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讲述上海解放故事：旧上海的末日

原标题：老外讲述上海解放故事：旧上海的末日

“我现在站在上海大厦的高层， 这幢楼1949年的时候叫百老汇大厦。当时外国记者很容易在这里进行摄影报道，因为这幢楼是上海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所在地，很多记者都住在这里。”

该片通过今昔对比、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客观、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是人民的必然选择。

这张照片就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从百老汇大厦拍摄的。外滩建筑群看上去变化不大。但这张照片展示了旧上海的面貌。

贫民的舢板遍布苏州河，而外国军舰则停泊在黄浦江上。

福尔曼现场拍摄的照片更加发人深省。

比如这张。

另一个记者目睹了这一幕，写下文章题为“这样的事发生在上海的外滩! ”

他写道，“真是难以置信，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经济合作署’（ECA）及其他机构对华援助的日子里，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上海的大街上。”

猖獗的腐败，失控的通货膨胀，当时的上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有外国援助介入，但绝大多数上海的平民百姓仍然在水生火热中痛苦地生活。

但为何会是这样的局面呢？

时间倒回到三年前，也就是1946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重新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内战，罔故整个国家还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动荡中恢复。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投入了战争。

没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溃败。

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半个中国的控制，损失了大部分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军事失败带来的是更多经济压榨。

为了稳定濒临崩溃的经济，政府试图实行货币改革，强迫人民上交贵金属以换取金圆券。

那场币制改革完全是一场灾难。

而在当时，想买任何东西都得随身携带一捆捆现金。比如，1800万金圆券只能买一条烟。

可怜的中国年轻女工几乎无法随身携带半个月的工资。丢几百万元是很普遍的情况，还得想想值不值得把钱捡起来。简单的交易不是用账单支付的，而是用这种贬值惊人的货币成捆支付的。

那么国民党政府接下来做了什么呢？

更多的杀戮，更多的压榨。

“我现在站在外滩的友邦大厦顶楼，”主持人费嘉炯教授说，“1949年，这里曾经是《字林西报》大厦。”

1948年12月的一天午夜，英国编辑乔治·瓦因（George Vine）从他五楼的办公室看到了一些怪异的事。

他看到一群挑夫正在从不远处的中央银行大楼里往外搬运一袋袋沉重的包裹。士兵们站在一旁警戒，挑夫们把包裹搬到了一艘停靠在黄浦江边的船上。瓦因很快意识到他们是在转移国库的黄金。

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把黄金偷运出上海，而他所见到的不过是多次中的一次罢了。

消息传出，银行挤兑接踵而至。人民对国民党仅存的一线希望都破灭了。这就是旧上海的末日。

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写下了这样的话：“富人过着奢靡铺张的生活，而穷人过得非常悲惨。不需要太多观察就能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当政府完全无视人民福祉时，历史会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