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天下不敢小聊城”的文章。文章提到，因大运河“水路”衰落而困顿的聊城，抢抓京九铁路即将通车的机遇，乘势而上。
这篇报道的影响力经久不衰。2020年，聊城市市长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再提此句。
24年后，市长重提“天下不敢小聊城”，有何深意？
京杭大运河山东聊城段。图| 新华社
文 | 白羽
编辑 | 崔赫翾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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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船尾”
2020年1月19日，年关将至。
东阿阿胶发布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亏近4亿元，与此同时，更爆炸的新闻是执掌公司14年的秦玉峰宣布退休。
阿胶产品生产车间。图| 新华社
在秦玉峰黯然隐退的背后，是这家明星企业业绩不佳的窘境。
多次提价和过度营销，让消费者对阿胶的价值产生了疑惑，继2018年收入和净利润首次双双下滑后，2019年的东阿阿胶更是全面溃败。此后，为了扭转局面，东阿开始了跨界与多渠道探索，但至今效果并不明显。
与东阿阿胶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泉林集团。这家脱身于高唐造纸厂的大型企业曾经一度高居全国造纸业十强，在2017年暴露资金链问题后，最终还是未摆脱破产重整的命运。
注册地为聊城的国内第三大客车生产企业中通客车似乎也不再闪耀。2020年半年报显示，中通客车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为23.52亿元，同比下降2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750万元，同比下降46.85%。
中通客车于2000年登陆A股市场，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新能源客车的研发和制造，是行业内最早开始新能源客车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与当前正火的新能源汽车相比，却有点“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2018年，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山东交通工业集团变更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而山东重工的掌门人正是现在风头正劲的谭旭光。
与中通境遇相同的是，2020年上半年，鲁西化工利润大幅下滑，早在2019年9月，山东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2019年省重点项目的通知，有5个项目调整退出2019年省重点项目名单，其中就包括鲁西化工的“100万吨／年聚碳酸酯绿色循环一体化项目”。
2020年3月25日，山东省委、省政府约谈了聊城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因为在2019年度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聊城市排名后3位。
这样的约谈对于聊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网络舆情对于聊城来说亦是波涛汹涌。
199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天下不敢小聊城》轰动一时，文章中发出的诘问，至今振聋发聩：
“聊城，从历史的辉煌中走过，又在各种挫折积淀的重负中长期踟蹰不前。曾几何时，聊城以贫困闻名，成为山东经济快速发展之船沉重的“船尾”。”
这篇文章曾经极大地鼓舞了聊城人民干劲，以至今日都令人怀念。
但时至今日，聊城为何又重蹈覆辙，重回山东经济“船尾”？
问题出在哪里？
或许聊城几百年的沉浮与兴衰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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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兴衰
600多年前，位于山东西北部的聊城因一条运河迎来了命运转折。
元朝统治者挖通了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从此，南来漕船无须转运洛阳而能直达元大都。在火车发明前，水运无疑是最经济、快捷的运输方式。运河改道让开封、商丘等中原城市开始衰落，而徐州、济宁、聊城则摇身变成商贸中心。
2020年6月29日，在山东聊城市茌平县，中铁上海局工作人员对郑济铁路山东段长清黄河特大桥桩基进行开钻作业。图 | 新华社
这条大运河沟通南北，弥补了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而带来了南北经济不平衡，它不但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补给线，更是触发了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运河中往来的不仅有漕运官船，无数民间的商船、货船、客船也日夜穿梭于运河之上。往来客流带来了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更有利的是，大运河聊城段，地势高，水源不足、船运不畅，只能修建水闸借水行舟，过往的船只不得已在此等待通行，船工和行人便停船上岸在此停留。
聊城这个原本位于鲁西北交通闭塞的小城，逐渐成为了“商贩所聚”之地，“运河经济带”慢慢隆起，迎来了长达400年的“烟火”繁华。
到了清朝末期，运道淤塞堵溃、漕务废弛腐败，南方的钱粮再无法顺利送达京师，财政捉襟见肘的朝廷亦无力对运河进行持续维护治理。
1803年，黄河决口，冲垮了运河河道，漕运受阻，无力修复河道的嘉庆皇帝下令江浙地方官讨论漕粮转海运的可行性；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让风雨飘摇的大清国更加无暇顾及运河的维护，山东段由于年久失修淤积成了陆地，丧失了航运价值。
但随着海运优势的凸显以及海运机制的成熟，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通道从黄河或运河转变为铁路或海港，标志着原本在旧时代框架下享有重要地位的区域逐步沦为边缘，聊城的未来从此分野。
其实，也曾有机会逆转。1898年德国人曾计划修建两条铁路，其中一条支线通向临清（今聊城市代管），由于国际政局变化以及当地请愿者们的反对而落空。
1912年，与大运河走向几乎一致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铁路干线取代京杭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连结起来，大运河成为了时代远去的背影。河道废弃让越来越多的山陕商人离开聊城，运河商埠聊城繁盛的景象也随之消散。
交通变化导致运河沿岸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农经济中被迫投入大量劳力而不顾边际效益急剧递减，“内卷化”已不可避免。
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在他的著作《腹地的构建》中说：
“黄运衰败是由于国家政策和资源倾注离开那里。国家退出之后，地区‘公共物品’，如治水、安全、交通、生态等难以由市场机制提供，导致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恶化。”
除此之外，社会的动荡不堪，让这些地区失去了喘息的机会。
清朝灭亡，军阀混战，在经过短暂平静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内战破坏，使聊城境内农业、工业、商业均遭到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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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大十字
直到1947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光岳楼上时，聊城才迎来了久违的平静。
2020年10月20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的耿店村农业大棚种植的玻璃温室内，一位村民使用升降设备进行田间养护。图 | 新华社
新中国成立，隶属平原省的聊城几乎一穷二白，国民经济中占主要位置的是手工业，全区仅聊城县有一个国营工厂，阳谷有一个小型织布厂，莘县有两个集体所有制厂，临清（时属河北省邯郸专区）情况略好，有13个私营工厂，8个全民所有制工厂，3个集体所有制工厂。
1952年，平原省撤销，聊城、菏泽划归山东省。这一年，临清划归聊城地区，临清第一二油厂、卷烟厂、益华机械厂、济美酱园等一批企业划归，增强了聊城工业经济实力。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内聊城经济亮点不多，但在这片沉闷的土地上，一些种子开始萌芽。
1964年，在高唐城关修配社当起了6年学徒的刘义发调到砖瓦厂当会计，从此命运开始转折。
1970年，在原种场劳动了2年的大学生刘维志，因为技术出色，被调到一家阿胶厂当电工。
1971年，刘学景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因为识文断字当了生产队长，后来又在村里办起了豆腐坊。
刘义发、刘维志、刘学景三人被称为“聊城三刘”，他们在后来分别代表着不同企业运营体制活跃在聊城乃至山东经济舞台上，上演了别样的经济“三重奏”。
1972年，当了10年乡村教师的张学信辞掉了工作，进了刚成立的茌平县发电厂，当起了电厂职工。
1974年，秦玉峰走进了东阿县阿胶街78号，开始了自己的胶工生涯，成了刘维志的徒弟。
1976年，鲁西化工前身“大化肥”万吨级合成氨装置建成投产。
这一时期，聊城最耀眼的企业非手表厂莫属，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聊城手表厂生产的海军船钟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风光无两。
但从改革开放至1992年，聊城整个经济发展并不突出。
1992年，山东省考核的８项工业经济指标中，聊城有５项处于倒数第二位，有３项居倒数第三位，仿佛成了运河上缓慢前行的“船尾”。
失去了运河加持的聊城，最痛的莫过于交通。
但上天总是眷顾聊城，扭转乾坤的机遇从天而降。
1992年9月，大京九建设全线拉开，山东境内路经9个县市，仅聊城地区就先后经临清、聊城、阳谷3县市。
此后，“京九”“邯济”在此交会，“黄金大十字”形成。
依托京九铁路，聊城建设了化肥、矿石、棉麻、粮食、煤炭等8条货运专线，建成了聊城、临清、阳谷3个大型货场，许多产业依托京九铁路快速发展起来。
1991年，莘县从台湾引进了冬暖式大棚蔬菜技术，聊城蔬菜开始沿着京九铁路沿线销售并北上至北京，此后，山东“蔬菜江湖”中的“北寿光、南兰陵、西莘县”三驾马车，各有所长，并驾齐驱。
1992年，脱胎于车辆修理厂的聊城客车厂产量达到1344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在全国交通同行业中，人均效益跃居第一位，产量跃居第二位，被同行业称为“南扬北聊”，成为全国交通系统的骨干企业。
这一年，刘义发出任高唐县时风机器总厂厂长，后出任山东时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时风时风，路路畅通”的广告语响遍山东的大街小巷，农用车成为高唐县的支柱产业。
1994年，43岁的刘学景拿出全部积蓄，在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种鸡场，后来又扩建了饲料厂、商品鸡场和宰杀冷藏厂。
早一年，东阿阿胶由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刘维志出任董事长，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1996年东阿阿胶上市，从此奠定了自己在阿胶行业内第一品牌的地位。
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聊城各项经济指标也快速前移，1995年工业销售收入、利税、利润和财政收入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接下去的十余年，“江北水城”建设全面拉开。信发铝电、祥光铜业、东阿阿胶屡创奇迹。
但2020年的到来却颇让聊城有“黄粱一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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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与环保
能耗与环保是悬在聊城经济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说：
“聊城连续多年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倒数第一，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企业排放远远超过了我们环境承载力。聊城有些企业，瞒报煤炭消耗量几百万吨，我们发现后就主动曝光。煤炭消耗量聊城每年4000万吨，在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怎么行？这些水分我们不能不挤。”
讲话中既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流露出现实的严峻与无奈。
聊城因河而兴，运河除了最基本的运输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其承担起了聊城与外界交融互通、让她接触到外面的空气、不断吸纳新元素以保持内在活力。
聊城因河而衰，除了运河运输功能丧失外，聊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能快速融入新的网络，后来随着京九铁路通车，交通短板逐渐补齐，但并未像当年畅想的那样美好。聊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依然无法找准定位。
在2019年“聊城要发展，我该怎么办”大讨论中，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但“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物”，聊城的问题其实也是山东乃至全国众多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质量不高等，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问题相同，药方却未必一样。
在此，仅谈一孔之见。
第一，区域定位模糊。聊城人喜欢以“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介绍自己，大有“三省通衢”之意，位置上东接沿海、西连中原、承东启西、引南连北，政府亦希望能够“左右逢源”“东融西借”“东成西就”。
但仔细体味则不难发现其中的无奈与尴尬，在省内，游离中心，始终边缘，对于省外，更是扮演“搭便车”的角色，在众多把聊城纳入的区域战略中，都无法成为核心和主力。
这也直接导致城市发展战略摇摆不定，从而影响到具体政策连贯实施和工作重心的确定，众多政策繁杂而缺乏头绪，更是频频出现“搁浅”现象。
第二，市场活力不足。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一个区域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聊城A股上市公司只有4家，分别为东阿阿胶、鲁西化工、中通客车和阳谷华泰，其中除了华泰外，其他三家均为国企控股。2004年，华润控股东阿阿胶，2019年中化成为鲁西集团控股股东，中通客车更是国企。
聊城企业喜欢“嫁入豪门”本也无可非议，但从侧面也反映了聊城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的现实。
反映到薪资收入上，聊城月薪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房价高企，从而令人才对聊城“望而却步”。
市场活力不足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角色错位。《问政山东》栏目曾经曝光聊城营商环境问题，其中聊城特色品牌“聊·胜一筹”也被指服务欠佳、销量造假等，看似服务问题，实则是政府没有看好“自己的手”，干了市场该干的事。
第三，思想包袱过重。2020年8月13日，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在“全市干部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直指干部“作风十弊”，振聋发聩。在聊城思想大讨论中，也指出发展的问题实则是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思想观念问题。
聊城人喜欢沉醉于过往辉煌的历史中，但又因之前发展缓慢信心不足，历史与现实在许多聊城人思想中复杂交织。许多人认为聊城在全省内地位不突出、重视不够，“爹不疼、娘不爱”，从而心理失衡，产生畏难情绪；有的人看着周边其他地市奋起直追，而无动于衷、自暴自弃。
在2020年5月20日举行的聊城网友暨网络监督员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孙爱军脱稿讲了一些内容。他说：“过去一年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甩掉了很多包袱，当然很多包袱还没有甩掉，挤掉了很多水分。”
除了经济发展的包袱外，最难甩掉的是思想的包袱。
除此之外，融资难、创新能力不足、开发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薄弱、环保压力大等问题，亦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常客”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天下不敢小聊城》中说：
“人们关切：有凤凰城之美名的聊城，能否在当今转轨时期振翅腾飞？”
24年前之问的答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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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不敢小聊城”
当京九铁路开通时，许多人曾经这样预言：
“借助京九铁路和亚欧大陆桥的联接，由聊城可南达香港、北至俄罗斯、西连荷兰鹿特丹，从对外开放的‘腹地’跃为‘前沿’，由‘内陆’变成‘窗口’。”
虽然，京九铁路开通极大带动了聊城众多产业发展，但是比之前期望落差较大。这些年来，聊城被边缘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一直以来，聊城不断“东融西借”，开展跨省区域合作，无论民间，抑或官方，多有实践。
如何重构区域经济地理，摆脱被边缘化的劣势？是摆在聊城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是拥抱济南借势雄安。聊城与济南空间相接、产业相连、人缘相亲，在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大战略中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从地域上聊城与济南相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为便捷；从产业上，聊城与济南互补性大，聊城的农业、有色金属、化工、旅游等优势产业能够在省会经济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前不久，聊城市与济南市签署《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交通、农业、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坚持以济聊一体化为引领，有序推动聊城与省会经济圈城市的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展望未来，350公里外雄安新区的设立是聊城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雄商高铁建成后，聊城全年融入北京“两小时生活圈”。在产业结构上，聊城充分发挥有色金属、化工等优势，全面对接北京、雄安高等科研机构和对外沟通资源，借势借力。
二是招商引资需苦练内功。聊城连续了两年在全省双招双引考核中排名靠后，政府不可谓不努力。2019年聊城到位资金327.26亿元，同期，泰安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到424.44亿元，差距明显。2019年发布的全国经济总量前100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榜单中，聊城排名第82位，与近邻济南相较，落后66位。
网上被诟病的多为：房价虚高、人才外流、交通、营商环境等问题，政府在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同时，不如先练好内功。
政府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自己，读懂“市场逻辑”，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找准政府和市场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结合点，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最佳结合，推进简政放权，抓好政策标准、政策执行、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建设，把力气用在营造良好环境和搞好服务上，鲜花盛开蜂蝶自来。
三是形成产业特色。聊城是一座制造业底蕴深厚的城市，形成了有色金属及金属深加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十大制造业集群，打造了一批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骨干企业。聊城还拥有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一批新兴产业集群。
虽然产业结构有些偏重，但也正是聊城优势所在，政府多出实策，支持这些企业在能源环保下功夫，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区域发展中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
四是依靠政策更要自己实干。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三具其一，就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人们往往只把目光聚焦在“天时”和“地利”上。许多城市发展受阻，首先归因于地理位置不佳或者上层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却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因素。
聊城市井文化的惰性与粘滞显而易见，“慢纤牛”的外号虽是调侃亦能反映许多问题。
一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撑，但任何政策的落地，需要一座城市自身的“内生动力”，聊城在抱怨自己“边缘化”时，不如甩掉所有包袱，撸起袖子加油干，除了主政者大声疾呼外，基层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将影响一座城市的未来。
聊城这座涌现了武训、孔繁森等名人的历史名城，应以更高的境界要求自己。
最后，本文何以“大与小”来写聊城？
聊城“大”。厚重的历史与现实机遇让聊城“大”得名副其实，大历史、大运河、大京九、大水城。而且，纵向与自己比，聊城发展成绩颇大，但横向与周边比，差距拉大也是现实。
聊城“小”。边缘化的现实让聊城人觉得自己被“小”看，有人说：“开会，不敢往前坐；发言，嗓门放不大。多年的发展粘滞，使得许多人的视野在变“小”，格局在变“小”。
本文以“大与小”来切入写聊城，意在希望聊城融入区域要有“大布局”，谋划发展要有“大格局”，干事创业要有“大气魄”，但更重要的是抓工作抓落实，更要做好“小事情”“小细节”。
“江北水城”，穿越百年时空，映照出运河古城的盛景往世和现代都市的繁荣今生，实现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促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