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七十年演变脉络初探
——基于官方文献的研究（上）
董 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摘要：本文以准确把握决策者的宏观调控理念为中心任务，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官方政策文献和学术文献，对七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总结。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思想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在1978年之前，决策者倾向于对经济运行实施行政干预和直接控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调控手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行政性调控手段仍被保留下来，计划和市场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我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2012年以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实现了宏观调控理论的新突破。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经济政策总体框架的一部分，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思想和政策框架体系是决策者从国情出发，长期艰辛探索的产物；尽管借鉴了发达国家理论与实践中的有益成分，但从未照搬照抄。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思想 体制转轨 官方文献
文章正文
01
引言与文献概览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有两个典型化事实值得高度关注：第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到2018年GDP年均增长9.46%，GDP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11位跃居世界第2位；第二，中国经济波动逐步趋于平稳化，以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例，1980年之前为9.92%，1980年到1989年为3.46%，1990年到1999年降为3.22%，2000年到2009年降为1.83%，2010年到2018年则进一步降为1.32%。以上事实背后蕴含着有待探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经济为何能够形成 “高位-平稳”良好运行态势？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这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围绕上述问题，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质，涵盖从理论到政策再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本文仅选择其中一个角度，为准确理解中国宏观调控提供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由中央政府决策当局制定的；决策者的思想理念是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方向、手段、力度和节奏的直接因素，殊为重要。经济形势、社会思潮、制度结构等深层次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通过影响决策者的思想理念来影响宏观政策。据此，本文以准确把握决策者的宏观调控理念为中心任务，对七十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做一个初步梳理和分析，为学术界更加精准地把握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质提供研究线索和事实依据。
在西方学术界，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研究重心在于运用演绎推理和计量检验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研究宏观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对政策制定者的思想理念关注甚少，对官方的政策文件亦缺乏系统的研究。贝纳西-奎里等四位法国学者合著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是一本富有开创性的教科书，努力将经济政策实践与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融合，填补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工程学之间的鸿沟；但该书仍缺乏对经济政策当局重要文件的解读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西方经济学界的研究风格（贝纳西-奎里等，2015）。
面对这一现状，艾肯格林指出，以演绎推理为主要方法开展经济政策学研究固然重要，但却不够充分。经济学界还需要以史为鉴，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充分利用官方决策机构的历史文献，研究决策者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演变脉络（Eichengreen ，2012）。我们认为，官方决策机构的政策文件是阐述政府经济政策的一手权威文献，也能够直接地反映决策者的经济思想。对这类文献进行描述、梳理与分析应当成为经济学者研究经济政策时首先应开展的基础性工作，是有效提炼相关典型化事实的前提条件。
罗默夫妇的开创性论文（Romer and Romer，2002）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经典文献。该文利用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纪要》梳理了二战后五十余年美国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发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主要源于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如何运行和政策如何起效的信念发生了变化。虽然政策制定者的最终目标都一样，但是如果其对经济运行方式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和不同的经济后果。Primiceri（2006）综合运用理论、历史和计量方法证实，决策者宏观管理理念的变迁通过影响宏观政策的变化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通胀率的大幅降低。Donihue and Kitchen（2000）则对美国联邦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三驾马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财政部、管理预算办公室的运行机制和互动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着重刻画了经济学实证模型在美国财政政策制定和宏观预测中的作用。
国内研究当代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从理论演进脉络出发，致力于研究西方经济学思潮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思想的影响与启示，如杨昌君（2000）、樊纲（2003）、吴敬琏（2011）等；第二类是亲身参与宏观经济决策咨询的资深经济学家对我国宏观调控历程和决策过程的回忆，如赵人伟（2008）、刘国光（2010）、张卓元（2012）、吴敬琏（2018）、高尚全（2018）等；第三类文献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化事实，提炼出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思想或理念。这类文献数量最多，其中近十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刘树成（2008）、张晓晶等（2010）、方福前（2014）、卢锋（2016）、刘伟等（2017）、庞明川（2009、2018）等。
除了上述三类文献，也有一些研究者重视官方文献在经济政策研究中的作用。杜润生（2005）曾准确地记录了1978-1986年之间我国官方政策文件当中有关农村产权制度的提法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宏观调控领域，高培勇（2018）运用2012年以来党中央重要会议的报告、公报等资料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思想与实践的变化脉络。李朱（2019）强调，中央的重要会议精神和重要文件文献是我们深刻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权威背景资料。但总体而言，目前这类文献尚不多见。
本文力图通过对官方文献的分析研究，并辅之以相关学术文献，来梳理我国决策层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环。我们在文献搜集过程中发现，我国虽缺少类似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之类的对宏观经济决策做详细描述的专业化、常规化、系统化的政策文献；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经济工作的政策文献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讲话集中体现了我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思想理念，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仍可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宏观调控思想和政策的变迁轨迹。本文引用的官方文献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党的重要会议（如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等）的报告、决定和公报；二是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三是公开出版的领导人文集和讲话实录；四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布的重要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以及社论等。
02
“宏观调控”释义
在西方传统中，“宏观经济学”其实是一个范围很窄的学科分支，并不像它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无所不包。面对大萧条的腥风血雨，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声称“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这一名言意在阐明，“理性”这一人类行为假设前提并不牢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动物精神”驱使着，对未来的预期充满着不确定性并深感忧虑，这种不稳定的行为方式将导致产出缺口扩大，经济进步缓慢；人性的上述弱点使得短期内的总需求不足和经济波动问题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固有属性和头等大事，若不设法克服眼下的经济衰退，就不可能有未来的繁荣。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凯恩斯在《通论》中力图将动态的经济过程暂时凝固住，从而声称这个所谓的“短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些稳定的函数，让中央政府据此有意识地管理和控制投资、就业、产出等宏观变量（斯基德尔斯基，2006）。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内的总供求关系失衡及其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则力图通过调节总需求来逆风向行事，设法拾遗补缺、雪中送炭，从而弥合产出缺口，熨平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的“狭义”处理方式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重视短期忽视长期、重视总量忽视结构、重视波动忽视增长、重视态势忽视机制等弊端。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宏观经济学家们力图突破原有的狭窄范围，把经济长期增长问题纳入视野。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对特定政策，以及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各类冲击做出反应，它既要分析经济短期波动的起因与影响，又要预测经济的长期走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需求侧因素引发的短期波动问题始终是宏观政策当局关注的焦点与核心（斯诺登和文，2009；泰勒和伍德福德，2010；戴曼德，2016；吴超林，2001）。
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在中西语境中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国发展和转型的不同阶段，“宏观调控”一词的内涵也有很大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官方文献和学术文献中都难以找到“宏观”二字的踪迹，也不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分野。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从生产什么到生产多少，再到如何生产，直至为谁生产，政府都要事无巨细地进行管理和控制。面对经济运行中的波动，中央政府采取的手段并非以稳定市场为目的的“总量调节”，而是用行政性手段直接控制消费、投资和信贷等指标，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的总量与结构，来改变经济运行的态势。在这一套政策体系中，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等微观政策工具常被用于应对投资增长过快、经济过热等宏观运行问题，且宏微观活动都受到国家计划的控制，很难依照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清晰地区分开来，也不存在凯恩斯语境中的宏观调控操作。
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双重任务，所谓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不只包含经济波动问题；国民经济中所有具备战略性、全局性、紧迫性、普遍性的重大问题都被视为宏观经济问题（王诚，2004）。在应对上述重大问题时所采用的各种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就业政策、投资项目审批政策、企业经营监管政策等各种非常规政策，都属于广义的“宏观调控”范畴。这种广义的宏观调控远比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稳定性政策要丰富得多，至今仍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大特色。在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些政策都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一部分，属于非市场化的行政性手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市场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注入到传统计划体制当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开始得到重构。市场机制逐步在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市场竞争带来的无序状态衍生出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领域新问题，沿用过去的指令性计划老办法已经难以奏效了。与此同时，中国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的热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素养已大大提高，他们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逐渐形成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道路的局面。在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对企业微观经营活动的干预必须放开，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的间接控制，其核心是有效管理总需求，并建立和完善各种间接调控的手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986）。
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1984-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中前所未有地先后出现“宏观调节”、“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新提法，将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确立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即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实现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计划部门、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是主要实施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我国决策层对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化。市场的定位从20世纪90年代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逐渐上升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则被定位为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此次全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内涵进行了精准的界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提出，宏观调控的总要求是“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
可见，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重管理预期和防控风险，从而保持总量平衡，实现宏观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取向。在这一点上，中国宏观调控与西方现代宏观管理理念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中国宏观调控依然保有自身特色，这首先体现为把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等发展目标作为宏观调控的任务，并保留了产业政策等非常规政策工具。另外，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经济体之中，保持宏观稳定是一个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而宏观稳定的实现既需要以找到引发经济波动的体制成因并加以改革为前提，也有赖于决策当局对原有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改革，进而形成科学、高效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和决策理念。因此，在中国讨论宏观调控显然也离不开对体制改革问题的系统研究。这表明中国宏观调控的覆盖面虽已有所收窄，但仍比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宽泛得多，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体制变迁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政策都涵盖在内。以货币政策为例，我国央行既注重实现物价稳定等传统目标，也重视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等其他目标；既注重发挥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的基本功能，又把结构性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尝试把PSL等结构性政策工具作为总量工具的补充，并为供给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陈雨露，2019）。
尽管中国宏观调控仍承担着多重目标任务，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稳定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已经充分彰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列为政府职责和作用之首。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党中央还多次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些提法表明，熨平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宏观调控的要义是把握好度，在方向上要避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在力度上要避免过犹不及；在机制上要避免政府干预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活动，把宏观政策、微观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边界及主攻方向厘清。
上文的概念界说显示，制度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宏观调控内涵的变化。我们借用维克塞尔关于经济周期的一个精妙比喻进一步揭示中国宏观调控与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本质差异：如果你用棍棒击打摇摆木马，木马的运动和棍棒的运动轨迹会截然不同。这一比喻巧妙提出了经济周期的“冲击-传导”问题。木马是经济体系本身，它决定了冲击的传导机制以及其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形态；棍棒是外部冲击，它为经济周期波动提供动力。在发达经济体，木马是既定的；宏观政策的任务是理解木马的性质，然后决定如何施加外力以使木马运行得更平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木马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决策当局不但要使木马更好运行（维护宏观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还要不断修理和改造木马（推进体制改革）。修理改造不能妨碍正常运行，运行又要为修理改造创造条件。这是由中国经济体系的过渡性特征决定的，体制转轨的方向与速度直接影响着木马的性质与构造，也改变着宏观调控的手段、对象和效果。有鉴于此，本文的中国宏观调控思想梳理工作将以体制转轨为基本背景展开。
我国宏观调控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段：1）1978年之前，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赶超发达国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政策的主要导向是通过中央计划体制动员资源，刺激投资增长，从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期间，反复出现投资过热引起的经济波动，并导致政府出手进行强力干预。2）1978-2012年，我国一共经历了七次完整的宏观调控。其中，1978-1991年，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且计划体制依然强大，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双重体制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环境，其间我国经历了以治理通胀为主要任务的三次完整的宏观调控。3）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1992-2011年，我国经历了四次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着力点的宏观调控，既遭遇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也积累了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4）从2012年开始，我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启动了新一轮宏观调控。由于新一轮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供给侧，因此宏观调控的主线从总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改革。
据此，我们将七十年宏观调控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决策者宏观调控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
03
中国宏观调控思想（1949-1977）：加强国家计划控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即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其本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中国宏观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过高的通胀率，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物价涨幅超过150%。此时，中央政府把保持物价稳定视为比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为遏制通胀发生的体制基础，中央政府上收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财政制度，并努力扩大税基，提高征税效率，从而推动政府收入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央还努力削减投资和其他非军事支出。双管齐下的措施使得政府不必再用货币超发的办法来解决巨额赤字问题（拉迪，1990）。从1951年开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
1953年，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随后社会主义改造全面推行，私有制被消灭，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在这种新的制度基础之上，我国迅速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要义在于，政府计划的有形之手取代了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决定着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目前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计划性不足”，“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经济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如：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纱布和食油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形成之后，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也相应形成。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金融体系高度简化。财政部门是计划体系中负责配置资金的部门，而金融部门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开展资金筹措和配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谢旭人，2009）。用更通俗的话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中央政府代理人的决定性作用，财政部只是配合计委进行资源配置的“出纳”，而中央银行充其量不过是财政部的“侍女”。在这种制度结构之下，不存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更不存在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
虽然没有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但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经济波动问题，商品供求不平衡、物价上涨、投资增速过快等问题反复出现。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195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认识到，是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了商品供求失衡：“在造成物质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从上述官方文献出发，我们可以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和对策作进一步学理分析。借用著名的“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来刻画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波动，决策者面临的最重要选择是，投资于生产资料部门，还是投资于消费品部门。珀金斯（1992）清晰地指出，该模式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资本-产出的比率是固定的，因此对生产资料的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二是对外贸易与总投资及经济规模无关，因此生产资料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生产资料供给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在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前提下，经济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发展指标。为了加快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了决策者的必然选择。如1955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增加了，对消费品的投资便会减少，在短期内势必出现供给瓶颈，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不过，在决策者看来，生产资料部门的快速成长最终会带动消费品部门的成长，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如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说：“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长远目标，应对短期内价格波动和供求失衡的主要策略是加强国家计划，控制消费需求。1955年《政府工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路：“解决某些消费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根本的道路是发展工业农业生产……除努力增加生产外，国家必须分别主要商品生产的不同情况，逐步地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我们必须说服工人阶级和其他缺粮人民，说服一切粮食消费者，尽量地节约粮食，减少国家的供应”。
这些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指令性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更高效地动员着资源流向重工业部门。直至经济出现过热，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产量急速下降，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政府才不得不进行干预。20世纪50年代之中期之后，我国的投资率急速增长，从“一五”期间的年均24%增加到1958-1960年期间的年均34%；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26%，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面对“大跃进”引发的经济波动，中央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首先是努力控制投资的水平和比率。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第二，恢复农业生产，加大对农业和与之相关的化肥等工业部门的投资比重，积极加大短缺商品供给。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加强了农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上述政策调整对经济稳定产生了积极效果。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通过调整，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
在形势趋于稳定之后，经济赶超再度成为决策者的主要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重又成为主要战略。从1962年到1965年，投资增速再次攀升，分配给农业的投资比重却持续下降。为了给重工业部门提供更多资金，农产品价格也被压低。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国家计划始终是政府控制经济运行的最主要手段。
1966-1977年期间，官方的决策文献十分匮乏。有限的一些文献也未能提出新的理念或思路，仍延续着过去的政策思路。如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思想。
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关注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早在1956-1957年，马寅初就对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核心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单纯强调加快发展工业可能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应采取“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思路，更加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并且在生产中注意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马寅初，1956、1957）。
孙冶方、于光远和薛暮桥等经济学家从1960年前后起，就组织力量从理论上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他们认为，有两个问题至为重要：一是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即“大跃进”中“以钢为纲”的政策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因为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是这一轮经济波动的重要成因。因此，与马寅初的观点类似，孙冶方等人也认为，要实现经济稳定，必须从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入手。二是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孙冶方等人认为，“大跃进”时期不计工本，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是经济剧烈波动的又一根源，因此必须严格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包括投资效果），减少浪费和损失（经济所所史编写组，201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樊纲、张曙光等（1990）发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波动的典型形态是以总需求膨胀为起点，以经济调整紧缩为终点的经济运动过程，经济增速在其间经历了由高到低的波动。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源自计划者追求短期高增长率目标的行为。但也除此之外，向地方分权的行为也对经济剧烈波动产生了影响。有学者（如谢伏瞻，2019）观察到，从1958年到1976年，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体制下放”，通过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来激发活力。樊纲、张曙光等（1990）认为，分权后各地区有权进行自主投资，形成多元主权机制，对经济过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待经济过热超出中央政府承受限度后，中央在实施紧缩性政策的同时，又把下放的一部分权力收回，中央计划重新得到加强。这种放与收的交替，与经济热与冷的变化是高度一致的。可见，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宏观调控与权力下放行为相依相伴，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