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医保体系内却进不了医院，创新药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刚结束的两会上，创新药再次成为了药企代表们的热议话题。
除去对加快药品审批审评的建议外，他们提出的重要一条建议即是讨论已久的“创新药入院难”问题。据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在今年两会上，递交了一份提案，关注的是1类新药的入院情况。1类新药指的是在国内外均未上市销售的药品。在近两年过批的1类新药中，有很大部分是适应症为肿瘤的药品，其次涉及肝病、糖尿病、阿兹海默症等领域，可以说都是有核心技术的“救命药”。但尴尬的情况是，这些药在医保体系内，却进不了医院，卡在了最后一公里。
在中国的药品销售模式下，一款新药出来要想进入更大的市场端，需要经过医院。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仍然为主要的药品零售市场，占据8成左右的份额。这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不太一样，这些国家都以零售端为主要的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流通模式下，药企的商业模式不太一样。以美国的创新药流通为例，一款新药出来会有一段专利保护期，在专利保护期内，药企可以以高利润迅速收回研发成本，从而实现盈利。专利期过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药企就要打包出售专利过期药的资产。
在中国，目前政策比较明确的方式是，在经过医保谈判后，谈判成功的药品会被纳入到医保目录里，从而药企可以获得来自医院的订单。在专利到期后，相关的仿制药企业则可以通过以压低价格的形式进入带量采购体制售卖。这种情况下，拼的就是价格。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款药品在中国面世后，要面临招标、入医保和入院三道关卡。而在入院之前，医院会召开药事会，由药事会委员来决定一款药要不要进入自己所在的医院。在这一系列流程后，药品才能最后走到消费者手里。
进不了医院让握有创新药产品的药企们有些着急。创新药的研发难度大，平均每个创新药的研发费用可达数十亿美元，研发周期也长，动辄十年八年。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就在今年的提案上建议，通过国家谈判进入医保的创新药，可以直接进入医院，省略药事会等一系列流程。
对于医院来说，医院并不是不想让创新药进入医院，而是有“紧箍咒”在身。首先，在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里，药品品种有明确的规定，三甲医院需要小于或等于1500个，二甲医院小于等于1200个。这也就意味着新的药想进来，就得把已有的药品踢出去。在监管下，医院的进货行为并不那么随心所欲。
为什么要限制医院进货？这又要回到我们的医疗体制问题中来。一方面，长期以来行政手段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致使医院的药品零售存在很大的商业贿赂寻租空间，回扣问题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购药又是一个具有一定专业门槛的动作，消费者相对被动。
为了让诊疗、买药回归到自身价值，原卫生部、卫计委等有关主管部门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尝试解决“医药分家”的问题，即把药品零售业务从医院剥离出去，让药品零售市场化。所以就有了医院的“紧箍咒”在身，只准进1000多个品种。除此之外，作为“组合拳“，医院还有“药占比”的考核，需要将药品的医保花费降至30%以下。
而创新药往往单价高，为了满足药占比的考核，在现行标准下，医院需要尽可能地控制开出药品的费用。并且，药品在医院渠道里不允许加价（原来可以合法有15%的价格加成），这部分费用被禁止后，药品在进入医院过程中的储存、配发等人力物力费用均需要医院自行承担。药品价格越高，这部分成本也可能越高，造成医院亏本。所以，医院并不乐意给出这些药品订单。
近两年上市的创新药中，它们的销售渠道主要是直接面对患者的药房（DTP药房），销售占比可以达到90%以上。DTP药房与我们在街边常见的零售药房不同，它又叫“专业药房”，主要售卖面向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的新特药，以及慢病用药。
主管部门想做的是把医院的药品零售引流到院外去，但无论是专业药房的数量、医保支付以及药事服务的专业性来讲，仍然需要一段发展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4月，中国全国的DTP药房数量仅有1280家，与50万量级的大众零售药房总量相比，显得有些微薄。
在多重因素的积压下，药企很是焦虑。毕竟药品是极具时间价值的产品，一款新研发出来的药物很有可能在寥寥几年间就会迅速被竞争对手的下一代药物迭代。现实考量下，医院渠道仍然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毛宗福给出了探索适合创新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模式的建议，比如是不是能给创新药“开小灶”，建立专门的药品费用基金。产业人士的担忧不难理解，毕竟药企等不起，在冒着巨大风险的同时，他们也需要明确的市场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