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手记｜关于陶瓷纹饰“龙牙蕙草”的由来、流行与传播
“关于‘龙牙蕙草’”章节节选自 《陶瓷手记4》，该书是陶瓷学者谢明良先生“陶瓷手记”系列著作之一，集结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聚焦中国陶瓷在世界区域范围内的交流传播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既有对陶瓷造型、纹饰的观察，也有文化史、艺术史的讨论。
所谓卷草纹
在宋代的工艺品当中，常见一类被称为唐草纹、花卉纹或涡卷纹等以往无固定称谓的卷草纹样，其茎和叶的造型无大差别，当装饰于作品的器面或边侧，亦即呈俯视或侧视时的形态也颇相近，看来像是形式化了的唐草纹样。这类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纹既有印花的主纹饰，如河北省定窑窑址（涧磁镇A区）出土的枕陶范（图1）；或大英博物馆藏，被典藏单位称为“半棕叶涡卷纹”（half-palmette）的金代铅褐釉长方枕四面的印花纹饰（图2）。但也有作为枕面的边饰者，如河北省井陉县柿庄金墓（M3）出土的四花云头形枕，或台湾拣寒斋藏同为井陉窑的长方枕（图3）。宋金时期民间瓷窑和其他材质的工艺似乎偏爱以这类纹样作为开光的边饰带，而以陶瓷枕类最为常见。其中天津博物馆四花云头形枕的枕面就是以印花技法作为边饰来衬托开光内的鹿纹，不过枕墙上下方五瓣印花之间却又以划花的技法阴刻出此类纹样，纹样以外填以珍珠地纹（图4），其和前引大英博物馆长方枕纹样周边的印花珍珠地（见图2），均表现出原属金银器饰的錾金效果。法国吉美博物馆藏的北宋河南当阳峪窑白地黑剔花枕的装饰手法更是圆熟，其是在化妆土上施黑釉，再剔除四花开光外围纹样以外的黑釉，开光内另剔黑而显露出白色的鹊、蝶和树枝干，黑白对比分明，品相高逸（图5）。
图1 定窑窑址出土枕陶范 北宋至金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图2 金代铅釉枕 大英博物馆藏
图3 河北井陉窑印花枕 金代 台湾拣寒斋藏
图4 井陉窑白釉赭彩印花鹿纹云头式枕 宋 天津博物馆藏
图5 磁州窑白地黑剔花鸟蝶纹枕 北宋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另一方面，浙江省寺龙口越窑青瓷香炉（D型）炉身阴刻报告书所谓“卷草纹”（图6），或熏炉炉盖的镂空装饰（图7），以及套瓶之外瓶瓶身也常以此类纹样为饰（图8）。此外，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北宋汝窑窑址也出土了装饰着同类纹样的镂空熏炉（图9），而“袭故京遗制”于浙江省杭州开窑烧瓷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亦见青瓷套瓶（图10）。虽然宝丰清凉寺汝窑是否即北宋官窑，目前已无从证实，不过从南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的记载，汝窑制品曾进入宫廷器用一事应无疑义，至于老虎洞窑官窑青瓷标本另可据伴出的带“修内司窑置”等字铭荡箍，得知其或为文献中的修内司窑。这也就是说，本文所拟讨论的这类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纹样，既是中国民间瓷窑所爱用的纹饰，同时也受到宫廷消费者的青睐，所以可以说是受到官方以及民间喜爱的时尚纹饰。
图6 青瓷香炉炉身残片（线绘）浙江寺龙口越窑窑址出土
图7 青瓷熏炉盖 浙江寺龙口越窑窑址出土
图8 青瓷套瓶 浙江省寺龙口越窑窑址出土
图9 青瓷镂空熏炉 河南省宝丰清凉寺遗址出土
图10 杭州老虎洞窑镂空套瓶
二、《营造法式》所见“龙牙蕙草”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不少关于“样”的记载，意指格式、原图或标准之图样，其中“造样”“立样”“起样”也就是制作格式或原图，而各样当中有由官方立样的官样。除了《唐六典》由官方“立样”的弓矢长刀之外，《全唐诗》也记载了民间织锦户“起样”进呈；宋人庄季裕《鸡肋篇》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浙江龙泉窑青瓷曾应“禁廷制样需索”，其若属实，则是官方降样由民间瓷窑据样烧瓷进呈之例。对于本文所拟处理的议题而言，由北宋将作少监李诫奉令编修并刊刻于崇宁二年（1103）的《营造法式》，因汇集了多种官方建筑装饰纹样，无疑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图11a 北宋《营造法式》“龙牙蕙草”
从李诫《营造法式》所图绘的“球文格眼”（卷三十二）“龟背”（卷三十二）等纹样，不仅是宋金时期陶瓷、织品等工艺品的流行图饰，也是朝鲜半岛高丽青瓷陶瓷或铜镜等制品常见的装饰图案，可知《营造法式》所见诸多纹样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流行图样。不仅如此，其《雕木作制度图样》“师子”的造型特征，也和河南省北宋清凉寺汝窑以及12世纪高丽青瓷狮形熏炉外观一致，此透露出体现于《营造法式》和清凉寺汝瓷的官样器式也影响到高丽青瓷的制作。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营造法式》在继铺地卷成的“海石榴华”之后，也图绘了“龙牙蕙草”（图11），其整体外观像是除去石榴、牡丹或人物、兽类的纯形式的涡卷状、且有着尖牙和浪头的唐草纹。据此，我们可以将前引宋金瓷窑的看似形式化的唐草纹样正名为“龙牙蕙草”。
图11b 北宋《营造法式》“龙牙蕙草”（填彩于20世纪20年代）
三、官样纹饰的流布如前所述，不论是官方或民间，似乎都喜爱以龙牙蕙草作为装饰纹样，以致成了一种时尚。就官方场域而言，如分布于河南巩县、芝田、孝义和回郭镇的北宋皇陵所见石刻，其中仁宗永昭陵或哲宗永泰陵西列上马石南部，就以龙牙蕙草圜饰着中央张嘴呲牙的龙纹（图12、图13）。不过，若举能够生动地传达出龙牙蕙草艺术氛围之例，就不能遗忘清宫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徽宗绘《池塘秋晚图》，该图全卷用纸为砑花粉笺，笺纸上错落地装饰着有着帝王品味、贵气十足的龙牙蕙草（图14），其和北宋磁州窑白地剔花枕枕墙上的同类纹样（图15），再次体现了宋代宫廷官样和民间的流行图饰；四川彭城窖藏出土的三足银盘，盘心饰龙牙蕙草，外区则饰《营造法式》所图绘的“球纹”（图16）。
图12 北宋永昭陵西列上马石上面南部拓本
图13 北宋永泰陵西面上马石南面拓本
图14 宋徽宗《池塘秋晚图》所用“龙牙蕙草”笺纸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 白地剔花唐草纹长方形枕 北宋
图16a 三足银盘 四川彭州窖藏出土
图16b 局部
龙牙蕙草经常作为一种既时尚又讲究的符号出现在多种场域，特别是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几乎成了排场。如日本滋贺县西教寺藏南宋13世纪宁波地区画家张思训绘天台宗大师智（538-597）像，座椅就悬披着满饰龙牙蕙草的布帛（图17）；奈良东大寺藏室町期（1336-1573）画唐代高僧鉴真（688-763）像，坐榻后方围屏也是将之作为边饰（图18）；相国寺藏室町期春屋妙葩像座椅上的龙牙蕙草铺饰（图19），可说是忠实承继了前引智像的格套装饰（见图17）。另外，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所见伴出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帐》的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图20），也是以龙牙蕙草来衬托鎏金乐人。
图17a 天台大师像 南宋 日本滋贺县西教寺藏
图17b 局部
图18 鉴真和尚像 局部 室町时代 日本奈良东大寺藏
图19a 春屋妙葩像 室町时代 日本相国寺藏
图19b 局部
图20 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 唐代 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康津郡12世纪高丽青瓷窑场也在当时推出以龙牙蕙草为饰纹的制品，其中镂空化妆盖盒，盖面除了开光内的花草纹，余饰龙牙蕙草（图21a），不仅如此，长方盒盖的四刹以及盒身也满饰同类纹饰（图21b），其镂空意匠和前述汝窑（见图9）、寺龙口越窑（见图8）或南宋官窑熏炉（见图10）大体相近，说明了东亚区域跨国性的流行风潮，以及高丽青瓷与汝窑青瓷等具有宋代官方性质窑场之间的模仿借鉴关系。晚迄13或14 世纪的高丽青瓷，仍然可见到以象嵌技法装饰的“龙牙蕙草”纹（图22、图23）；日本山形县华藏院藏绘成于14 世纪中期之前的高丽时代《地藏十王图》，地藏王身着的华丽衣裳也以龙牙蕙草为饰（图24）。
图21a 青瓷镶嵌透雕唐草纹盒（盒面）12世纪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1b 青瓷透雕唐草纹盒（正侧视）12世纪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2 青瓷镶嵌金彩唐草纹盒 13世纪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
图23 青瓷镶嵌荔枝纹碗 高丽时代 13世纪 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青瓷博物馆藏
图24 《地藏十王图》局部 日本山形县华藏院藏
亚洲区域跨国性的贸易活动也为龙牙蕙草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如著名的新安沉船，是在14世纪20年代自中国港湾解缆，本拟前往日本却失事沉没在韩国木浦海域，由新安沉船打捞上岸的江西省吉州窑白地黑花长颈瓶，除了器腹开光部位，整体满填龙牙蕙草纹（图25）。印度德里鲁兹沙城遗址出土的14世纪中期景德镇制青花盘亦为一例，该折沿盘也是以龙牙蕙草作为开光等饰纹的背景（图26），而类似的装饰布局还见于11至12世纪伊朗东北地区所烧造的褐地白彩（图27）制品或白釉剔划花，而伊朗陶器的剔花技法则有可能是受到中国陶瓷的启发才出现的。工艺品纹饰无远弗届的流布及其强韧的生命力委实令人咋舌。如日本17世纪中期古九谷（图28）或17世纪以来的有田烧青花瓷（图29），就频见日本人因其外观特征而将之称为章鱼唐草（蛸唐草）的饰纹。应予一提的是，上引青花盖罐在罐肩龙牙蕙草上方，另饰一周由云头和五瓣花串接成的纹样带，而此一云头和龙牙蕙草的装饰布局组合，也见于明代16世纪中期（图30）或清代17世纪的外销瓷。因此，尽管日本工艺品所受龙牙蕙草装饰影响的途径应该颇为多元，但至少就此案例而言，有田陶工所据以模仿的祖型很可能是来自中国陶瓷。另外，此一云头和龙牙蕙草的装饰布局组合也见于前引12世纪高丽青瓷盖盒的镂空饰（见图21），而上述两种纹样都可溯及北宋12世纪初李诫的《营造法式》。后者图绘的云头不止一种，但从外观特征可知本文所引图21、图29、图30等例云头，比较接近李诫所分类的“单云头拱”。
图25 吉州窑白地铁绘唐草纹瓶 元代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冲引扬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6 青花破片 元代 印度Feroz Shah Kotla, Tughlaq宫殿遗迹出土
图27 褐地白彩唐草纹钵 11至12世纪
图28 彩绘山水纹大盘
图29a 染付凤凰纹八角大壶 江户时代 日本松冈美术馆藏
图29b 局部
图30a 青花注瓶 明代 16世纪中期 土耳其炮门宫殿博物馆藏
图30b 局部
除了以龙牙蕙草作为主纹饰（如图2等），或将之应用在主纹的边饰（如图4等）、填白（如图26），甚至主次纹饰难以区别的案例（如图25），亦常见龙牙蕙草与人物、瑞兽、禽鸟或花果交糅相映的图案。如浙江省10世纪中后期越窑青瓷经常可见龙牙蕙草与凤鸟、鹤等瑞兽结合为一的阴刻饰纹（图31）； 日本东大寺藏奈良时代8世纪染韦的龙牙蕙草则是与葡萄纹相间，彼此互补，成了众人熟知的葡萄唐草（图32）。奈良法隆寺五重塔第一阶完成于日本和铜四年（711），西面中央供奉释迦遗骨的金棺侧所饰葡萄唐草纹（图33），则是在《营造法式》所称“龙牙蕙草”之间加饰了葡萄和石榴。此外，亦见光是以龙牙蕙草为主纹饰的唐代案例（图34）。依据以上案例，可以认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其实是自西方传入的诸多唐草纹当中，选择了既无动物、人形，也无蔬果花叶之有如涡卷般纯形式的唐草纹作为《营造法式》的装饰图样，并给予“龙牙蕙草”的中国式称谓。
图31 浙江越窑青瓷所见装饰（线绘）10世纪中后期
图32 葡萄唐草纹染韦 奈良时代 8世纪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藏
图33 塑造金棺的浮雕葡萄波状唐草（模写） 法隆寺五重塔
图34 鎏金花鸟纹银制八曲长杯 唐 8世纪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藏
四、唐草纹传入中国无论是所谓半棕叶唐草纹（忍冬纹）或葡萄唐草纹都源自古希腊，前者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是结合迈锡尼文明彩陶唐草和亚述半棕叶而成的装饰纹样，后传至西亚、波斯，经由中亚再及于印度和中国。始见于公元前4世纪的葡萄唐草，也是通过相似的途径传入中亚等地。
图35 汉代连续波纹状纹的四类型
虽然，就外观形态而言，见于铜镜镜背外区边缘的连续波状纹饰似乎和发源于西方的唐草纹相近（图35），而其中所谓流云纹也和《营造法式》图绘的龙牙蕙草有相近之处，不过20世纪30年代长广敏雄在详细研读里格尔（Alois Riegl）关于唐草纹传播名著《美术样式论》（Stilfragen: Grundlegung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Ornamentik, 1893）的诸多案例后，得出结论认为汉镜所见这类波形连续起伏的纹样是完全不同于唐草纹的另一装饰系统，其无宁是承袭了战国时代以来蟠螭纹的形式，可以说是直接源自战国样式的虺龙纹。到了50年代，长广在他和水野清一编著的大作《云冈石窟》也以云冈石窟为例，明确指出西来的半棕叶唐草纹是出现于5世纪前半。就笔者的见闻，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学者曾提示汉镜所见“唐草纹”也有可能是受到西域传入的半棕叶唐草纹的影响的说法之外，学界一般都倾向认为中国唐草纹是在5世纪时由中亚传入的。
图36a 斯坦因从楼兰获取的木构件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图36b 线绘图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曾在罗布泊西部楼兰古国遗址采集到公元前后时期之饰有半棕叶唐草纹的木质建筑或家具构件（图36），而更往西的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西北的巴米安（Bamian）石窟则可见到与“龙牙蕙草”有些许相似、无植物要素之呈涡卷状带双叶形瘤节的唐草纹，其被认为是半棕叶唐草激烈扭转的抽象变形（图37），相对年代约在6世纪，是融合了印度笈多王朝后期连续反转涡卷纹和希腊化罗马系波状唐草纹的产物，并且影响到7至8世纪时期的粟特艺术。
图37 巴米安（Bamian）唐草纹 第605窟（XI洞）第2突带 6世纪 第625窟（II洞）第2突带 6世纪
就5世纪经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唐草纹而言，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至迁都洛阳（494）的山西云冈石窟已频见半棕叶唐草纹饰（图38）；洛阳龙门6世纪的宾阳洞中洞正壁佛坐像头光也是以唐草纹为饰（图39）。隋唐时期的唐草纹形式种类极为丰富，当然也吸引了不少学者为文讨论，并有多册专著及展览图录。虽然本文的主旨是呈现北宋《营造法式》“龙牙蕙草”的几个面向，可惜笔者仍旧无力揭示其风格史进程。文末谨拣选隋开皇二十年（600）《独孤罗墓志》（图40）和唐登封元年（696）《王定墓志》的唐草纹刻线图（图41），作为本文前引8世纪以来纹样之前阶段的参考。
图38 云冈石窟半棕叶唐草纹 5世纪
图39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正壁 佛坐像 6世纪
图40 独孤罗墓志 隋开皇二十年（600）
图41 王定墓志 唐登封元年（696）
《陶瓷手记4：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谢明良 著
(本文节选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陶瓷手记4：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谢明良 著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