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热映，双雪涛讲述创作经历

▲双雪涛。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采访中，征得记者同意后，双雪涛点上一根细支烟，“这种比较清淡，很自欺欺人，一直想戒，难”。聊天时，他爱抽烟，平时一天半包到一包，“今天这个量肯定上来了”，双雪涛说话带点儿东北口音。2010年，还在沈阳做银行职员的双雪涛写了第一部小说《翅鬼》，两年后辞职，专职写作。2015年他离开东北，来到了北京。

从2016年开始，双雪涛陆续出版了《天吾手记》《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猎人》等，成为当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平原上的摩西》的腰封上，形容他是“迟来的大师”。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在电影市场炙手可热，改编版权被各大影视公司争相购买，市场价值飙升。

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双雪涛不排斥，但也不会主动迎合。他依然保持着作家的独立思考，不会跨界为电影做编剧，因为“不自由，不自由后问题就大了”。

对作家而言，独立、自由最重要

双雪涛一直对电影挺感兴趣，问及喜欢的导演有哪些，他说出一长串的名字：希区柯克、库布里克、黑泽明、布努埃尔、费里尼、伯格曼……

2009年后，他曾给一家电影杂志写过几篇影评。最开始是投稿，和编辑认识后，还做过撰稿人。他写过导演刘别谦、贾樟柯的大版综述，写了几篇后就停了下来，去写小说了。

2016年，华策电影公司邀请导演路阳，将双雪涛的小说《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双雪涛看过路阳执导的《绣春刀》，非常喜欢，将自己的小说交给他，觉得特别合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很通透，非常过瘾。路阳说，小说中久藏这个角色很像鲁迅短篇小说《铸剑》中的复仇少年。“听老路一说，我觉得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我也很喜欢小说《铸剑》”，双雪涛说，那个下午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导演陆阳在电影《刺杀小说家》片场。

《刺杀小说家》的故事涉及两个世界的关系，人物性格比较复杂，双雪涛说，改编起来难度不小。他参与了早期的剧本策划，和编剧陈舒、禹扬聊得比较多，站在电影的角度去讨论，给电影一种自由度。“小说有小说的逻辑，电影有电影的逻辑，小说最好能帮助到内容，不要成为电影的束缚。”在剧本策划阶段，双雪涛特别喜欢大家围在一起头脑激荡，碰撞出有价值的东西，觉得大家一起聊创作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看完成片后，双雪涛觉得电影的整体故事走向及内核和小说还是很接近的，但特效的震撼力却超出了他的想象，“它不是用特效讲一个‘变形金刚’的故事，内核很有意思，感动是非常直接的”。

这几年，双雪涛的小说成为热门“IP”，各大影视公司竞相争夺的“香饽饽”。对双雪涛来说，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是一个机缘的事情，有很多偶然性，他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尽量把小说写好。“如果有合适的导演合作，也是个好事。文学的某些部分需要去和大众接触，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对于是否考虑之后从事编剧工作，他很坚定地说，很难。因为那样就不自由了，对作家来说，自由和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不自由，问题就大了。

摔破“铁饭碗”裸辞，成了无业游民

读书的时候，双雪涛就喜欢文学。最开始他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特别感动，觉得文学真牛。后来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那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又让他觉得小说这么吸引人，可以让一个读者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一直跟着看。等到稍微大了一点儿，就读张爱玲、阿城、沈从文，包括对他影响很大的余华、格非等先锋文学作家。

上学那会儿，双雪涛有个小怪癖，看完书就爱给人讲故事，福尔摩斯什么的，挑有意思的部分讲，同学也都很捧场，反馈还可以。“就是小孩需要别人的认可，有虚荣心，赶紧看赶紧给人讲，讲的时候还带创作，把情节还得改一改，一边讲一边改”。

给同学讲故事，是那个时候双雪涛阅读文学的动力之一，但他当时对文学只是单纯的喜欢，并没有写作的冲动，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当作家，也没有文学梦，觉得作家这个行业跟自己没啥关系。

他和千千万万的高中生一样，在应试教育里一个劲儿地打拼，希望考个好点儿的大学。高考填报志愿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社会也不了解，只是觉得学法律挺体面的，可能就业也好一些，就报了法律专业。

2007年毕业后，双雪涛按部就班地到银行上班，做信贷员，就是给别人提供贷款业务。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铁饭碗。但几年之后，双雪涛觉得上班太没意思了，“憋得我（难受），这不是我设想的生活，幸福感比较差”。平时生活中，双雪涛不是游戏迷，不打游戏，就想找个事儿消磨时间，而写小说是消磨时间的好方式，一写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双雪涛写作真正的契机是在2010年。当时中国台湾发起了一个“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的征文活动，从未写过小说的双雪涛，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翅鬼》，出乎意料地拿下首奖，奖金60万元新台币（约14万元人民币）。这次专业奖项的肯定，仿佛让双雪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觉得也许自己能搞文学，最重要的是能从原来的生活里逃离出去。于是，他一边在银行上班，一边闲暇时间写作，打发时间。

2012年，29岁的双雪涛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专职写作，他成为其所从业的那家银行20年来的头一个裸辞者。虽然同事领导都知道，他业余时间写小说，也拿过奖，但对于这种摔破“铁饭碗”的行为，还是挺震惊的，都问他，出啥事了。双雪涛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因为继续留下来的话，只能往副处长努力，未来人生的走向一眼见底。

对于双雪涛的人生选择，家人开始也觉得不靠谱，风险太大，但是木已成舟后也便接受了，先这么混两年看看。双雪涛调侃到，就这样当了无业游民，一直干到现在。辞职后的前三年，收入“特稳定”，“就没有嘛，你光靠文学的稿费是很难养活自己的，但那时候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觉得（未来）有希望，会奔着希望去努力。”

▲电影《刺杀小说家》剧照

《刺杀小说家》就是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小说中，千兵卫是一位前银行职员，他接到任务，去刺杀一位小说家。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就像是双雪涛现实中的两个分身。谈及创作灵感，双雪涛回忆，当时他写的其他小说老是被退稿，发表不出来，就挺生气的，“觉得自己写得还行，为什么老是不顺利。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小说，一方面给自己鼓劲儿，另一方面想表达小说家的那种力量。”

浮躁与否，可以自己选择

写作初期，双雪涛凭借《我的朋友安德烈》《跛人》等作品在文学界收割了一些声誉。2015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进修，之后便将写作阵地从沈阳搬到了北京。

北京快节奏的生活，相对浮躁的环境，适合写作吗？双雪涛说，你可以自己选择，想浮躁就去浮躁，不想浮躁，其实也没人理你。

成为“无业游民”之后，写作每天面对的是自己，双雪涛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量，每天拿出多少时间去写作。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如果不自觉，时间很快就荒废了。并且，双雪涛一段时间不写东西，就会很焦虑，写作会让他平静一些，把很多东西释放出来，所以就得一直写。也不是说每年要写多少，最重要的是质量，尽量每天都写，就算今天坐在那里可能不顺利，但也得坐在那儿去试一试。

因为是处女座，双雪涛对自己有一定要求，不能放任自流。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那就是喝酒。

东北人，都有着爱喝酒的基因。双雪涛也不例外，隔三岔五就喝一喝。在东北，他喝啤酒比较多，到北京后，改喝威士忌，“因为喝威士忌不用吃菜，对吧，可以干喝，省事儿”。有时候，他会和路阳等电影圈的朋友聚一聚，一起喝酒聊天，天南海北的什么都聊，经常喝断片儿，“第二天跟‘死’了一样，没法工作了，后来就尽量控制，不能老是喝多”。双雪涛说。

▲双雪涛。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踢球，是双雪涛另一项对抗浮躁、释放情绪的娱乐方式。小说《刺杀小说家》中，千兵卫和小说家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小说家附近的足球场，这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双雪涛东北的家旁边就有一个类似的球场，他从小在那里踢球，一直踢到上班之后，“看着以前那帮球友在逐渐老去，很有感情，就把球场写进小说里了”。

之前在沈阳，双雪涛有参加业余球队，大家都很熟悉。来到北京后，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但他还会踢球，频率大概为每周一两次，“不踢难受”。在北京踢球，很多球友都不认识，看哪个场子缺人就去踢一踢。他经常去北京理工大学踢球，疫情后就进不去了。

踢球对双雪涛影响特别大，它不仅是一种解压方式，还是和外界接触的渠道，对人精神的锤炼。他是巴塞罗那球星梅西的铁杆粉丝，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能去看一场梅西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