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红色娘子军》作曲者黄准：那一天，毛主席给我披衣裳
前不久，在上海市政协举行的“百年回望，心声向党”音乐党课上，出现了一个久违的身影。
她，就是95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黄准。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进行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她曾为《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等电影谱写了家喻户晓的音乐。
接受记者专访时，黄准说：“关在房间里，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理解时代。”
这位幕后英雄，一次次将自己沉浸于不同角色的五味人生中，在一个个忘我的刹那，寻找艺术的灵感。
而她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首歌、一部电影？
本报记者陈俊珺 摄于华东医院
一个被送往延安的“邮包”
1938年初秋，一辆破旧的烧炭长途汽车即将从贵阳出发。12岁的黄准提着一个小小的藤箱踏上了车。透过车窗，她看见姐姐在向自己招手。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邮包。身边素不相识的大哥将把她送到她日思夜想的接收地——延安。
长途车在山路上颠簸着，和上一次坐长途车一样，黄准剧烈地呕吐着。可这一次，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母亲的照顾。她对自己说，国民党的监狱我都坐过了，这点苦不算什么。
就在不久前的8月13日，黄准随“民先”队员们上街示威游行。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12岁的黄准远没有到参加这个团体的年龄，但时常与“民先”队员在一起活动的她，坚持要参加那天的游行。
一路上，他们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呼着口号前进。在一片混乱中，黄准与队员们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押送进了监狱。在审讯室，一个国民党警官对她高声喝道：“小小年纪，为什么要跟着大人示威游行？你这样是要杀头的！”“你们不让我们抗日，你们才应该杀头呢！”黄准觉得，此时的自己是一名战士。
在中共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以及邹韬奋发表的《八一三贵阳青年厄运》的影响下，黄准等人终于被释放了。
黄准的原名叫黄雨香。身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从小饱受祖母的冷眼，父母却视其为珍宝。黄准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军官。1937年，黄准的姐姐准备随丈夫邵公文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临行前，父亲让母亲带上黄准与姐姐同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姐夫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的这个决定等于是把我们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
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后，姐夫邵公文告诉黄准，她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贵阳念书，另一条路是去延安。“我要去延安！”黄准很早就听姐姐与姐夫说起过延安。那里有一所可以学习唱歌、演戏的学校，名叫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两个字就像一颗火种，我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95岁的黄准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她对记者说：“那时候，延安在我心里是自由、是爱国、是希望。”
去延安前，黄准决定改个名字。姐姐拿来一本字典，黄准闭上眼睛，随手翻了几页。睁开眼，只见手指落在了“准”字上，就是它了。
“邮包”黄准从贵阳出发，经重庆、武汉，终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路上，先后有四位大哥护送她，有一位身上还带着伤。“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这辈子都感激他们。”
从西安到延安，还有八百里路程。办事处的同志见黄准年纪小，让她等汽车来了，再坐车走。可黄准决定随一群年轻人一起步行到延安。才走了不到两天，她的脚下就长了许多血泡，她咬着牙随着队伍一拐一拐地前行，好几次，都饿晕在路上。
终于，巍巍的宝塔出现在他们眼前。一队青年迈着整齐的步伐迎面走来，他们唱着：“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1940年，黄准在延安鲁艺的后山坡
冼星海老师背着我过河
经过考试，黄准进入了梦想中的鲁迅艺术学院。
“我们十几个人住一个窑洞，窑洞里除了一个大炕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每天都穿着灰军装，我那时个子小，上装长得过了膝盖，袖子和裤腿要卷起一大截，样子有点可笑，但我心里却非常得意。大家都叫我‘小鬼’。”回忆起延安岁月，黄准仿佛在讲昨天的故事。
刚到延安不久，黄准就经历了一次大轰炸。11月的一天，轰炸又开始了，她赶紧随同学们跑到山脚下一个很小的防空壕里躲避，吕骥老师也在那里，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人，那人个子不高，说话带着广东口音。他，就是冼星海。
黄准在鲁艺起初读的是戏剧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个调皮鬼在排练时总是进不了戏，有时候还会笑场。”热爱音乐的她很想转去音乐系，她忐忑地找到了当时的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冼星海记得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刚到延安不久，他写了一首《生产大合唱》，黄准曾在其中扮演过一只小羊，乐感很不错。冼星海答应了她的请求。
黄准记得，冼星海住在东山的一个窑洞里，偶然收到一点稿费，便会请学生“改善生活”，吃一顿肉。“我们出去演出，要经过延河，下大雨或发大水后，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女同学没法蹚过河，星海老师就会同其他老师一起背我们过河。”
冼星海背着黄准过延河，也引领她进入音乐的世界。冼星海主张中国的新兴音乐是“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要有新的旋律、和声”。他说，我们的民族是“歌咏民族”，抗战歌曲是通过大众、通过斗争反映出来的民族呼声。“他告诉我们，没有内涵、没有思想，只讲技术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要我们到生活中去感受、去体验，一定要用‘心’来表达音乐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这番话影响了黄准此后一生的创作。
除了教作曲，冼星海也教指挥。窑洞里没有镜子，他就自己充当镜子，把同学的姿势模仿给大家看。黄准常常被冼星海模仿，不是一个肩膀歪了，就是双臂缩着张不开，逗得大家直笑。
1939年，冼星海与光未然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正式演出前，乐队却组织不起来，因为当时找不到多少像样的乐器。于是大家用葫芦瓢做中胡，用油桶做低音胡。打击乐器不齐全，冼星海就找来了几个大瓷缸，里面放几把调羹，一摇一晃，为乐队增添气势。就这样，《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上演了。
“星海老师在鲁艺只待了一年多。后来，我随李焕之老师学习作曲、指挥，随郑律成老师学习声乐。星海老师1940年去苏联学习，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我能够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演唱《黄河大合唱》，是我一生的幸运。”
1939年，冼星海指挥延安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
回头一看，那人正是毛主席
1943年的春节，是黄准在延安最幸福的日子。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后来到鲁艺，号召大家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此后，鲁艺的师生们走出课堂，组建了一支秧歌队，走上街头、走进学校……
大年初一的一早，秧歌队来到了杨家岭。他们从山下扭到山上，一直扭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住处。黄准印象中，此时的院子已经坐满了人。她和队员们随着乐队的旋律扭进了场。他们打了个圆场，席地而坐，等着节目依次演出。此时，黄准忽然感到有人把一件衣服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回头一看，身后坐着的，正是毛主席。毛主席对秧歌队说：“好，很好！你们的方向是对的！”
年轻时的黄准
从鲁艺毕业时，黄准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1946年，鲁艺文工团在大连演出《黄河大合唱》，她曾担纲女声独唱的重任。她甚至梦想着自己唱的那段《黄河怨》能被搬上银幕。
那一年，20岁的黄准带着这份理想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团。为了展现自己的声乐才华，她写了一首女声二重唱歌曲，在厂里的春节联欢会上与同事一同上台演唱。没想到，她的作曲才能吸引了厂领导的注意。
不久后，厂里交给她一个任务：为电影《留下他打老蒋》作曲。尽管黄准在鲁艺时学过作曲法，但学得比较浅，由于条件有限，许多乐器连见也没见过。她决定先下生活，再学技巧。于是，她随摄制组到农村，投身于土改运动，还学习东北民间的“二人转”与东北秧歌。
几个月后，21岁的黄准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主题曲《军爱民、民拥军》，这首歌很快在东北地区流传开来。一心想成为歌唱家的她，从此走上了作曲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