁的旗袍，这些都被认定为是“封资修”，展示妇女身材的装束也被认定为“奇装异服”。有女性回忆说，“（束胸）这个东西也是比嘛，你勒我也勒吧，就都这样子……你要是不勒呢，让人感觉你这人是资产阶级的坏思想，臭美。”束胸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一种女性自我保护行为。
1973年的中国女性
焦霖认为，对于束胸行为需要从多元性别气质的角度来理解，它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去性化”的一个表现，相反，如果从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束胸反而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女性气质的一种代表——贞洁的、革命的、积极向上的，她们需要去追求这样的女性气质。值得一提的是，束胸行为并非在中国独有，在当代欧美、日本、非洲等地，都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有性道德、审美观念和性取向等。对中国女性束胸行为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其他语境下女性身体和性别平等间的互动关系。
本次研讨会还有关于影像史学的报告，体现了更为宽阔的史料考察视野，也引发了与会学者热烈的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海文梳理了近代中国百年来关于“女儿”荧屏形象的发展变迁，考察原生家庭对“女儿”的塑造，揭示了近代以来“女儿”逐渐走出父权藩篱，肩负起家庭社会双重责任的生命历程。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级研究馆员孙颖以馆藏的一组20世纪40年代太岳区妇女生产生活摄影为线索，解读图片本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结合相关史料，揭示了中共组织下的女性集体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