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与军事力量的跃迁效应（二）
殷雄 谭建生
战争中控制能源资本的手段
大体说来，交战双方为了种争夺和控制能源资源，除了前文所述的直接派兵占领或摧毁敌方能源资源供应地之外，还有三种政治、军事、技术和经济手段。
一是通过封锁敌方能源供应的通道，限制敌方的能源来源。
战争中，交战的一方要对另一方进行封锁，需要强大的能源资本做后盾。封锁与反封锁，是双方实力的一种比拼，谁的能源资本供应充足，谁就能产生压制住对方的跃迁效应。以航运为例，双方的轮船都需要燃料供给，假如一方截断了对方的航运通道，使得对方的燃料供应来源中断或受到限制，说明只有消耗而没有补充，而己方则确保源源不断的燃料供应，因此在实力上就出现了明显的跃迁效应。
英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牢牢地掌握着制海权，成功地对德国进行了海上经济封锁，断绝了德国与外界的经济贸易联系，德国的石油、粮食、橡胶、矿产、化工原料等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日益缺乏，最终导致国内经济崩溃和德军陆上作战的失败。二战爆发后，英国仍然实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运以外，我们还必须将德国的贸易往来从海上驱逐出去，同时阻止德国的一切输入。我们极其严格地执行封锁政策。一个经济作战部已告成立，负有指导政策的责任，而海军部则主管执行的工作。”英国将石油、武器装备、化工产品、通讯器材等列为对德绝对禁运品，如发现这些物资被运往德军及其占领地区，将一律扣押和没收。英国海军加强了拦截从海上直接或通过中立国转道运往德国的货物，在通往德国的海上通道大量布雷，阻止德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在英国的封锁下，德国的海外进出口贸易深受影响，缺乏海军保护的德国商船队几乎无法正常运行。从二战爆发到1940年3月，英国就截获了总量为55.8万吨的德国战略物资。丘吉尔称：“敌人的航运，正如在1914年一样，几乎立即在公海上绝迹。德国的船只大部分躲避在中立国的港口内，或者在中途被阻截时，自行凿沉。”
与此同时，海上交通线也是英国的命脉。英国全部的石油、大部分的粮食以及其他重要战略资源必须通过海运方式输入。1815年之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引领世界几十年。英国皇家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德国从二战一开始也对英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海上封锁，主要利用潜艇袭击来往于英国的商船，这种封锁活动一直持续到战争临近结束。德国海军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从海上运输石油等战略物资的通道基本被堵死。由于海上封锁，美洲的交通线被割断以及英法等国也在争抢罗马尼亚的石油，德国石油进口量从战争爆发后就不断下降，1939年进口了516万吨，1940年和1941年下降到207万吨和237万吨。
两伊战争期间，双方相互袭击对方的油轮，这就是著名的“袭船战”，堪比一战和二战期间交战双方的海上封锁战。双方都将对方的油田、输油管、炼油厂、石油装运站、石油运输船以及其他石油设施作为首要打击目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伊朗炼油厂被夷为平地，战前，伊朗三分之二的石油提炼是由这家炼油厂运营的。伊朗拥有的152个储油罐全部被摧毁或损坏。伊朗石油日产量由战前的600万桶锐减至50万桶，直接经济损失达50多亿美元。伊拉克战前有8个炼油中心，其中一半在战争中遭到袭击和破坏。伊拉克出口石油的两个主要港口均被严重破坏，无法运营。伊拉克境内的所有油库及油田均遭袭击，破坏严重。伊拉克石油产量由战前的350万桶/天减至战后的100万桶/天，出口全部陷于停顿，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亿美元。伊朗和伊拉克都是位居世界产油国前列的石油富国，然而，8年的战火烧掉了这两个富国的巨大财富，使两国的经济水平倒退了10年、20年甚至更多。由此可见，如果能源资产不能转化为资本，就不能持续地创造价值，以军事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实力就不仅不可能增强，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负跃迁效应。
二是采用技术手段，努力制造石油资源的替代品。
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双向乘数效应。德国合成燃料的技术开发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之前，德国就加紧进行石油储备。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90%以上，石油及其产品依靠进口。石油对于煤炭而言，其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手段存在代差，具有明显的跃迁效应。纳粹德国为了摆脱单纯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下大力气生产合成石油以满足战时军队对燃料的需求。1936年8月，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要求尽一切力量发展燃油、合成橡胶、钢铁、化工工业，以减少德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希特勒强调：“德国的燃料生产必须全速发展，必须以打仗的决心执行这个任务，因为它的解决决定着未来的战争能力。”
德国有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石油产品的技术诞生在德国。1913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克·伯吉尤斯发明了用氢化法从煤炭中合成出液体燃料的方法，这是最早的“煤制油”技术。20世纪20年代，德国科学家费希尔与托罗普发明了用水煤气催化合成石油的技术（费托合成法），从而开创了自煤炭间接液化制取液体燃料的途径。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法本公司利用这项专利建造试验工厂，并于1927年投入生产，这是世界上第一座煤炼油工厂。1936年，德国的合成燃油产量仅有60多万吨；1939年二战爆发后，德国的合成燃料达到220万吨；1940年达到320万吨，占石油总供应量的46%；1943年达到约500万吨的战时最高峰。法本公司及其燃料几乎成了盟军的心腹之患，美国参议院在1943年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法本公司：“如果没有法本公司，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战争。”日本也曾致力于生产合成燃料，但受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制约，日本的人造油始终不成气候，用尽各种方法在战争期间生产的油品总共只有约6万吨，只占日本战争期间油料消耗量的不足3%，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三是通过经济贸易合作的方式，扩大能源资源的储备。
虽然德国的合成燃料产量连年攀升，但也仅占其石油总供给量的一半左右，距离希特勒扩军备战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于是想方设法扩大从国外的进口。欧洲地区盛产石油的罗马尼亚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次成为德国与英法等国家争夺的战略要地。1929年，罗马尼亚的石油产量为500万吨，1936年上升至800万吨，1938年为650万吨。罗马尼亚成为欧洲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产油国，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石油生产国。德国将最大限度地获取罗马尼亚石油作为其战争准备的重要一环，在经济上极力对罗马尼亚进行控制，并要求增加对德国的石油出口。1935年，德国自罗马尼亚购买60万吨石油，成为该国最大客户。
英法不愿意看到德国与罗马尼亚两国的合作，也与罗签订了各种贸易协定，给予贷款并答应在罗马尼亚受到侵略时提供援助。法国还决定每年购入75万吨石油，英国也利用本国资本掌握罗马尼亚大部分石油开采权的优势，大量抢购罗马尼亚的石油，而且大量租运罗马尼亚的运输车船，以免这些运输工具被用来向德国运送石油。
德国从海上运回石油等战略原料越来越困难，只能依赖从罗马尼亚和苏联进口石油。苏联也期望发展与德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一方面达到阻止西方国家“祸水东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德国得到先进的军民工业技术和制成品。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苏德双方一直保持着所谓的“友好关系”，而经贸往来则成为维持双方这种关系的重要手段。1939年，德国从苏联进口了90万吨石油，1940年是65万吨，从1941年初到6月苏德战争爆发止，苏联又向德国出口28万吨石油。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生动地写道：“1941年6月22日凌晨，一辆载着石油和其他原料的苏联火车正喘着粗气驶向德国。3点刚过，300万德国陆军在60万辆机动车和62.5万匹战马的支持下全线出击，苏联方面完全措手不及。”
虽然苏联通过与德国的贸易获取了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与工业技术，弥补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领域中技术的不足，但是苏联提供的石油等重要原材料确实抵消了西方国家海上封锁对德国的不利影响，部分满足了德国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质需要。苏联向德国输送的能源等重要战略原材料虽然没有达到德国所期望的程度，但在短期内，苏联变成了德国的一座原料仓库，这些原材料确实为纳粹德国的战车增添了动力，为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了不少物质保证，而苏联也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深受其害。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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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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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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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