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字迹｜整理作为记忆支点的影像和文字（下）

原标题：东北字迹｜整理作为记忆支点的影像和文字（下）

城市空间里有种种印迹。我们拍下，再加工整理，又反复翻看。这一切都是为了认真对待自己的存在。以下内容，整理自作家赵松近期在宁波假杂志图书馆围绕《东北字迹》所做的分享，以及现场的交流回应。分为上下篇发出，这里为下篇。上篇见：东北字迹｜整理作为记忆支点的影像和文字（上）

赵松：

回到东北的话题。从1949年前后开始，谈论东北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前后的闯关东。因为解放战争，当时中原地区经受战争洗礼，导致了很多人迁徙。当时东北地广人稀，大家觉得，那边可能有粮吃、有活干。我的爷爷奶奶那辈人从山东迁到东北，已是1952年，他们应该是最晚一批。我姥爷那波人迁到东北时更早，在1945年、1946年左右。

我姥爷是河北吴桥人。他十六七岁时，那边闹饥荒，没有粮食，整村老少成群结队，步行走到东北。他们走出山海关时，东北已是冬天。一个村子五六百人，很多饿死在路上，有的后来冻死在路上。最后我姥爷带了两个弟弟走到抚顺，是因为他会养马，被锦州一个富农救了，送了他一大块豆饼，他靠这个熬到抚顺，成为幸存者。

2019年春，抚顺西露天大坑。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第二波所谓的闯关东，是解放后东北变成工业基地。东北留下了大量日伪时期的工厂。中国最早的炼油厂，三个全在抚顺。抚顺还有四个煤矿、两个钢厂、一个铝厂。国家当时的大军工战略里的工厂，整个东北全占了，生产飞机的、生产坦克的、包括各种石油产品，都在抚顺。还有煤炭、发电等。

所以，抚顺作为很典型的工业城市，虽然只有二百万人口，但在1950年代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计划单列市。因为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它的生产数据、经营数据直接归国务院计划，可以跟省一级并列。

在东北，这样的城市不只抚顺，还有本溪、鞍山等，都非常典型，是以工业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城市。东北这些重工业城市，跟其他城市，尤其南方城市的很大不同是，其中多数是大型国有企业，直归冶金部、石油部，企业领导甚至跟市一级地方领导平级。这导致每个工厂是个小社会。除了法院，其他都有。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初中、技校甚至高中，后来职业大学也有了，还有医院，还有离退办。一个人到了一个企业，一生可以在这走完。

2019年春，抚顺西露天矿入口处的题字。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这种小社会的特点是，无论沈阳这样的大型城市还是抚顺这样的中型城市，社会结构非常多层化。在沈阳市，铁西区的语言就和皇姑区不同。皇姑区那边，是沈阳军区总部所在地，大量的部队大院、家属，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倾向于普通话；到了铁西区就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抚顺也一样。抚顺有三个满族自治县，但每个满族自治县里，满族人比例只有20%，大量外来人口为主。我查过抚顺地方志等资料。抚顺人口50%左右来自山东和河北。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东北就是二人转、黑土地，大大咧咧，很能喝酒很豪爽。

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把东北简单化了。今天出来很多东北主播，还有双雪涛、班宇几个东北作家。有人说东北文艺复兴，我听着很奇怪，文艺复兴是指曾有文艺的高峰，后来衰落过，然后再起来。东北从没有那样的时候。它是一个重工业基地。再往前推，清朝三百多年，东北是禁地。除了满族人的根脉，就是流放的犯人，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进入。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延续。

2019年春，抚顺厂矿区，仍有旧式的火车驶过。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日本侵华和伪满洲国期间，对东北的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准备把东北作为海外基地。日本人很早意识到，本土的能源危机和各方面资源的匮乏，根本不足以支撑它成为世界强国，需要离得近一些、物产丰富的一块飞地。它很早就规划，把东北作为海外一个殖民地。它最初据说没想吞并全中国，只想把这块切下来。

它扶持的伪满洲国，是要模糊化这种殖民的方式。日本曾对整个东北地区进行大量文化清洗。我姥爷那代人，大概二几年、三几年出生的，到了东北，在四几年时，当时统治者都为其免费提供教育，相当一批人学过日语，能听懂很多日常用语。

还有城市规划，引进了日本近现代的规划设计。抚顺最核心的地区，比如南台北台。就是非常完整的一套日本的街道模式，比如小楼的空间结构方式，楼里是日本那种小开间，六七平米也是房间，有各种小细节——中国人不太喜欢这种很小巧的方式，而他们用建筑的方式慢慢改变城市的结构。长春作为当时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曾为它做过非常详细的规划，今天看来仍是一个现代城市样本，是有野心在里面的。

2019年春，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门前。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后来因为战争，这个过程就中断了。但留下很多痕迹。比如，我曾工作过的抚顺石化，最老的一套装置是日本人留下的。当时发生过一次加氢装置爆炸，唯一没被摧毁的，是一道三米厚的防火墙，日本人建的，非常结实。

这些痕迹分布在整个东北不同的区域。如果用一种泛文化的眼光看，让东北变得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觉得，现在东北是一个被传媒高度简化的东北，不是事实存在的东北。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被忽略了。当真有时间去实地走，你会发现，无论辽宁省、吉林省，还是黑龙江省，它们之间的差异比口音大得多。

昨天我在陆家嘴图书馆做一场活动。搭档嘉宾是黑龙江鸡西人，梁锡江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研究德语。我们两个东北人聊了一下冯至先生，一个著名的德语翻译家和诗人。他娴熟纯正的鸡西东北话，和我这已不够娴熟的抚顺东北话，在谈论德语世界里的文学现象和现代汉语的演变。现场充满喜感。

我们东北人在东北之外见面，都会想当然认为是老乡。因为说东北话。但其实大家离得很远，坐火车从鸡西到抚顺，估计不比上海到北京近多少。这种语言表象下，东北的差异性是巨大的。

比如大连，大连的日本痕迹更重一些，还有俄罗斯痕迹。

所有这些给东北赋予了更多的异质性。到大连可以找到斯大林广场（注：即现人民广场）。沈阳有苏军纪念碑。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还在。认识到这种复杂性，会对我们认知东北，甚至认知中国的现代史，有很重要的提示。

2019年春，抚顺图书馆里挂着的抚顺年表。

中国在辛亥革命前，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系统。我们有二十五史。清史没编完，只有清史稿。不管朝代怎么变，不管是来自汉族的统治还是异族的统治，历史都要接着写，这个朝代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没断的脉络，一个历史传统。辛亥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战乱，到了1949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们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史还有待书写。可能还需要时间，需要更多准备，甚至说更多的思维空间，来认知这样一个极其复杂、激烈变化的时期。

反映在日常层面，就特别回到一个记忆的问题：我们如何记忆我们的记忆？如果不能以一种更开放、更丰富的方式去回溯我们的记忆——视觉记忆，还有那些文字记忆，比如档案、文学，还有其他的艺术——所有的这种记忆，如果不能用一种更宽容，更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和更浑然的方式去追溯，很多东西真的会消失。尤其互联网时代，大家以为一切都会存在。搜索功能让大家变懒，大家觉得连字典都不用去翻。但如果哪一天中枢服务器系统崩溃，可能什么都没了。

更关键的是，每个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感，很大程度上，跟梳理和传达记忆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当一个人的记忆处在无序状态，基本没有经过整理梳理，没有形成强烈的自我记忆痕迹和记忆方式时，其存在也就比较弱，很难完成对自我存在的认知。而自我记忆和追溯能力强的人，存在感就会很强——所有信息都能为我所用，构建起自我的一种存在。

生命当然是有限的，没有人能逃脱生命的限度。但记忆本身会直接影响人存在过程中对生命本身的体验。

体验的方式以及体验的过程，会让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探讨记忆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如果一个国家有非常多的人，对记忆有着鲜活的能量和梳理能力，和不断追溯的这种愿望和行为，那么，对未来重新整理历史，会有很大帮助。会从机理层面提供支持，让我们对历史有更鲜活的认知。

2019年春，抚顺街头商铺门前贴的字。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提问：为什么是从字迹开始，观察整个城市或区域的现状。

王昀：

如赵松老师所说，文字是比较间接性的，但也是需要一些材料支撑的。作为文字记者，我们拍照的目的很直接，记录一下，回去好写成文字。这就是直接作为支点。对写文字来说，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而没有为了要拍张好照片，而在街上兜圈子的过程。这时拍照并不是服务于画面，而是追求信息量。

设计师可能更关注字体，我更关注的是字本身的内容。比如，一个钢厂旁边竟是一个歌厅，“钢”跟“歌”两个招牌在一起。从这个情景，我知道以前这个地方是有人活动的，可以想象以前男男女女在这里如何相处。

2017年初，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的旧厂区。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社会变迁中，人们婚姻的连接、家庭关系的重构，跟经济是并行的状态。很多时候，人们喜欢谈论那些浪漫的东西，但现实主义永远在地上影响着人的每一步。从这个角度看，东北所承受的时代变迁的后果和人的处境之间也有非常深刻的关系。

假杂志图书馆活动现场，言由和王昀。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图

王昀：

我想补充一下，如果能赚钱，那人们肯定是要去赚钱的；但东北没有其他途径，只能抓孩子的教育。这导致，我们这代东北人成长过程中，所接受到的父母的要求严格程度可能超过其他地方的同龄人。

另外，我大一时，是2005年，刚到宿舍，其他小姑娘都很羡慕我的衣服，包括三个上海小姑娘。我心说，怪不得大连是服装城。现在这个城市就不会有太多潮流的声音，相对来说，地位是在下降的。当时在新世纪头上，颓势还没太显露出来，作为一个大连人，还是非常自豪的。

赵松：

当时我还没到南方，大连在东北是变得比较快、比较大胆的城市。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大连所有的公共机构围墙全拆掉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是有围墙的。拆掉围墙，是一个很当代的行为。意思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要突破单位的限制、体制的限制。国有的、民营的，要把它放回到相对更自由些的语境下来发展。

王昀：

上海一些同龄朋友的父母，在听到我是大连人时，他们很多都提到，自己年轻时去大连考察过，城市如何如何好。当时大连是被学习的对象。的确是，它有过一个开放的、令大家很自豪的时段，那正好是我们这批人长大的时段。

2019年春，抚顺矿区一家浴室。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提问：这些文字更像这些照片的旁白。如果把这些字从这些图片里抠出来，可能只能从字体美学分析。恰恰是把场所和文字叠加，引起了我们的遐想。

我很好奇的是，当面对这么大量照片数据、字迹数据时，作为创作者会采取怎样的流程性或技巧性的操作。

王昀：

拍照片是，看到什么触动的东西，拍下来就好了。写文字的话，照片大概就是当中一个信息点，可能更多还是内化为一种心境——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觉得编图过程还是有一些技巧在的。事实上，展厅当中更多的是图片和图片之间的叙事，而不是图片跟文字之间。作为图片说明的文字，是提示这些图之间的逻辑，重点还是用图片来说话。

周平浪：

关于图片上的字迹，可以说下。图片跟文字是两种媒介。一般来说，现在文字和图片的工作是两个工种，不同人擅长不同领域。我刚开始拍照时，同行比较介意，用视觉表达，尽量不要带到文字。因为它实际是一种表达形式。

从我的角度看，这种照片首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进入难度，是把阅读门槛往下放了，可以更容易地接收到里面的信息。有点像照片上有弹幕。

编辑的过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那组九重天，还是依据视觉逻辑制作的，是根据场景编排的。我会想象，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经历了一个事情。厉老师那个，还是对字体比较敏感一点。

提问：

我前几天去北京三里屯。早上出来逛街，天太冷，人很少，就看到回收破烂的两个老大爷，穿着有点年代感那种的确良。一个老大爷骑着自行车来，车上有些锅碗瓢盆。另一个大爷就说：“怎么日子都不过了？锅碗瓢盆都拿来卖了？”我潜意识里觉得很亲切，就想把它记录下来。但边上的小哥说，你不要拍这个东西。他说，你要是拍我们，就要拍大裤衩、三里屯那些繁华的东西。在我心中，它是跟我非常相关的东西，可能别人觉得这是传播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创作者创造出的只有一张照片。创作时的很多主观意识，都在传播过程中被剥离掉了，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王昀：

编图肯定还是和拍图时有些不一样的想法。编图时这些会结成一个共同的线索。这又是跟你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知相关的。

听众：

对一个人也好、对一个城市也好，做一个取样分析，会发现有时局部不能代表整体。“代表”并不是视觉上的表面现象，而是说天然承担历史、记忆和现实的状态。

上海号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骑自行车或坐车在上海走，会发现它就像树干，是有年轮分层的。上海的黄浦、徐汇、静安、普陀和周边地区，再到浦东新区，再到更边缘的地区，完全不在一个时间段。只要不是一般游客意向的拍摄者，仍然能采到这个城市最核心的东西。

王昀：

我自己是东北人，大连是与日本、韩国、俄罗斯交往都很多的地方。当我去到延边等地方的时候，这些痕迹都能勾起若有若无的记忆。这就是拍下来的一个动机。当然，有一个题目在，要去发现收缩地带，探寻为什么没有人。但勾起记忆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只是走在路上，发觉眼前很有意思，就拍了下来。所以，这些可能就不是现在最新、最时髦的东西。

2019年春，抚顺西露天矿，展示区陈列着一些老机车。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我也有拍机车上的铭牌，写着哪个厂造的，因为觉得金属的字很有意思。也会拍到大连的书店类似文创的字，算是当下年轻人对本地的美学贡献与归纳。但确实，这些字跟照片池的整体调性不那么一样。能感觉得到，什么跟什么应该是连在一起、能讲到同一件事的。

听众：

我来自宁波城市记忆馆。我每天在看这些老的东西，反倒认为它是当下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

很多时候，身边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但它其实还存留着。这个存留的时间段，对我们来讲，越来越小。我们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少。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用不同的东西去记忆它。我们最后的输出，是一种记忆的形态。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可能是很有共鸣；那么，会不会对这个时代产生影响，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记录下来了，否则会产生遗憾。

我在展馆里，不会放任何文字性的信息。旧物本身给人带来的冲击感，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看完那个皮箱想见我奶奶，他可能想见他爸爸，还有人曾经在这个皮箱上做过作业，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大家在宁波假杂志图书馆继续讨论，左至右：姚瑶、周平浪、赵松、王昀、厉致谦、言由。静宜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