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西南联大 | 文人的旷世长征——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文人长征故事（上）

清华经管EMBA

2021.04.13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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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西南联大路是教育史上的刚毅坚卓的长征路，那么浙大西迁则是教育史上的“文军长征”，“湘黔滇旅行团”是文化人的长征，那么中央大学则是人与动物的长征。刚毅坚卓，苦难辉煌，文人的旷世长征故事，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一、被迫衣冠南渡文化薪火相传

二、再次西迁，艰苦卓绝文人长征

三、行知中国刚毅坚卓经世致用

四、八百学子投笔从戎一群少年学生军的征战

五、苦难辉煌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诞生与颠沛流离之中，在日军轰炸间隙上课，其中七分之一的学子选择参军抗战。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承担着重大的救国使命。在艰苦卓绝的8年中，为国培养出了诺奖的大量高端人才。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代表了当时国内学术的最高水平，同时把爱国、民主、科学的种子深植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有这么一所大学，它保住了国家文化命脉，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

“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

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

但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

被迫衣冠南渡文化薪火相传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北平危矣！华北危矣！中华民族危矣！向南，向西，向还能放下书桌的地方去。

8月28日，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倡议下，教育部授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校长，筹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历经两多月筹迁于10月25日在长沙岳麓山正式开学。11月1日西南联大校庆日正式上课。截至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一景

二

再次西迁，艰苦卓绝文人长征

当年，有一个16岁的瘦弱少年，他不甘心在日军的刺刀下读书,逃出上海，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他途中得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无药可服，备受折磨，差点丧命。

这是一条饥寒交迫的长路，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有时走一天还过不了一座大山，他一直咬牙在朝西走。在路上，他为茶馆做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一路上，他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他的名字，叫李政道。这就是李政道苦难磨砺的上学路，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这就是当年艰难困苦求学之路，在战火硝烟的，时局动荡年代，西南联大学子如何安全到达昆明的呢？

持续三月的淞沪会战于11月战败，南京陷入敌手，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岌岌可危。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立即迁往云南。当时有3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桂林，再乘汽车经柳州、南宁、镇南关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乘船从长沙出发，沿途经过的主要城镇有湖南的益阳、常德、桃源、沅陵、新晃，贵州的玉屏、镇远，贵阳、镇宁，云南的平彝、曲靖。

学生成团军事管理徒步三千里远征湘黔滇

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曾昭抡、李己侗、闻一多、袁复礼等五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师生们一路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徒步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黄钰生、曾昭抡、李己侗、闻一多、袁复礼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

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

4月2日即将抵达昆明之际，校方奉教育部电令改称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千里徒步入滇，彼时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艰难险阻南迁西迁之路。

一路上无数的艰难困苦，最终他们战胜了身体的疲惫和陡峭的征途。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旷世的“文化长征”。胡适对此次千里徒步入滇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忍痛吃淡菜打伞睡觉冰雨露宿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

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旅行团在大风大雪中到了湘西重镇沅陵，不得不出去买些木炭生火取暖。一些客栈年久失修，晚上同学们往往将雨布盖在被子上把头也蒙住，在雨雪水打在雨布上的叮叮声中睡去。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

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沿途烧柴做饭

爬山涉水越野行军极限挑战行走千里

3月17日，团队正式抵达宿营地——玉屏县，县政府早已张贴出了要老百姓热忱接待的布告，并专门组织了县立中心小学学生组成童子军列队迎候。玉屏县人民的热忱对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4月19日，旅行团经胜境关进入云南，到达滇东门户平彝县（今富源县），团队集队整齐进入县城。在这里，县长亲自迎接，师生受到了热烈欢迎。

4月11日。过盘江时，铁索桥因年久失修，无法使用，只能用一条小船来回摆渡。盘江赤褐色的江水汹涌而湍急，两旁峭壁耸立，小船颠簸其中，令人惊心动魄，到达晴隆途中所走的公路盘旋山间，上下相距数百米，如“鹅翅膀”、“二十四道拐”这样的险要地形屡见不鲜。有的同学走小路，几乎是手攀着草根向上爬。

渡盘江晴隆 “二十四道拐”

4月27日，旅行团到达大板桥，第二天便可入昆明。团长训话后，队员们在庆幸顺利到达目的地时，回忆起沿途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1938年4月28日，历尽艰辛，队伍终于到了昆明，在东郊贤园进行了简单的休整，准备进入昆明城。

旅行团进入昆明城后，学校为他们在圆通公园举行了庆祝大会，护送旅行团赴滇的黄师岳团长亲自点名，之后将点名册交给梅贻琦先生，表示完成了交接的任务。历时68天，行程约3500华里的“长征”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为此梅贻琦先生在庆祝会上致词，对湘黔滇三省当局的爱护和黄团长艰苦卓绝的领导表示了感谢。

土匪让路江湖义气乡民呵护爱才风尚

时局动荡，四处打仗，交通不便，一路只能徒步。但这个学校诸多学生，就这样一路行走，没有丢下一个人，生生把学校搬到了云南。

军阀割据，土匪丛生，这一路，走得比现在还要艰难。湘西土匪正在与当地驻军也有交战，师生团队走得提心吊胆，四处避让。走路的过程里，听到枪响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过师生们经常提心吊胆，到底没有遇见土匪。不过运气总有用尽的时候，一群师生偶遇一群从山上下来的土匪，原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人家看了看他们，又互相看了看，转头回了上山。这一幕，让师生有些面面相觑。直到后来，大家才渐渐知道这件奇怪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原来当时的土匪头目“湘西王”听说西南联大要搬迁，担心土匪生事，便特地警告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许欺负学生，遇见了也要主动让道。

还有一个布告，是玉屏县的县长写的，说：“今有大学师生路过我县，当国家危难关头，他们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这些大学生都是未来民族振兴的领袖，所以所有的民众必须予以保护，予以爱护。所以师生一路走来，从来没有什么地方涨价、搞假啊以及不让住啊什么的,都受到非常多的爱护。”

爱才也是中华民族的风尚，“当时这个步行团步行在贵州非常贫困地方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到一个地方有个地保出来敲锣，地保穿着一个破衫挺穷的，敲什么锣呢？说：“乡民们注意了，今天老师同学们要从这儿路过，今天集市不许涨价，要方便老师同学”。

最贫困的人民用自己最朴素的方法来支持和保护这些老师和同学。

当年衣衫褴褛的乡民护卫衣衫褴褛的学子的情景，怎不让后人热泪盈眶？

三

行知中国刚毅坚卓经世致用

何兆武先生有一本《上学记》里写的是了自己西南联大求学的真实经历，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

令后人感慨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求学的漫漫长路上，学子们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那一路既是心灵的修炼，也是学术的培养。参加了1938年步行从长沙到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的很多人回忆说，赶路并不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而是被当做一个教学任务。

到达昆明以后，学生每人要写出千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在行军两个月期间，中文系学生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三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

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二百多首民歌民谣，这种跨学科的社会实习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在这二百多名穿着草鞋走中国的学子当中，就有后来著名的量子化学专家唐敖庆和航天工业的巨匠屠守锷等。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当时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

陈寅恪、吴大猷、雷海宗、沈从文、钱钟书、张奚若、陈序经、陈岱孙、金岳霖、冯友兰、费孝通、闻一多、叶公超、王力、朱自清、陈省身、吴晗、潘光旦、钱端升、吴有训、冯文潜、郑天挺、吴宓等人。

让我们再缅怀一下西南联大培养出的人才：

汪曾祺、杨振宁、李政道、殷光海、穆旦、邓稼先、何兆武、王瑶、屠守锷、彭佩云、吴大观、王希季、黄昆、邹承鲁、朱光亚、何其芳、叶笃正等人。

西南联大，8年抗战中的教育奇迹，民族繁荣富强的摇篮。

四

八百学子投笔从戎，一群少年学生军的征战

今日南京中山陵还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其中有多名西南联大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中列举了多名烈士的英名：

“戴荣钜，1943级地质系，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王文，1944级机械系，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吴坚，1944级航空系，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

崔明川，1944级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

李嘉禾，1940年转入物理系二年级，1944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史载，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总计834人，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碑文上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第一次从军热潮，技术战地服务。

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的学生主动提出开设军事教育课的要求。许多学生提出申请“参军去”“到前线去”。

1937年11月15日成立了大学军训总队，校方为适应战时需要，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管理和训练。曾担任过海军军官的校常委张伯苓任军训总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任副队长。

12月上旬设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黄钰生、樊际昌、潘光旦为委员会委员，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

不到两个月，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工作的就有295人。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将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扩充为第200师，急需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参军的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大多被分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人员主要参加了各种战地服务团。

第二次从军热潮，征调翻译员。

1941年初，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就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后即可回校。

这次共征调70余人，已从长沙迁至昆明并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占了大半。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达400余人。这批入伍学生大部分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的译员训练班学习，少数理工科学生考入航委会高级机械班学习，后被分配到空军，长期飞行于“驼峰航线”上。1941-1945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400人，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