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奇妙的蛋生》：我们都有选择生育的自由吗？

原标题：纪录片《奇妙的蛋生》：我们都有选择生育的自由吗？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被称为“生育大国”。然而时代变迁，生育大国也面临全球性的生育低潮。另一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将我们带向一个全新世代，辅助生育、试管婴儿、基因筛选……技术带给人希望，却又像一场场无法预知结果的赌博。

《奇妙的蛋生》海报

近日，一部聚焦生育议题的六集纪录片《奇妙的蛋生》在视频网站上线，引发关注。总制片人杨媛草和导演陈璐带领团队在上海的一家辅助生殖医院蹲点，通过真实走访和记录，去呈现更广大的女性群体正在经历的生育故事。

镜头下，35岁的文霞来自四川，两次体外受精失败，被丈夫通知离婚，并被索要60万手术费；年轻的妻子欣欣患有先天染色体异常，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卵子怀孕，在等待别人爱心赠卵过程中，她的丈夫和婆婆提出了离婚，欣欣觉得自己是个废人；希望通过“生个孩子给丈夫，对家庭做出贡献”的丹丹，在拍摄后期因精神压力太大进了精神病院；失独夫妻翁姐和余大哥来做试管婴儿，希望尽快怀上孩子，让已经过世的儿子东东“投胎”回到他们身边。

求子路上，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人间悲喜剧，有的人挽回了爱情，有的人丢失了婚姻，有的人赌得一无所有，有的人最终柳暗花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生育观与生育选择。

在成为母亲后，杨媛草对自己的身份与责任有更多感悟与思考。在中国，女性承担母职被视作天经地义，光荣崇高，而生育的痛楚和代价却没有被广泛认知，无数面临生育的女性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更多女性，正困在家庭/职场/自我的多重压力下，为了生育，进退两难。

导演陈璐已过而立之年，她看到的是无数女性被“三十岁焦虑”深深困扰，站在“三十而立”的门槛上，她也面临着来自婚育的选择。延迟生育、不生育、生不出，是大多数女性成长道路上都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希望从这部生育纪录片开始，可以将女性思考的力量汇聚成一种社会新声，让人们打开对生育观的新视野，让更多女性了解生育的各种可能，缓解生育焦虑。”借着《奇妙的蛋生》上线之际，导演陈璐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专访】

策划这个生育选题的初衷是什么？在拍摄之前你们有着什么样的预期？

陈璐：

在最初策划选题时，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每一个想要生孩子的人的初衷和愿望，他/她生孩子这个诉求是为什么？而不想生孩子的人，又是从什么角度的考量去做出这样一个不想生或者延迟生育的决定？通过不同生育观的人，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拍摄前期收集了七十多位采访对象的信息，最终拍摄出二十多个采访对象/家庭。在采访了这些家庭和个人后，发现每个人家庭的幸运和不幸运都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各有特点。

陷在生育困境的女性都将矛头指向自己，片子中几位“生不出”的女性都流露了一种“为什么我这么没用”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状态？当不能生育时，作为一名女性就没有价值了吗？

陈璐：

我感到难受，并且对她们看轻自己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父母辈给她们的压力又有些愤怒。当生育价值消失时，她们的自我价值也就瓦解了。采访时就发现，如果这个年纪不把生育当成首要任务，她们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们没有办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自我定位。就算是生完孩子后，你的姓名也消失了，变成了某某妈。

丹丹想生一个孩子回馈丈夫的爱

片子中的“丹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采访时就强调没有办法回馈丈夫对她的爱，生一个孩子就是爱的最高表达，这是她的责任。她非常努力，最终压力大到去精神病院治疗。我们去医院采访她时，她依然非常真挚地这么说。而整个过程，她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委屈。我不知道应该感到悲哀还是无奈。

但在一次次和她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的想法也慢慢在改变。我和草姐在拍摄后谈论过这个话题，我们对生活格局的局限性没有充分认识。每个人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周围的氛围推动，当我们去指责他人的时候，要想到彼此的际遇不一样，受限的东西也不一样。欣欣和文霞要对抗的是几千年来的思维模式，她们自己、她们的夫家甚至她们自己的父母，都裹挟在这种思想中。我们应该放弃对于女性个人的一个追索和批判，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在采访这些对象的过程中，你们也拍摄了一些长辈的画面，这些父母的表现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触动？

欣欣的公婆下了最后通牒

我们无法去指责欣欣的公婆或者文霞的婆婆，在农村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欣欣和文霞这两个对象并不是我为了追求效果而特意去寻找的极端个例，就是在医院碰到了，这也说明这件事情在基层是很普遍的，它反而有了一种代表性。

文霞感觉到自己的爱很卑微

她这段话说得太触动人心了，可惜当时拍摄已经结束，摄像机没有开机，这可能就是纪录片的遗憾。

文霞和丈夫小丁

也有女性在还未遇到合适伴侣时，选择了冻卵，这也是一种生育选择。

陈璐：

是的，科技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福音。不少人将冻卵看成了人生的一颗后悔药，或者是未来的一张彩票，我们在纪录片中也拍摄了一些选择冻卵的女性，非常有意思。但我要提醒的是，我们排斥将冻卵形容为“人生后悔药”这样的消费主义话术。虚假的消费主义泡泡会宣称冻卵了后你就掌握了生育的主动权，但没有这么美好，这项技术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卵子会有损耗，胚胎也会有损耗，当你到了想用卵子的时候，子宫生育环境是否也会有损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生育困难不只是女性的问题，有不小概率是男方的因素，在《奇妙的蛋生》中你们也拍摄了这部分人群。

正在等待别人供卵的欣欣

陈璐：

对，这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很遗憾没有能够深入下去。当男性精子质量不佳或者无精时，想要孩子就要走上采用供精这条路。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群体，用了最长的时间去等待但最后也只有小武一个人愿意面向镜头，而且在我们拍了两次之后他也消失在人海了，无法再联系上他。男性也有各种各样的难言之隐，以及自我的精神困境。但因为男性原因导致的无子，女性一般还是包容的，提出离婚或家庭分裂的非常少，这是科室医生反馈给我们的。

小武夫妻选择了供精

当年轻人谈丁克时，明不明白需要多少条件才能维持？在《奇妙的蛋生》中也有一对丁克夫妻的故事。

陈璐：

一直有种说法是年轻人的丁克是不作数的，因为不知道前路会遇到多少阻碍。这对丁克夫妻很有代表性，他们已经五十几岁，都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好，事业有成，闲暇时四处旅行，两个人感情默契。

拍摄这对夫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信心和快乐，但他们很诚实地说，丁克是一件需要非常多机缘巧合才能达成的事情，很多因素变量里如果少掉那么一二个，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状态了。

首先是他们夫妻俩都对生育不热衷；其次是他们的职业环境比较开放和宽松，有每天接触学生，避免了很多孤独；再者他们都爱好旅行，当时这位叔叔告诉我一个人满足自我的欲望是有很多方式的，大多数男人想把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繁殖也是个很重要的欲望，但是偏偏他是少数，他的人生欲望是要看遍全世界；最后是双方父母很开明，没有家庭压力。还有一个因素是，他们在三十多岁时曾怀过一个孩子，结果孩子意外流产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再生育了。

这位叔叔从他们的角度和我说，丁克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形成的一个选择，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不是在年轻时候两个人决定不生就不生了，后面其实需要非常多的运气，才能够维护住这样一个结果。

你也处于传统意义上的适婚适育年龄，在跟拍的过程中你是如何思考自己的问题的？

陈璐：

很多人问我在看了这么多女性采访对象后会不会对生育有焦虑，或者说如果以后自己也面临生育困难问题，会是什么感受。但其实我在这么久的拍摄后，反而没有了生育焦虑。如果选择选育，首先还是尽力做好充分的准备，有比较好的心理状态去迎接孩子，以及抚育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如果未来因为年龄缘故想要孩子而不得时，我可能连生殖辅助都不会去采用。

让每个人做出选择的先决条件是不一样的。

陈璐：

是的，我所生活的区域的整体生育观宽容度和教育水平、经济条件都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这些外部因素也是给我底气和支撑的重要条件。我是一个幸运偏差值，在我看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选择不了的。

《奇妙的蛋生》是想提倡一种生育选择，片子里呈现了各种人生故事，除了想尽一切办法希望生育孩子的家庭，有期望掌握生育主动权的女性，也有丁克家庭。没有一种选择适合所有人，只是我们需要想清楚，是否能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复杂。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生育一直是一个大家庭的决定，很难是一个个人化的决定。

一部纪录片能做到的能引起的反响是有限的，但这起码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