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考古百年 | 李济与西阴村遗址的发掘：精细化考古典范
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回顾百年考古，重读《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具体的工作方法早已日新月异。但西阴村遗址精细化发掘所寓于的对待考古工作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存的温情与敬意，却更加历久弥新，指引中国考古学走向新的百年。
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工作过程来说，此次发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精细，最突出的成就也在于精细，体现在田野发掘、记录、测量、采样等各个方面，堪称中国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李济所选定的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边缘，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米，南北宽4～6米，面积约40平方米。大部分区域发掘深度为1.7～3米，最浅1.49米，最深4.61米。发掘工作从1926年10月15日开始，至12月初结束，中间除下雨停工5天，实际发掘时间超过40天，平均每天仅发掘1平方米。这样小的发掘面积和这样慢的发掘进度，即使在今天的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中，都是不寻常的。对此，李济是经过充分考量的。首先，此次发掘的目的“是在最详细的研究”，所以“动手挖掘的时候，就没有想把这遗址完全掘开”，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一段很小的面积”。其次，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减少对遗址的破坏。李济后来曾动情地回忆道：
“三年前我做考古工作，太重要的地方不敢去发掘，因为一不小心就要毁坏不少的材料，遗后来无穷的追悔，所以选择的区域在山西……我怕经验不够，损坏了固有材料，择的地点很小；一层一层地剥下，差不多每一撮土都是经过五个指头的。”
在这样小的一个发掘区域内，李济又划分出8个小“方”，并以阿拉伯数字编号。北边4个，边长各2米；南边4个，因断崖不齐而略有参差。这种人为划分出来的方形发掘区域，既可以控制发掘范围，同时又作为发掘单位，实际上就是田野考古中最基本的发掘方法——探方发掘法的雏形。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留有“土尖”为最后研究土层变迁的材料。结合当时的照片，可知李济所说的“土尖”实为上窄下宽、横截面呈近正方形的锥形土柱，底边长约0.7～0.8米，就其“为最后研究土层变化的材料”的功能而言，实为今天探方发掘法中“关键柱”的雏形。在对发掘区域做了这样的规划之后，李济采用“披葱式”发掘法进行发掘。所谓“披葱式”，像剥洋葱似的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其实也就是按照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向下清理。以1米为一个水平层单位，每层再根据土质土色及容积细分亚层。亚层的划分非常细致，以第4“方”为例，从表土层往下把4米左右的文化堆积划分了33层。每一水平层按上下次序用大写英文字母编号，亚层用小写英文字母编号，加上每一小“方”的编号，就可以将每一亚层的出土物用3个简单的字符表示。“假如有一堆物件上边标的是B4c，这号码的意思是：这堆物件是由第四‘方’，第二层，第三分层找出来的。这个第三分层的深度在记载薄上找出来的是1.17～1.25公尺。”李济把这种对遗物的记录方法称作“层叠法”。而对于重要的遗物，则用“三点记载法”记录空间位置。以设定的发掘零点为原点，东西向用x表示，南北向用y表示，垂直方向用z表示，“三点就是x—y—z用米达尺表达出来的三价值。”此次发掘用“三点记载法”记录的遗物总数在2000个以上，每一个都标有号码并标注其出土时间。今天田野考古中对陶片等普通遗物和小件的记录仍基本沿袭这种方法。
在这样小的一个发掘区域内，李济又划分出8个小“方”，并以阿拉伯数字编号。北边4个，边长各2米；南边4个，因断崖不齐而略有参差。这种人为划分出来的方形发掘区域，既可以控制发掘范围，同时又作为发掘单位，实际上就是田野考古中最基本的发掘方法——探方发掘法的雏形。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留有“土尖”为最后研究土层变迁的材料。结合当时的照片，可知李济所说的“土尖”实为上窄下宽、横截面呈近正方形的锥形土柱，底边长约0.7～0.8米，就其“为最后研究土层变化的材料”的功能而言，实为今天探方发掘法中“关键柱”的雏形。在对发掘区域做了这样的规划之后，李济采用“披葱式”发掘法进行发掘。所谓“披葱式”，像剥洋葱似的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其实也就是按照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向下清理。以1米为一个水平层单位，每层再根据土质土色及容积细分亚层。亚层的划分非常细致，以第4“方”为例，从表土层往下把4米左右的文化堆积划分了33层。每一水平层按上下次序用大写英文字母编号，亚层用小写英文字母编号，加上每一小“方”的编号，就可以将每一亚层的出土物用3个简单的字符表示。“假如有一堆物件上边标的是B4c，这号码的意思是：这堆物件是由第四‘方’，第二层，第三分层找出来的。这个第三分层的深度在记载薄上找出来的是1.17～1.25公尺。”李济把这种对遗物的记录方法称作“层叠法”。
在这样小的一个发掘区域内，李济又划分出8个小“方”，并以阿拉伯数字编号。北边4个，边长各2米；南边4个，因断崖不齐而略有参差。这种人为划分出来的方形发掘区域，既可以控制发掘范围，同时又作为发掘单位，实际上就是田野考古中最基本的发掘方法——探方发掘法的雏形。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留有“土尖”为最后研究土层变迁的材料。结合当时的照片，可知李济所说的“土尖”实为上窄下宽、横截面呈近正方形的锥形土柱，底边长约0.7～0.8米，就其“为最后研究土层变化的材料”的功能而言，实为今天探方发掘法中“关键柱”的雏形。在对发掘区域做了这样的规划之后，李济采用“披葱式”发掘法进行发掘。所谓“披葱式”，像剥洋葱似的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其实也就是按照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向下清理。以1米为一个水平层单位，每层再根据土质土色及容积细分亚层。亚层的划分非常细致，以第4“方”为例，从表土层往下把4米左右的文化堆积划分了33层。每一水平层按上下次序用大写英文字母编号，亚层用小写英文字母编号，加上每一小“方”的编号，就可以将每一亚层的出土物用3个简单的字符表示。“假如有一堆物件上边标的是B4c，这号码的意思是：这堆物件是由第四‘方’，第二层，第三分层找出来的。这个第三分层的深度在记载薄上找出来的是1.17～1.25公尺。”李济把这种对遗物的记录方法称作“层叠法”。而对于重要的遗物，则用“三点记载法”记录空间位置。以设定的发掘零点为原点，东西向用x表示，南北向用y表示，垂直方向用z表示，“三点就是x—y—z用米达尺表达出来的三价值。”此次发掘用“三点记载法”记录的遗物总数在2000个以上，每一个都标有号码并标注其出土时间。今天田野考古中对陶片等普通遗物和小件的记录仍基本沿袭这种方法。
西阴村灰土岭发掘前的情形图
李济对出土遗物进行了全部采集，绝大多数是破碎的陶片，总数超过10万片，没有1件完整器。此外还有少量的石器、骨器、兽骨等。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用棉花包扎起来，足足装了76箱，每只箱子重约40千克。在榆次站装车的时候，工人们因怀疑箱子里有“宝贝”而不放行，有一位站员出来解围：“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平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就可提炼值钱的东西出来。”直到三十年后，李济回忆起这段轶事，还是感受到很大的刺激。“提炼”这两个字或许对于这项研究工作来说甚为适当，不过所“提炼”的却没有“值钱的东西”，而是若干不能以钱估计的准确的知识。李济依据颜色和纹饰的不同将西阴村遗址发掘所获的陶片分为粗灰、绳印灰、凝暗、绳印橙红等12类，并细心地向人们解释什么是“一块陶片”，论述考古学中陶片统计的意义。正因为李济一直秉持着对普通陶片的珍视，1929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发现的一片彩陶会让他欣喜若狂，而面对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他却信心满满地展望，“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
西阴村遗址发掘后地形图
李济曾坦言，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实验这科学的考古一个机会”。他通过这次“机会”，告诉人们“科学的考古”应该怎么做。他对自己精细化的工作方法引以为傲：“我个人觉得我们并不注重在整个的结果，唯一在精密，一步一步地去记载。我在西阴村所掘得的东西，现存在清华，若随意拣出一片来，可以知它原来在哪一地层，在什么位置，次序都可一一明了的。”但精细化本身不是目的，更不是越精细越好。精细化的考古展现的是对先民所遗留的文化遗存——哪怕是一片片细碎的陶片的无限珍视，是对这些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脉的深深的热爱。因此，李济深情而又担忧地说道：“我们考从前的历史，材料之可珍贵，那考古的方法就不能忽视，以与中国全体民族有关。……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
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图
回顾百年考古，重读《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具体的工作方法早已日新月异。但西阴村遗址精细化发掘所寓于的对待考古工作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存的温情与敬意，却更加历久弥新，指引中国考古学走向新的百年。
（本文转刊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