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相册⑪｜父母爱情：从一副蛤蟆镜开启的“远程相亲”故事

李闻莺，媒体记者、编辑：

1982年初夏，山西小城侯马和省城太原，两个相隔300多公里的青年男女经人介绍开始初步接触。

女孩叫菊，22岁，成长于一个大家庭，七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小伙叫荣，在家里担任着“大哥”角色，30岁还未婚，在当时算得上“大龄男青年”。

起初只是书信往来，为了知道对方模样，他们互寄照片。菊寄了张一寸照，照片中她戴墨镜，穿高领毛衣、留着轻烫过的俏皮短发。

1979年，菊19岁，3年后她特意选了这张自己觉得好看且时髦的照片寄去相亲。

这张照片拍摄于他俩最初接触的三年前，1979年，也就是菊19岁的时候。

那时她不仅时髦，还相当有主见，迟迟不肯答应长辈此前看好的婚事。20岁时，她干了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儿——逃婚。一个多月后父亲才在外省把女儿找回，狠狠一巴掌后，“包办婚姻”就此泡汤。

1970年春节，外公一家人。左起：二舅、妈妈，外婆、外公、大姨、大舅。前排婴儿为三舅，两个小姨当时还未出生。

女孩到底想嫁一个怎样的人？20岁出头的菊也不是很明确。她希望对方聪明、正直、能聊得来，长相顺眼……朦朦胧胧的“标准”背后，还有青春期的逃婚“后遗症”——尽早离开家，越远越好。

于是，远在省城、有正式工作的荣，成为菊可考虑的选项。没想到，照片寄过去，对方一本正经地来信说，看不清，请她再寄一张。

其实，荣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而立之年的他，不善言辞，家境清寒，前女友为此与之分手。经历了上一段恋情的失意，看到照片中戴着大墨镜、比自己小很多的姑娘，他担心对方是个“小太妹”，一时还不能收心谈婚论嫁。

左为菊寄给荣的第二张照片。右为荣寄给菊的第一张照片。

好在第二张照片让他打消不少顾虑。照片中的女孩眉眼清秀，烫发已然盖住耳朵，透出几分温婉。此时菊也收到了荣的照片，浓眉毛、深眼窝，西装笔挺，看得出有认真对待这次“远程相亲”。

书信往来两个月后，七月酷暑时节，荣乘绿皮火车从太原前往侯马。硬座票五六元一张，车程9个多小时，和现在的高铁2小时相比堪称漫长。首次线下见面，两人互有好感、沟通顺畅、三观相近，于是继续相处。

上世纪80年代早期流行的“彩照”。

之后半年多，异地恋的菊和荣书信频繁，短则三四天一封，长则一周左右。他们也前往对方所在的城市，太原的五一广场、迎泽公园和晋祠是那个年代的“约会打卡圣地”。

1982年11月，菊去太原看望荣，拍摄于晋祠。

1983年春节期间，正月初八，菊和荣结婚了。当年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荣经济条件有限，买了手表和自行车，另外还有几件给女方的新衣服以及三百块钱彩礼，加起来八九百元。这已接近荣两年工资收入的全部。

婚纱照是婚礼后才拍的。当年拍1寸照收费3角，2寸照收费5角，拍一次婚纱照大概几块钱。照相馆提供了婚纱，没有化妆，也没人指导怎么摆造型，一上午搞定，几十年后再看效果却是料想不到的好。

1983年3月，菊和荣的婚纱照。

1983年3月，菊和荣的婚纱照。

婚后又过了两年，菊才解决了工作调动，正式定居太原。在此期间他们的女儿出生，两人合影很快变成了三人家庭照。

1984年9月，爸妈与我。

家庭新成员自然是我。大概七八岁起，我的外公、也就是曾经那个企图决定女儿婚姻的严父，总是津津乐道那场逃婚风波：“论胆量和主见，你可比不上你妈……”老人充满赞赏的语气，仿佛从来没有扬起过愤怒的一巴掌。

1986年9月，菊拍摄于太原迎泽公园。

我的妈妈，当年那个有些叛逆的菊，早已和她的父亲和解。

而我所轻描淡写的这一切，其实未能及他们所经历过的苦痛艰难之千分之一，这段由她自主选择的婚姻，也经历过偶尔的争吵、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艰辛，现在看来却是打磨过的闪闪发亮的宝石，是留给我的宝贵的“礼物”。男女主人公深信，彼此做了最正确的决定，以至于多年后还能历久弥新、彼此庆幸。

1988年春节，在奶奶家的小院家庭合影。前排最中间老人是太奶奶，两侧为爷爷奶奶。

【后记】

2021年的春节，因新冠疫情，政府号召大家尽可能就地过年。我们对家的思念，却只增不减。

澎湃新闻/视界征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请你说一说照片背后难忘的故事。对于老照片的凝望，像是对于自我乃至整个家族过往的一次审视，与过去的点滴联通，那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构成了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佐证。给予我们短暂的慰藉，也提供这一年继续前行的电力。

从南到北，自东向西，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也承载着生动的年代记忆，愿以此著一本时代的家庭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