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火车在中国承载了人们自由流动的梦想。一个改革年代扑面而来。是呀，你很可能看过一些记录火车的照片，场景令人震撼，乃至感叹。然而，你可曾知道，有一个叫王福春的摄影师大半生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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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孔雪 编辑 安也
中国著名摄影家、北京公益摄影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福春，因病医治无效，于3月13日上午6点零8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王福春的追悼会定于3月15日上午11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2001年，为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的首次出版，王福春卖了三台相机。2017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再版，王福春又忙着为出《火车下的中国人40年》与《中国人影像40年》寻找出版经费，也是在这一年，新京报记者曾经对他进行了专访（《火车上的中国：喧哗躁动甚至鸡飞狗跳的故事场》）。在这里，我们重发该文，谨以此表示深切哀悼和纪念。
▲王福春（1942-2021），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上世纪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2002年迁居北京。拍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等十几部摄影专题。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王福春曾乘坐火车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去格尔木，东到上海，行程几十万公里，拍下数十万张“火车上的中国人”照片。
拥挤的走道、浓浓的泡面味，还有高亢的推销声，这些场景，是你坐火车熟悉的吗？火车上有你的记忆，是不是？
三四十年前，火车在中国承载了人们自由流动的梦想。一个改革年代扑面而来。是呀，你很可能看过一些记录火车的照片，场景令人震撼，乃至感叹。然而，你可曾知道，有一个叫王福春的摄影师大半生在做这件事？你看到的照片中，可能就有出自他之手的。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故事。
▲赶往前方的人们。1991年，绥芬河—哈尔滨。王福春摄。
入秋后，北京景山顶上，人们架起长枪短炮，拍罢夕阳西下，又转向东方看圆月升起。全民摄影时代，国内纪实摄影反而陷入了瓶颈期。在王福春看来，三四十年前那个刚松口气、睁开眼的中国社会为是纪实摄影的好时代，成全了一系列直指人心的作品。
就像这本抚摸国民生活变迁细致纹理的影集，再现着钢铁世界里的人生百态与人之常情，《火车上的中国人》让“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铁路发展史”这样的词不再寡淡生硬。黑白影像中，每一张脸上鲜活、真实、准确的褶皱，都呼应着几代中国人对火车苦乐交加的集体记忆，填补的则是宏观叙事留下的关于人，关于普通人的沟壑。
▲背篼。王福春1996年在广州至成都火车上拍下的一幕。下文照片作者均为王福春，图说为编者所加。
用“贼眼”“贼胆”拍贼好的照片
“你被审过多少回？”
“数不清了。”
大半辈子投身铁路摄影，王福春有个习惯，有座也不坐，累了也不休息，在车里走上三五趟，就会被人误认小偷。他甚至常和真的小偷不期而遇，四目相对时，点头致意。请他设想一幅自画像，王福春说，最醒目的一定是那双“贼眼”：“练就贼心、贼胆、贼眼，拍贼好的照片”。
▲老者。1989 ，双峰—长汀。
1977年，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工会宣传干事的王福春，因拍宣传照，偶然地拿起了一台海鸥牌相机。从那时到现在整40年，中国铁路运输继1966年“大串联”、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与返城、80年代后随改革开放兴起的民工潮这三次高峰都被他碰上，其中民工潮在他的相机中留下了让人动容的图像记忆。
翻开这本绿皮影集，一辆满载着过往三四十年中国人行旅百态的绿皮火车迎面而来。你恰巧登上或是在哈尔滨到北京往返的T18次特快列车，1986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了这趟车的车厢，90年代，随身听用耳机两头让旅行中的新婚夫妇，心跟着邓丽君的歌一起在车厢里荡。那时西服商标要外露才高明，大哥大快速经历着换代，立体3D画册如旋风在列车上匆匆刮过。远在南国的广州车站，月台上有人打起了架，王福春躲在这张照片一角的车窗边，“咔嚓”，按下快门。
上千次这样的列车旅程中，北至漠河，东到上海，西奔格尔木，南下广州，王福春痴迷于弥漫着喧哗躁动甚至鸡飞狗跳的故事场。多年后，时代的激昂标语已斑驳，而流动在狭小车厢、介于公私生活之间人性的暴露，情绪的淌露，各色人等与千千百情态却活在了王福春的底片里，集聚着重纪实的力量。“中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王福春说。
他不记得拍过多少人，也不和旅客直接交流，“比如年轻人抱着，挺亲热的，一说同志给你拍个片，瞬间就全都没了”。但近些年，王福春想过利用网络寻找照片中的人。有人易找，歌唱家蒋大为在还是小伙子时，就曾在哈尔滨到内蒙古海拉尔的车上被列车长“抓”住献唱，更多人则如大海捞针。王福春曾拍下送站时一个姑娘面露怨气的一瞬间，“他送她，但没跟她走”，他像说着昨日家事，而这位主人公或许早已忘记了匆忙人生中，这情意饱满的一瞬。
▲《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著，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6月版。
大半生拍火车，是对生命伤痕的慰藉
很难想象，拍出光身小孩子撒尿、牛猪拱上列车的王福春，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众人齐穿解放服、昂首挺胸的劳模照。
可火车上的人不像劳模照那样确定和稳定。拥挤车厢中守住落脚处、紧抱儿子的母亲，看到镜头的一瞬，眼中压着的是怒是惧，你盯上一分钟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又或是裹着军大衣的花甲老人，眼眉挑弯了额头上五六道深沟，一旁车窗凹槽里塞满无声的烟头，画面就这样被人生填满了。
“上世纪80年代哈尔滨有个展览，一下子让我震惊了”。那是1980年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纪实摄影展，他曾以看似平淡无奇却深入人心的影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变迁。此后，久保田博二、布勒松、萨尔加多的纪实摄影，引着王福春上了路。
“我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王福春说，“拍人，隐隐约约，都带着一层自己的感觉”。
▲困顿。1995年，武昌—南宁。
1995年，武昌到南宁的列车上，王福春在一个蜷缩在民工客运潮中孩子对面，心疼又无力地站了五六分钟。在这张照片中，扭曲的小小身躯，汗与泥敷在身上的那层光泽，放佛都带着哀伤。照片也让王福春生命中的伤痛与他对火车的感情打了个结。幼年失去父母，从小由在铁路工作的哥哥和嫂子带大，在火车上跑，听火车叫，被“逼”着考铁路司机学校......王福春大半生都在拍火车，也是对生命伤痕的一种慰藉。
但为拍火车而疯狂，也带来说不清是甜是苦的新伤。他曾在四十多度的超员车厢里虚脱，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失眠更成了常态。90年代中期，下了火车的王福春，安定吃到五片六片依然睡不着。可一上火车，就能跟着咣当咣当的声音找到晃悠着的归属感。醒来，继续兴奋，做离人最近的摄影师。
2002年，王福春从哈尔滨迁至北京，在类似火车车厢的地铁空间里又做起了“贼”。他为“地铁里的中国人”下了功夫：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拍下无数在地铁上打哈欠的中国人，足够出一本书，名字早就想好，叫《同一首歌》。
早年绘画功底和对漫画的钟爱，让他总能抓拍到视觉上的巧合、错觉，生奇生趣。2015年，他把这些幽默摄影以两张相呼应的方式，填上写意文字放在公众号上。随着关注度高升，70多岁的王福春常为了改个字、换张图兴奋到天明，直到身体崩溃住进医院。问他医生劝过没，王福春无奈地笑笑，“他哪能理解咱们呢”。
身体见好的王福春还是呆不住，“就是习惯了，心里长草似的就想出去溜”。和大多数人不同，王福春出门不带手机完全无碍，但没带相机，必须回去取。那早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抓住不放，把属于你的耕种好
现在，受邀去外地参展、拍摄时，王福春都尽量把飞机改成火车。可时代变了，不只是高铁动车普及宣告了铁路发展史上旧时代的结束，而是“什么都变了”。
▲分享。1995，齐齐哈尔—北京。
王福春的影像世界中，（上世纪）70年代满眼是解放帽，80年代喇叭裤在大街流行，90年代时装兴起，几代人的面目呈现出鲜明而丰富的层次感。但从2000年前后，他发觉，“火车上的中国人”没法拍了。对于纪实摄影至关重要的、让人捉摸许久的人情味道，难免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体面的距离中逝去。同时，公众对于隐私权、肖像权的意识提升，即便是在公共场所、非商业用途的纪实摄影也会遭遇敌意和限制。就在2015年夏，王福春还在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上因误会挨过打。
夹缝打开的好时代，过去了。那些年月，绿皮火车里超载着凡俗众生，为王福春打开了记录这一特殊流动公共空间的门。他一直坚持下来，用镜头送走了蒸汽机车、绿皮火车，见证了青藏线和大提速，留下无数能掀开纷纭人生故事的边角。所有这些记录，哪怕嘈杂、压抑、不那么雅观，都在历史翻页时成为陪衬，因合理而被部分公开，因真实而扣动人心。
▲大哥大。1994，沈阳—大连。
四十年多年来，王福春倒是没什么变化。想准了，就一条路跑到黑；够吃够喝，做一生最喜欢的事。“最欣慰的是，我为铁路留下了历史记录”，王福春说，“也没成想铁路发展那么快，把我给成全了。”
有很多次，他可以“改变命运”，提干做领导，也曾成功拍过东北“雪乡”和东北虎等题材，但都舍掉了。“这个世界太大了，不可能都属于你。我就觉得属于你的，你把它抓住，不放，耕种好，丰收了，就赢了。” 2001年，为了让《火车上的中国人》初次出版，他卖了三台相机；现在（指本文首次刊发时的2017年），为了要出《火车下的中国人40年》与《中国人影像40年》，他又在寻找出版经费。他的丰收很纯粹，“家里不称别的，全是底片”。
这些家当渐成了一件悬心事。目前国内没一家摄影博物馆，王福春说，儿子或许能懂他，但孙子会不会把这些底片扔掉卖掉？再隔几代，人们能不能理解他对铁路的这种感情？
再隔几代，有多少人能理解前几代中国人对铁路的感情？离开王福春的家，放佛走下一节丰富得有点信息过量的老车厢。那几天，门外京沪高铁“复兴号”的新闻焦点正从首发往9月新提速上转，而门里的王福春每天花十几个小时整理几百张旧照片。站在这样一个门口，你我都身在其中，也更会懂王福春那句质朴的话，“中国人的日子就是一点点这样过来的”。
2019年，新京报再次对话王福春老师，“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
对话：拍火车的王福春，一双“贼眼”看世界
（原文首发于2019年9月16日）
● 大部分读者是通过《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本画册里的作品认识您的，当时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契机是什么？
我哥哥王喜春以前是铁路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因为自小没了爹娘，我5岁起就跟着他在铁路边长大，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对火车有感情。
▲1998年，通辽-集宁
1978年，三棵树站。
后来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与铁路正式结了缘。1984年，我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做专职摄影师，发现火车里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1995年，哈尔滨站。
199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
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我发现这就是我喜欢的、适合我的专题。往后的40多年里，我的镜头就再也没离开过铁路。
▲1988年，广州-北京。
1994年，牡丹江-长汀。
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
● 您在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中遇到过危险吗？
这些年为了拍火车，我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被别人救上来后冻得像根冰棍。
▲2007年，拉萨-北京。
1995年7月，我乘坐火车，从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又从青藏高原到武汉和长沙这两座高温火炉，被车厢里的汗味和烟味熏得喘不过气，最后晕倒在车厢里。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
▲1995年，武汉-长沙。
● 乘坐超过四千次火车，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段线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每趟火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我坐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车的时候白雪皑皑，下车一睁眼就是江南风光。我坐过最久的火车是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三天三夜，那时候还有人在火车上做广播体操呢。
▲1994年，北京-沈阳。
2008年，蜜蜂岩-跃进。
● 您的作品记录了中国铁路的多次大提速，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您镜头中捕捉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40多年来我坚持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有中国人的变化，更有国家的变化。
▲1986年，双峰-长汀。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火车速度较慢、车次较少，超员现象普遍。再加上民工潮影响，火车上拥挤得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空间，乘客上车都得从车窗爬进去。
▲1994年，哈尔滨站。
2009年，北京-沈阳。
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
▲1996年，广州-上海。
2010年，北京-上海。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享受。
▲1991年，上海-重庆。
2017年，上海虹桥-北京南。
过去整个车厢的人一起抬头看电视，现在相邻座位的两个人也基本不交流，全都低头玩手机。火车将世界的距离拉近，但是人的感情距离却远了。
▲1986年，哈尔滨-北京。
▲2018年，重庆-深圳。
● 您曾多次提到自己在火车上拍照时的状态像职业“小偷”，为什么这么形容？
我一上火车就兴奋，十趟八趟地来回走，眼睛还左右打量，正常乘客哪会这样啊。所以我常被一些旅客误解成小偷，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2009年，广州-北京。
在火车上泡的时间久了，火车跑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间点出场，我都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他还以为我是同行。
2009年，昆明-柳州。
所以我常说自己练就了一颗“贼心”, 一个“贼胆”和一双“贼眼”, 这才拍出了“贼拉好”的照片。
▲1995年，齐齐哈尔-北京。
● 现在还在继续拍摄这个专题吗？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一直都在拍。现在的乘客和以前比，对相机的戒备心理更重，也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了。我还记得2015年7月10日，我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讲课，因为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第一拳打松了门牙，第二拳打得我晕头转向。
▲1995年，西宁-格尓木。
▲2010年，北京-沈阳。
● 以前学美术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我把在绘画中领悟到的美学思想融入摄影，作品里不自觉地就带有许多艺术思考，尤其是以前学习的漫画，对我现在搞幽默摄影帮助很大。
▲2003年，鸡西，放不下的“牵挂”。
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的时候，有老师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其实我觉得，摄影也是一种“人学”。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和漫画家的幽默。只有做一个全才，把这些都融入你的照片里，作品才会有看点。
▲1987年，哈尔滨，艺术殿堂变商场。
● 您曾提到后期编画册挑图时发现初期拍摄的“宣传体”照片与后期自由抓拍的照片格格不入，是什么启发了您的拍摄风格转变？
以前我们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国外的作品，记得80年代吧，我们那办了一场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对我冲击很大，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这么拍。
▲1986年，哈尔滨，新婚“新装”。
1999年，上海，动迁户的“新居”。
后来又受到布列松和萨尔加多的影响，在捕捉瞬间和画面美感方面得到许多启发。但我在拍摄时不会去刻意模仿，我就研究适合自己的题材和方法。
▲2018年，厦门，共享单车堆积如山。
● 《地铁里的中国人》这个题材是怎么来的？
2002年我搬到北京，家就挨着地铁一号线。那时候我乘地铁从来不坐，不自觉地一直来回边走边拍，那时候我就感觉地铁也是属于自己的题材。
▲地铁上的孩子。
在地铁上拍照和在火车上还不一样，刚开始在地铁上我用徕卡，怎么拍都糊。“不拍不行，拍了又不成”，我急得要命。2005年我尝试了儿子送的松下数码小相机，一下就被成像效果征服了。现在我兜里常揣个索尼黑卡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很多时候“手比脑子快”，下意识就按了快门。
▲图片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无缝对接”。
● 《火车上的中国人》广受好评，《地铁里的中国人》也多次展出，您现在正在整理《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1980年，哈尔滨，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
1992年，哈尔滨，气功能治病吗？
这里面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单位技术大练兵、工人上夜校学习等我都拍到了，现在一看，珍贵极了。
▲1980年，哈尔滨，少先队日授旗仪式。
1987年，哈尔滨，市民用自行车驮沙发回家。
1989年，重庆，“柔发添娇媚”。
虽然这期间我也拍过风光，比如雪乡，但后来我把这些都抛弃了。因为我知道那不属于我，再拍风光就削弱自己的主题了。
▲1992年，哈尔滨，“束缚中的坦然”。
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
新京报记者薛珺 陈婉婷 摄影 王福春 编辑 陈婉婷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