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正义脱节：在硅谷公司间隐藏的白人至上主义

原标题：与社会正义脱节：在硅谷公司间隐藏的白人至上主义

编者按：伴随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和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出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以“创新”和“进步”为标签的硅谷，并且意识到了硅谷与现实社会正义的脱节。不为人所知的是，第一批女性程序员遭到了忽视，并且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程序员。而在男性进入计算机行业之后，程序员这一职业迅速带上了“神秘的光环”。另一方面，计算机行业无法从殖民主义、剥削和外包的历史中解脱出来；唯一能对抗日益强大的科技巨头的方法，就是通过员工的团结和联合，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利。本文原载于《洛杉矶书评》，作者塔玛拉·克尼斯（Tamara Kneese）是旧金山大学媒体研究助理教授。

硅谷

该书有助于弥合设计师的幻想和材料之间的鸿沟，展现了计算如何发生的现实。大型科技公司缺少黑人和拉丁裔女性工程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面部识别软件无法对黑人进行登记。最近的一部纪录片《编码偏见》（Coded Bias）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对平淡的《社会困境》（The Social Dilemma）做出了纠正，放大了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声音，她们一直在努力让技术专家和研究人员同事注意到行业内的压迫系统。那些执行现代颅相学的算法，比如那些根据面部特征预测犯罪或试图对人进行性别鉴定的算法，都与它们生成的环境密不可分。这类算法的压迫与在社区中实施这种技术的危害有关。即使计算机行业的危机并不是新的，但技术的恶性影响已经点燃了无法忽视的火焰。

《社会困境》海报

正如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所显示的那样，紧急情况就是破裂的时刻，它可能创造一个开端，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实际上去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想想1911年发生在纽约市三角衬衫工厂的火灾，在那场火灾中，年轻的女移民服装工人跳楼身亡，这样的时刻揭示了赤裸裸的不平等。三角衬衫工厂的悲剧促成了劳工运动，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精英们总是会忽视这些灾难，但他们的行为伤害了集体组织的努力。正如科技研究学者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在她的章节中，将科技“大火”与气候灾难联系起来时所讽刺的那样，“就像加州的野火一样，软件行业缺乏多样性的现象引发了大量争议，但却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被精心包装的、由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案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科技工作场所，以及科技本身的结构性种族主义问题。同样，气候危机或流行病肯定不会通过应用程序来得到解决。学习如何编程不会引发结构性变革，但与你的同事一同建立组织却可能会引发变革。

与计算机行业历史相关的神话和隐喻有其自身的力量，因此改变人们讲述的、关于技术的故事，可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本书的编辑和作者将科技界的格言进行了颠覆。他们驳斥了精英主义、颠覆、创新以及“快速行动、打破现状”的言论。正如历史学家卡维塔·菲利普（Kavita Philip）所说，语言至关重要:“人们必须对语言推翻自己最珍视的设计原则这一见解持开放态度。”与其假设网络本质上是民主的，不如考察一下其他网络，包括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智利的网络，或者南非和肯尼亚的早期互联网基础设施。硅谷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经常在世界其他地方被重新混合和重塑。无论是作为奥克兰“编码女孩”（Girls Who Code）的一部分，还是在西兰普尔为穆斯林妇女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培训，都不等于赋权。技术知识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采访了一些从事编程工作几十年但仍被排除在行业高层之外的黑人女承包商。正如本书中几个以历史为导向的章节所详述的那样，尽管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批程序员确实是女性（她们被称为计算机），但计算机领域的女性一直被忽视，不被认为是真正的程序员。对软件的迷信，帮助程序员的地位从人类女性转变为男性巫师，将女性系统性地挤出这个行业。当男性从事这些劳动时，有一种神秘的光环；而当女性从事这些劳动时，它却变成了一种低技术含量的、机械式的例行工作。劳动的价值因谁来劳动而变得不同。《你的电脑着火了》中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图片：1966年，程序员安·莫法特（Ann Moffatt）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工作，身边还有她的孩子。这种场景现在已经不再陌生了，但女性在计算机领域中经历不同角色的历史却让人陌生。

精英主义的职场意识形态，以及缺乏支持系统，合谋将女性和有色人种排除在领导角色之外。缺少多元化的职场环境一直是这些公司的问题。尽管科技公司（从小型初创公司到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在语言上强烈表示要实现员工队伍的多元化，但他们的意图却不温不火，他们往往创造出骚扰和歧视泛滥的环境。还有许多像詹姆斯·达摩尔斯（James Damores）这样的人，这个人撰写了臭名昭著的谷歌反对工作场所多元化的备忘录。他代表了一个更大、更系统性的问题。

和学术界一样，科技行业也用“以爱为基础的工作精神”作为中心。你的工作应该是一种需要长时间工作的职业，一个由快乐时光和深夜组成的工作场所，工作时去健身房，吃零食。职场社交的非正式方面，更多的时候是与关怀责任不相称的。追溯IBM是如何将公司想象成一个“家族”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因为它预示了“谷歌力”（Googleyness）不可量化的本质，它可以用来说明员工“就是不适合”一个他们完全有能力胜任的职位。谷歌力是谁，它又指代了什么？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家庭，那为什么还需要组织工会呢？通过这些难以捉摸的术语和衡量标准，歧视也变得合理，它允许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精英主义得以延续。也许一名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白人男性校友可以被定义为具有“一名黑人女生编码程序毕业生”所不具备的、那种不可名状的谷歌特质，在这种情况下，面试一名黑人女生编码程序方面的毕业生只是一种表演而已。

《你的电脑着火了》涉及到一系列改变技术劳动关系的策略。正如计算的历史因环境、地点和亚文化而不同，解决技术最大问题的方法也不会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更重要的是，技术本身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马克·扎克伯格无法亲自终结错误信息（的出现和流传），就像人们不相信谷歌能引领道德的人工智能。与其追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未来学家关注火星的脚步，我们还不如思考一下，通过零工工人的行动来构思技术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现在，恰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用极具创意的特定策略来实施自我组织。

在这本书的末尾，有一节题为“我们该怎么办？”的章节。由于科技对世界产生了在政治和物质上的影响，科技行动主义必然要将自己与更大的社会正义运动联系起来。在最近举行的名为“为未来而战：组织科技产业”（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Organizing the Tech Industry）的研讨会上讨论了本节提出的一些问题。《你的电脑着火了》的撰稿人和传播学学者萨菲娅·乌莫贾·诺布尔（Safiya Umoja Noble）是小组成员之一，她是研究系统压迫如何嵌入看似中立的技术（如搜索引擎）方面的领军人物。阿德里安娜·威廉姆斯（Adrienne Williams）曾是亚马逊的司机，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母亲、承包商和组织者的经历。这次小组讨论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变：曾经以 “不干涉现实的理论”而闻名的学者们，正在让位于更激进的组织和对现场活动人士的实际支持。来自科技行业内部的批评人士以及外部的学者都指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已经深深渗透到了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中。谷歌对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的针对性解雇以及对整个人工智能伦理团队的恶劣对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型科技公司大声高喊着要“做正确的事”，并且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宣言，反而提醒了我们，这无非是在做形象管理罢了。

与其指望公司救火，不如指望工人自己，指望劳工组织在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运动中做出努力。本·塔诺夫（Ben Tarnoff）和莫伊拉·威格尔（Moira Weigel）的《来自硅谷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Valley）》，以及玛丽·贝丝·米汉（Mary Beth Meehan）和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看到硅谷（Seeing Silicon Valley）》等书，都指出了在科技领域认清“员工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看法”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时候，叙事、神话和故事都是已经预设好的。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于旧金山湾区（Bay Area）的技术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在美国各地都设有分会，它在班加罗尔也有一个分会。看似原子化的工人，在车里或家里从事计件工作，却可以通过数字渠道找到联系的方式，例如，亚马逊机械突击队的工人通过Turkopticon建立了团结，加州的零工工人也因22号提案的影响而建立了自发组织。世界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在行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自身以及改革的热度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