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连载——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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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五)”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五)
殷雄 谭建生
飞机对战争形态变革的跃迁效应
兵器变革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兵器变革的主要内容,除了武器本身的战斗部的变革(比如由木棍变为金属制作的刀剑,由冷兵器变为火器)之外,还有进攻与防护工具的变革(比如由皮革盔甲变为金属盔甲,由战马变为坦克,由发射弓箭变为发射导弹)。这两者的变革,都会带来明显的跃迁效应。以飞机的发明为例,可以很形象地说明人类兵器变革所产生的跃迁效应。
人类能够在蓝天自由地翱翔,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美好向往。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古代文献中,都留下了大量关于飞行神话和传说的记载。中国典籍《山海经》、《韩非子》、《墨子》和《后汉书》中,都有人造飞鸟的记载。在唐代的一些传说中,鲁班造的木鸟已经相当大了,上面可以坐人,鲁班本人还坐着这种木鸟到宋城上空进行侦察,这也许是人类最早想象中的飞行器可以用作军事侦察的记载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传说中,许多神都长有翅膀,拥有飞车和飞鹰作为坐骑。长着一对小小肉翅的可爱的小天使,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吉祥物。《圣经》里也记载了大量有关飞行的故事,其中对耶和华乘坐的飞行器做了详尽的描写,还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外星人的飞船。阿拉伯传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著名的“飞毯”,表达了人类对直升机类飞行器的向往;“神灯”中可飞行百里的巨人,实际上是人类对飞机的渴望。
上述传说之所以不可信,是因为这类飞行器的动力来源不可靠。要知道,那个年代里是不会有石油作为燃料的,也不会有传输能量的传动装置。如果造一个比较大型的风筝,靠空气的浮力使其上升,靠风力使其飞行一段时间,倒是有可能的。中国传说中的“孔明灯”,其升空原理与500年后出现的热气球是一样的。在相对开放的西方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一些传说故事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勇敢的飞行探索者。许多飞行冒险家用生命作为代价的尝试,证明了人类依靠人的肌力作为动力实现飞行是不可能的。
公元17世纪,英国科学家胡克从力学角度明确指出,利用人的肌肉是不能实现飞行的。要想飞行,还需要新的外部动力。意大利学者波莱里通过对鸟及其翅膀进行解剖研究后,也认为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扑翼飞行是不可能的。鸟能在空中扑翼飞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强劲的肌肉、高效率的心脏和中空轻巧的骨架。人的心脏约占体重的0.5%,而鹰的心脏占体重的8%,小小的蜂鸟心脏占体重的比例高达22%。人的正常心率约为每分钟70次左右,麻雀在飞行时的心率可以高达800次左右。小小的蚊子每秒翅膀可振动900次,蜜蜂为每秒260次,蜂鸟的自身重量不到3克,但扑翼频率却可达到每秒50次,因而可以直立地悬停在空中。随着鸟类自身重量的增加,如果鸟的翅膀放大一倍,那么扑动一次所花费的能量就增加30倍。对于同一只鸟,如果将扑动次数增加一倍,它所要付出的能量至少是自身重量的8倍。在长期的生物进化中,鸟类为了适应扑翼飞行,已经使骨头变成中空和圆锥形,重量既轻、强度又大。有一种叫军舰鸟的巨鸟,翅膀展开后可达2米,但它的骨头重量只有0.1公斤。
英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工艺和自然奥妙》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动力飞行器的概念:“人类最终会发明一种可飞行的仪器。这种能飞的仪器中间乘坐一个人,靠一台发动机扑动一对人造翅膀,像鸟扑翼一样向前飞行。”培根第一次提出用动力装置驱动翅膀,这是人类在20世纪能发明飞机的关键所在。因此,培根被认为是航空史上提出动力飞行的第一人。被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位以科学方法研究飞行的伟大学者,是在培根之后约250年的意大利学者达·芬奇。他在《论鸟的飞行》一书中,设计了第一架扑翼机,用人臂、大腿通过弹簧和弓弦来驱动。他的仆人用这种扑翼机作了飞行试验,结果摔断了一条腿。以后,达·芬奇还设计过许多扑翼机的扑翼结构,都非常精巧和灵活。他还对降落伞、直升机和热气球阀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对人类飞行器的发展描绘了十分乐观的前景。从技术角度看,扑翼机的设计对以后航空学的发展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从人类模拟鸟类飞行的探索,也使人类悟出一个道理,人不可能像鸟一样飞到空中,要想把重于空气的东西送到空中也绝对不能靠扑翼这种机械来实现。
人类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飞天梦想的途径。19世纪50年代,法国蒸汽机工程师吉法尔尝试用蒸汽作为动力,来驱动一架飞艇飞向空中。他制造了一台当时被称为“极小”的蒸汽机,重量约160公斤,功率为2.24千瓦;他的飞艇却是一个庞然大物,长近44米,最大直径12米,气囊容积约2500立方米。1852年9月24日,这个外形颇似“雪茄烟”的飞艇从巴黎起飞,发动机装在用吊索悬挂的吊篮里,带动一套三叶螺旋桨。这个飞艇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飞行了约28公里,成为世界上可操纵飞艇的首次飞行。30年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电动机和内燃机两种动力装置,从而大大推动了飞艇的发展,其内在的驱动力就是产生蒸汽的其它能源形态,蒸汽机只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靠着蒸汽作为动力,人类在飞行领域产生了跃迁效应。
1903年12月17日,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俩制造的“飞行者1号”飞机,在弟弟奥维尔·莱特的驾驶下飞向了蓝天。这次飞行的留空时间只有短短的12妙,飞行距离只有微不足道的36米,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动力、载人、持续、稳定和可操纵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首次成功飞行,具有十分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人类征服天空的梦想开始变为现实。这一天,莱特兄弟共进行了4次飞行,在最成功的第4次飞行中,留空时间达到了59秒,飞行距离达到了260米。莱特兄弟的飞机动力源,是一台4缸水冷式汽油活塞发动机,可以产生9—12千瓦的功率,重量仅有75公斤。莱特兄弟的成功,是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在飞行领域所产生的跃迁效应,人类从此实现了飞天的梦想。
飞机发明之后,迅速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出现了跃迁效应,其驱动力量是石油这种重要的能源形态。1907年12月23日,美国陆军向莱特兄弟等人提出了一份制造军用侦察飞机的合同,要求这是一种双人侦察飞机,总重量160公斤,能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飞行125公里。这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次对军用飞机提出的技术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飞机一开始就是被用于空中侦察。相比气球和飞艇,飞机的尺寸要小得多,不易被地面火力击落,速度又快,所以机动性很好。同时,飞机还被用于校正炮兵的炮弹落点。随着战事的进展,交战双方都制造出了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飞机刚诞生后不久就被大规模地用作战争武器,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真是人类的一大不幸,而且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飞机用于战争,这是人类兵器变革乃至战争形态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相对于地面战场的跃迁效应。随着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成就,隐形战机的出现使人类的战争形态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超视距作战成为未来空战的主要形态,相对于可视作战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跃迁效应,当然,它的驱动力仍然是能源资本。
火箭对战争形态变革的跃迁效应
炮弹战斗部的运载工具——火箭和导弹的发明,是人类战争史上影响战争形态的另外一种重大技术创新。火箭和导弹的推进剂不是像飞机那样的航空油料,而是以特殊化学方法合成的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分为液态和固态),对于导弹来说,它的本质是一种能源资本。
“火箭”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中国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当时的兵家曾在箭杆前部绑上油松、艾草等易燃物,把它们点燃后,用弓、弩射出去进行火攻战。到了唐末宋初(公元10世纪),随着火药的发明,箭杆上的易燃物被换成了火药,具有了喷射作用和更大的燃烧威力,于是被迅速地用于军事活动。据《宋史·兵志》记载,公元970年北宋的兵部令史冯继升做成了带火药的箭。后来,陆续制成了火球、火蒺藜、火箭。这个时代的火箭,虽然有火药燃气喷射的反作用力成分,但它飞行的动力主要还是靠弓、弩发射的力量,其本质上还是人力在驱动。
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3—1189年),民间出现了用火药制作的各种炮竹和花炮。“二踢脚”是利用火药一次爆炸产生的反作用力升到空中,然后再引爆另一部分火药炸出响声;“地老鼠”是利用自身的喷气反作用力向前推进的烟火;“起火”是在头部绑着火药筒、尾部装上羽毛,点燃后利用喷气推动飞行。这些原始的娱乐型火箭是最早靠自身喷气推进的火箭雏形,其原理是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元、明时代,火箭进一步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更加广泛。明代茅元仪编著的《武备志》中,记载了近300种火箭的结构与作用。这些原始的火箭虽然没有现代火箭那样复杂,但已经具备了现代火箭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战斗部(箭头)、推进系统(火药筒)、稳定系统(尾部羽毛)和箭体结构(箭杆)。
人类飞出地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的困难在于要克服地球的引力。牛顿在1678年完成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个被抛物体,如果不受地球引力的作用,就会像一个被射出的炮弹,沿着一个方向向太空深处飞去,浪迹天涯永远不会回到地球。牛顿认为,只有速度可以战胜引力。他曾经设想:如果制造一座高射大炮,架在高山之上,炮弹平射出去,随着速度的增大,其着弹点不断伸远,在获得足够大的速度之后,它距地面越来越远,这时它受到的地球引力也就越来越小,可以飞到足够远的地方,然后在地球引力牵引下环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而不会掉下来;如果速度再大,甚至会飞离地球轨道而进入宇宙空间漫游。这就是牛顿描述的摆脱地球引力束缚的经典力学原理。这里,加快速度是克服地球引力的关键。根据牛顿的理论,科学家计算出一个物体达到每秒7.9千米的速度,就能使地球对它的吸引力与其离心力保持平衡,这个物体就不会掉到地面,也就是卫星环绕地球飞行的道理。这个速度被称为第一宇宙速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曾经生产过一种远程大炮,炮身长34米,炮弹的速度达到每秒1.6千米,但距离第一宇宙速度还差得很远。要想使炮弹达到每秒7.9千米的速度,炮身需长1000米,因此,“牛顿大炮”不可能造出来。即使如此,牛顿的设想仍然极有意义,英国诗人拜伦这样评价:“牛顿铺设的道路,减轻了痛苦的重负,从那时起已经有了不少的发现,看来我们总有一天会在蒸汽的帮助下开辟出到月球的道路。”
诗人拜伦的想象成为了科学预言,而且完全正确。他所说的“蒸汽”,是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它蕴含着能量潜能的价值,因而就是一种能源资本。只要有合适的动力源,就能够推动火箭上天,进而帮助人类实现飞离地球的梦想。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戈达德将汽油和液态氧作为燃料,于1926年3月16日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爬升12米,水平飞行56米,飞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2.5秒,却是划时代的一瞬。戈达德后来被称为美国“火箭之父”。
尽管戈达德的火箭在美国反响平平,但在德国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吸引了一批科学家参与到火箭的研发工作当中,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冯·布劳恩。1937年,布劳恩领导建成了世界闻名的佩内明德火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6岁。1934—1942年,他们先后研制成4种液体燃料火箭,其中A-4型火箭飞行速度接近每秒2千米,飞行距离达到189.8千米。纳粹德国垂青于火箭的军事用途,下令把A-4型火箭改装成导弹,用作战争的武器。纳粹头目之一的戈培尔把A-4型火箭改名为V-2导弹,冠以“复仇”之名,因为“V”是德文“复仇”的第一个字母。
从V-2导弹发展而来的各种导弹和运载火箭,其动力源是氧化剂与燃烧剂两部分组成的特殊燃料。在一枚火箭的总重量中,燃料占了体重的90%以上。作为高能推进剂的液氧、液氢,是火箭燃料的主要成分,在此基础上,各国又根据火箭的不同型号进行了许多技术创新,使得燃料的性能越来越好。火箭和导弹应用于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这些特殊的燃料,就是推动火箭和导弹飞行的能源资本。正是由于能源资本的投入,才使得战争形态出现了一种跃迁效应。
冷兵器时代,打仗靠步兵和骑兵,交战双方基本上是短兵相接。随着叉的出现,可以从远处向敌人投射。弓箭发明以后,便成为了真正的“远程投射武器”,对敌人的杀伤力就更强了。在马镫发明之后,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强于步兵。这些武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在作战方式上产生了跃迁效应。随着大炮装备部队,交战双方可以隔离开来,但还需要在人的目力所及的范围。坦克和装甲车发明以后,具有比骑兵更加明显的跃迁效应。坦克、装甲车、舰艇和飞机等作战武器的驱动力是以石油为主的新的能源形态,标志着陆海空军机械化部队的出现,产生出一种跃迁效应。导弹和卫星发明以后,就是超视距了,交战双方的人员在相隔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公里之外,就可以进行战斗了,因而产生出另外一种跃迁效应。
综上所述,人类兵器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是基于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能源资本,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乘数效应。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推动了兵器的变革,每次这样的变革,都会带来质的飞跃,产生明显的跃迁效应。能源资本与武器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使战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跃迁效应。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