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罗梅君：一个德国女汉学家的逐梦之旅
罗梅君的德文名为Mechthild Leutner，“在香港，我参观了一些中国研究机构，跟一位研究中国京剧的德国人见了面，也认识了她的丈夫。她丈夫熟谙中国传统文化，他按照德文的发音，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罗梅君”。她的中国记忆中一直伴随着这个名字。
2014年9月，距离罗梅君第一次到北京大学整整40周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老师们，特别为她组织了一个“留学北大40周年纪念会”。
“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也回忆了自己最初从一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年轻学生，经过北大老师们的培养，经过40年几乎从不间断地到北大的进修访问，才有了今天的学术成就，北大就是我在中国的母校”，罗梅君说道。无独有偶，罗梅君的儿子罗马丁，也在2015年夏天获得了北大的硕士学位。
一个遥远的中国梦
1974年1月11日，罗梅君坐飞机到达北京，这是她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她一直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到中国去看看，直到那天到了北京，她忽然感觉自己的梦想实现了。
她的家乡在德国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的一个小村庄，她在那里出生和长大。在很小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看旅游回忆录，当时就很希望将来到外国去看一看，看看全世界是什么样的。那时的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机会到中国去。
上高中之后，她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上大学时，她选择学习历史、中文和汉学专业。为了学习汉语语言，她自学并制订了学习计划，“我买到了1959年在北京出版的德文版《汉语教科书》……每天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我自学一小时。学了两本以后，我参加了读报纸的课，就是一些阅读课，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是那时我的汉语还不怎么好，只能慢慢地读报纸，再自己一点点翻译过来”。上世纪60年代，德国的汉学学生都没有机会进行完整的、系统的汉语口语基础学习。
1972年，联邦德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开始了学术交流，每年可以互派10个人。“我决定要申请，一定要到中国去。我想如果能到中国去学习，第一，要看中国，第二，要学中国话，第三，一定可以为我的硕士论文（‘关于翦伯赞的研究’）收集更多的资料”，罗梅君回忆道，在一波三折的申请过程之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个名额，“那个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汉语，你没有机会到那边去，中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现在我的申请成功了，我很高兴，我一定要去中国”。
中国是除德国外罗梅君长时间居住的第一个国家，她有机会了解一个新的国家，又从中国的角度来了解德国。她边看边了解中国社会，逐渐对中国形成了立体的印象。
当时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来中国之前，不知道中国具体是什么样，在那里如何生活，是一个人一个房间还是两个人，还是和中国人住在一起，也不知道吃饭、洗澡等情况，当时语言学院有五六十个来自西方的留学生，留学生中德国人不多，美国人基本没有。当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学生比较多”。
结束了这次在中国为期5个月的短暂交流，罗梅君回到了德国。当时，谁也不知道，她和中国之间的“羁绊”远没有结束。接着，她走进了北大。
四次到北大求学
第一次走进北大，是在1974年8月29日。罗梅君从北京语言学院转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始专业学习。
罗梅君对北大的上课经历记忆犹新：“中国近代史主要授课的老师是张寄谦，还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徐万民帮助辅导，他们都是历史系的老师。我们都非常喜欢张寄谦老师，因为她讲课很清楚，而且会写很多板书，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听课一起记笔记。讲古代汉语的是赵克勤老师，这门课我非常喜欢，因为我那时已经有一定的现代汉语基础，我发现，有一些现代汉语基础之后再学习古代汉语，更容易理解古代汉语的语法。”课余，她还参加了北大留学生办公室安排的社会活动，去昌平县参观南口机车车辆厂，参观教育展览和鲁迅博物馆，也去五道口的工人俱乐部看评剧，还曾经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开门办学”（1974年9月，政府提倡走出校门，以工农兵为老师，兴起学工、学农、学军的热潮）。正因为这些经历，罗梅君更多地了解了当时中国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
1975年2月，罗梅君离开北京。回到德国之后，她继续研究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同时还给柏林自由大学里学习汉学的学生讲课。
第二次回到北大，是在1978年夏天。罗梅君所在的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研究汉学和中国问题的一些助教和高年级学生，组成一个学习团到中国去。她也重新回到北大历史学系进行访问，但这一次停留的时间很短。
第三次回到北大，是在1980年4月到8月。她这次回北大是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研究分析中国历史学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如何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
这次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对她的学习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因为那时有机会跟3位中国研究生一起，每个礼拜上陈庆华教授的中国近代史课，对我帮助很大。课上我们讨论洋务运动，还谈了历史学的情况，也谈到当代世界的发展”。
在北大，她找到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到了北大，历史系是我的单位，所以我试着在历史系的资料室看一些近代史档案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因为那时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他们说，如果有某些资料我在北大图书馆找不到，他们可以帮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我又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资料，补充了我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很多老师也帮我忙，跟历史系的张传玺老师谈到了翦伯赞先生的研究，他特别给我介绍了翦伯赞传记的编撰情况”。
北大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也帮助她，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的大学，跟那里的历史系老师讨论座谈。其中，“让我最感到幸运和高兴的是，1980年我有机会访问许多著名的学者……在访问之前，我一般先给他们写信，给侯外庐教授、胡绳教授和李泽厚教授，都写了信，首先简单地介绍我自己，再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向他们请教和讨论”。她向他们请教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与大师们不断进行思想的碰撞，了解了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如何变化，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国学者又是如何分析历史。
第四次回到北大，是在1982年夏天。这次她是来专门收集教授论文的资料，“从1983年冬季学期开始，我已经有了类似副教授的位子，可以继续在自由大学教课，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非常高兴……副教授位子是6年期限，在这个时间之内要完成教授（博士后）论文，通过答辩，然后才有机会得到一个教授位子”。
她希望观察从民国时期开始，近100年的历史中，中国老百姓的生育、婚姻、丧葬生活是怎样发展和变化的。当时北大的老师们给了她很多帮助，“调查的时候，有的是录音，很多是我自己做一些笔记，回到北京大学的宿舍，马上就整理。有的时候也发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风俗习惯我听不太懂，一些词我就请他们写下来，回来问北大的老师，他们帮助我更多地解释一下”。
学校的领导和行政方面非常支持她的研究，“因为刚刚有一些美国学者在中国做了调查，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后来中国教育部不怎么允许外国人做社会调查。怎么办？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领导就向教育部说了我的情况，说明我是北京大学留学生，搞调查不会有问题。离我出发可能还有几天，我在东亚研究所突然接到王学珍老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现在都办好了，我能拿到中国的签证。我非常高兴”。这些都对罗梅君顺利完成自己的教授论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个人的交流到两所学校的合作
西方有人常说，中国和西方隔离了很长时间，所以19世纪要开放。但罗梅君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和世界不是隔离的，“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文化和中亚、欧洲的文化是连在一起的”。
1980年4月，柏林自由大学的郭恒钰教授提出和北京大学搞合作研究时，她也积极参与进来，希望两校的交流合作首先从两个方向开始，一个是汉学研究，一个是德语教学。
一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4月，柏林自由大学与北大签署合作交流协议。这是一所西德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首次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柏林自由大学汉学家包括博士生在内到北大收集资料，从事相关研究。1981年，德国汉学方面第一个利用交流学者身份来到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是柯兰君（Bettina Gransow）；（2）北大德文系的老师到柏林自由大学进修，从事相关研究；（3）北大的学者到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教研室授课，比如经济系的陈振汉教授、政治系的赵宝煦教授、中文系的叶蜚声教授。“当时，德国除了自由大学之外，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如此广泛、全面地与中国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由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开启的合作，后来就变成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
2006年4月27日，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25周年之际，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也标志着北京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所孔子学院不仅进行汉语教学，而且组织文化和学术活动。学术方面的活动包括专题讲座、讨论会等。孔子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合作，邀请他们作报告或者讲课。2009年，孔子学院邀请北大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给学生们讲中国电影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文化活动方面，孔子学院举办展览、教太极拳和气功、教书法和绘画、举办音乐会，还举办开放日活动，向德国民众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通过亲身体验，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通过开展积极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增强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理解也加深了。
本文原标题为“罗梅君：北大就是我在中国的母校”，由北大校报记者罗敏霞根据臧健访谈整理的《回首四十年：一个女汉学家的逐梦之旅——德国校友罗梅君教授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