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一）
殷雄 谭建生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禀特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隆的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250年前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期，其标志就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蒸汽机的驱动力是煤炭这种在当时来说是新的能源形态。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不谈，能源资本驱动技术创新，应当是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农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缓慢，其本身的作用也有限。比如，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才被人们所逐步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中蕴藏这样的生产力呢？
这就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它说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能源资本DNA结构是由四种“基因”构成的，其中包括技术平台，也就是说，技术已经是一种嵌入到能源资本中的“基因”了，它会“遗传”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特性。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而能源资产总是以各种能源物质形态即生产资料表现出来的，因此，能源资本具有固定资本的属性。“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能源资本中既然嵌入了各种能源物质形态的“基因”，那么它也具有不变资本的属性，不变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
马克思曾经直截了当地认为科学力量是“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邓小平也干脆利落地做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第一”两字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意思。邓小平早在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是现代化的动力源，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倍增器，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力量。这种倍增器的作用就是产生乘数效应。
人们常常把历史上不同的时代或文明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就是以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方式不仅体现在工具上，而且体现在生产和生活设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地进行创新，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惠于这种技术创新。正是因为创新，技术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才能够持续创造价值。
科学是人类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因为宏大、先进的技术背后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科学道理。火箭和卫星发射，需要根据牛顿的力学理论来计算轨道、进行各种力学的设计。技术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技术可以使科学成果造福人类，造福社会；其次，技术往往反过来可以促进新的科学发现。这种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类的创新活动，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往往表现出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熊彼特有关创新内容的论述，被后人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五种创新各有实际的用途，但最核心、最本质的创新是技术创新，其它创新都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技术创新必须有能源资本的投入，或者说，能源资本是技术创新得以开展和实现的驱动力。没有能源资本的投入，就没有技术创新。
杰里米·里夫金说：“每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机制的引入为标志。初期，新能源的开采、加工和运输的成本较高。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成本将会不断降低，熵流动不断增强，直至最后，丰富的资源开始变得稀缺，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熵值变得难以承受，经济便开始衰落。石油经济时代在20世纪的发展也正是遵循这一曲线，并在2006年达到顶峰，开始衰落。”我们来考察人类能源发展史的四个重大阶段，就可以发现，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而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都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
火的利用技术使人类摆脱了蛮荒时代
人类自远古以来，就一直享受着太阳光的赏赐，这种赏赐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给予人类火这种自然力。人类学会控制火这一行为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促进了人类利用自然力的主观能动性，开始摆脱蛮荒时代而找到了进入文明时代的大门。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革命意味着推翻一切旧的秩序，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由此开端。人类自从学会了控制和利用火这种自然力后，逐渐学会了烹煮食物。严格说来，烹煮这种技术，是人类受火这种能源形态的推动而产生的，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它是当时最重大的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超过任何一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力量。这种技术创新不仅使人类获得了足够的热量，而且还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来锻炼大脑，从而使智力得到有效开发。黑猩猩每天花6个小时来咀嚼食物，而人类只要花1个小时。这种区别导致的结果，就是在400万年以前，人的脑袋就变大了三倍。这种智力的进化，使人类获得了能够进行发明创造的物质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种类，猛增到了约100种。这种乘数效应的显著性不仅仅是“乘数”，而是“指数”式的增长。
人类进行技术创新，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食、住、行、衣等方面的需求。烹煮不仅使人吃上了熟食，而且还促进人类对烹煮工具和食用工具进行发明创造。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技术创新就是制陶技术。起初，人们把食物放在木制容器内进行烧烤，怕把木器烧坏，便在器具外面附上一层黏土。在加热的过程中，黏土硬化脱落而成器皿。受到这一现象的启发，人们就用火直接烧制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合理的工艺。烧制陶器的窑中温度接近1000℃。如果没有能源作为能量来源，人类是无法烧制出精美的陶器以及后来更加精致的瓷器的。在加工陶器的过程中，人类还发明了陶轮，就是一个装有直立转轴的圆盘。陶轮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人类最早的加工机械，也是当今一切旋转切削机具的始祖。在这个时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通过长期的实践，获得了一些诸如杠杆、轴、齿轮、滑轮与螺丝等等方面的知识，并将这类知识转化为技术手段运用于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这类知识与技术也是火这种能源资本所创造的产物。
人类建筑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也是由能源作为推动力的。建筑技术中最能体现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是烧砖技术，人类使用烧制过的砖建造房屋，比木制房屋更为坚固和耐用。烧砖，意味着人类再一次把火这种能源的利用与自身的居住结合起来，并且创造出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独特、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居住环境，人类从此就不用再住在山洞中了。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发明了严寒的冬天里取暖的技术手段，从最原始的火堆过渡到火炉，再到现代社会采用新型能源形态作为热源的各种取暖设备的发明，无一不是能源驱动的技术创新结果，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乘数效应。
人类在远古时期充分驾驭能源的水平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青铜器的出现。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是黄金和铜，因为这两种金属能够以纯度较高的自然形态出现，又都具有光泽和延展性，可以敲打成形，因而备受人们的青睐。一般认为，冶铜技术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原始社会晚期，其冶炼方法是将孔雀石和木炭同放于陶器内燃烧。为了鼓风而使灶台下的火烧得更旺一些，于是发明了风箱这种鼓风设备。风箱的发明，是一项典型的技术创新,应该说是人类在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第一个最有意义的实用性“专利发明”，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乘数效应。至于其背后的道理，即为什么鼓风后的火会烧得更旺，这就属于科学的范畴了。那时的人们可能只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也有一点比较简单的经验，比如在实践中发现，用嘴吹一根木柴棒，它更容易冒出烟和火苗。他们并不知道风进入灶台多，意味着空气进去的多，其中使柴薪或煤炭燃烧的氧含量也增多了，因而直观的现象就是火烧得更旺了。15世纪后半期，在德、法、意大利等国已出现了高10英尺以上、直径5英尺的大型熔铁炉和鼓风炉炼铁法。这种新技术，对于提高金属冶炼效率的乘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总之，人类通过利用火这种自然力，逐渐发明了制陶术、烧砖术和冶金术，而这几项技术创新的直接推动力无一不是火这种自然的能源形态。除火之外，无论是人力、水力和风力，都不是利用太阳能量的最有效方法。人力是人吃进食物后转化而来的能量，食量有限，这种能量就有限。水在冬天时会结冰，夏季有时又会雨量不足，并非随时可用，其能量潜能也极其有限。1682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宫附近建造14个直径为12米的水车，目的是将塞纳河的水抽到喷泉设施中。这些水车名列“世界第八大奇迹”，不过最多只能提供124匹马力，通常不会超过75匹马力。现代人根本看不起这样的装置，但在三个世纪之前，马力这么小的机器却受到无比的尊崇。风力更是时有时无，使得风车有时转而有时不转。在人类还没有办法取得进一步技术突破，以获取大量太阳能量之前，仍有必要寻求其它提供能量的方法，使之得以超越食物、水力、风力提供的能量，仍然必须求得效率更高的燃料，发明更强大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的获得，只能通过科学规律的应用，从而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某种突破而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