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艳红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不断续写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美]林恩·亨特、[美]杰克· R. 森瑟著，董子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出版，344页，78.00元
1989年6月3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刊发了一幅讽刺画，画的底稿采用的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不过浴缸中垂死的马拉手里拿的不再是字条，而是一本书，上面写着“又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浴缸旁边则放了两摞书，墨水瓶就放在书上面……
作品讽刺的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相关出版物的急剧膨胀。的确，无论从当代世界历史进程，还是从法国革命史的学术发展史而言，1989年前后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那次纪念活动和当时正在发生的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极大地刺激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这股热潮已经褪去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法国大革命史仍在以各种方式不断被续写，题材和角度仍在不断被翻新。对于马拉之死这个被强烈地形象化、符号化的事件，法国学者纪尧姆·马索（Guillaume Mazeau）近来撰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浴缸”（
Le bain de l’histoire
）的著作，不仅详细还原了马拉遇刺这一事件的真实面目，尤其是着重追踪了这个事件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形形色色的再现，以及事件两个主要角色——“人民之友”马拉和刺客夏洛蒂·科黛形象的倒转。当然可以将这样的著作视为记忆研究，它着眼于一个历史事件在时间中的绵延和再造，显然有较强的现实感。除了这类个案性的探讨，学者亦未放弃通史写作，试图在新的语境下，对法国大革命这个宏观事件及其历史意义作整体性观照。2017年美国学者林恩·亨特和杰克·R.森瑟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就是这种宏大历史的代表之一。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该著的中译本，对于该著的两位美国作者及作品的基本特色，沈坚教授已在译序中介绍过，笔者在此想与读者分享一点粗浅的读后感。
林恩·亨特和杰克·森瑟都是在美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的实践者，也是法国大革命研究中“政治文化”转向的亲历者。对于形象和话语的政治和社会意涵，他们自然有着敏锐的意识。对于马拉之死这个经典话题，作者也注意到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的政治意图。这幅作品就创作于马拉遇刺的1793年。实际上，马拉是个皮肤病患者，所以他喜欢在浴缸中办公。但画作中的马拉“纯洁无瑕”，他的死简直就像基督殉道。不过科黛认为自己刺杀的是一头“猛兽”，她是在拯救法国。因此作者不仅点出了这幅作品的政治寓意，而且为我们理解此后两个角色形象的倒转提供了原初语境。类似的图像分析在书中随处可见，这方面两位作者吸收了最新的成果，如关于安托万-让·格罗的绘画与拿破仑的政治宣传的研究。图文结合的叙事方式构成该著的一大特色。
Guillaume Mazeau，《历史的浴缸：夏洛蒂·科黛与刺杀马拉，1793-2009》
这部新著篇幅不大，但最近年来国际史学界的很多新思潮都在其中有所体现。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文化史”和女性史，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路径也是揭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所要求的。一个简单的史实就可看出跨国视角的必要性。1793和1795年，波兰两次被瓜分并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这两次瓜分就发生在革命法国与欧洲其他君主国家展开全面战争的时候。这些跨国关联很早就有学者论述。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外交史学者索雷尔（Albert Sorel，1842-1906）和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都在他们的鸿篇巨制中展现法国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反响。但这种跨国视角并没有成为二战之前法国革命史的主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哥德肖（Jacques Godechot，1907-1989）和美国学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1909-2002）提出“
大西洋革命”的概念，他们认为18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大西洋两个发生了一连串“链式”民主革命。但哥德肖和帕尔默没有多少追随者，尽管他们的代表作《伟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时代》可被视为几十年后跨国史研究的先驱。“大西洋革命”概念之所以在当时遭受冷遇，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在为北大西洋军事同盟背书，从而沦为冷战的工具。另外，像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这样的“雅各宾主义”学者，担心跨大西洋视角会削弱法国大革命的中心地位；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也不太乐意接受当时的“长时段”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同样会掩盖大革命的根本性变革意义。但情况在二十世纪末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说，1989年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终结。变化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学术方面的，这里不便展开。但可以指出的是，新世纪的一些法国史家再次强调，法国大革命应被视为此前一系列革命，尤其是荷兰和美国革命的延续，安妮·儒尔当（Annie Jourda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雅克·哥德肖：《伟大民族：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1789-1799》从全书的叙述来看，殖民地和奴隶制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更凸显了该著的全球视角，以及美洲学者的特殊关怀。在这个问题上，海地（或称圣多明各）占有中心地位。这里曾经是法兰西帝国最富庶的一块殖民地，但在大革命期间，圣多明各爆发了西半球第一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并建立了共和国。作为海地的宗主国，革命法国对待这块殖民地不同群体的立场，非常典型地反映出革命者宣扬的普世人权原则，在种族和奴隶制等问题上遭遇的困境和折扣。对殖民地和奴隶制等问题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更新了哥德肖和帕尔默等人的跨国史：大西洋革命不仅是民主观念在相对同质的社会的传播互动过程，它还意味着各种形态的观念冲突，以及革命原则在不同情境下的遭遇。两位作者甚至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概述了印度迈索尔帝国和荷属东印度在这个动荡年代经历的变迁。基于这种全球视野，作者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国际效应作了四点总结：拉丁美洲的独立；英国海上霸权的确立；法国丧失在美洲和加勒比的影响力，将非洲作为殖民的重点；最后是美国大踏步地向西扩张。
海地革命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中译本总体而言语言流畅，阅读体验甚好。但个别地方或可有改进之处。一些专名已有约定俗成的译法，可以参考，例如克劳斯维茨，一般称克劳塞维茨；1813年莱比锡的“多国大战”，一般译为“民族大会战”（Völkerschlacht）。1913年，当年的战场上矗立起一座宏伟的纪念塔。这个德意志的“记忆之地”（Erinnerungsort）至今仍在提醒人们两百多年前的那场革命和战争如何锻造了现代世界，这种持久影响或许正是不断重写历史的动力所在。
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纪念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