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的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但是“剪头胡雏”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我们并不清楚。随着近年考古发掘中对胡人形象的新发现，我们可以辨认出，过去笼统地称为胡人的形象，其实是有区别的。先看山西5世纪北齐东安王娄睿墓中的陶塑与壁画。
〔图一〕北齐娄睿墓出土役夫胡人俑
〔图二〕北齐娄睿墓役夫陶俑
〔图三〕娄睿墓役夫陶俑
从考古出土的图像看，娄睿墓中有壁画也有陶俑，最典型被称为“陶役夫俑”的西域人，高鼻深目，留小八字胡，白色圆脸，头微歪。出土资料整理者认为役夫俑“头戴圆顶毡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剪发胡雏形象〔图一－图三〕，其发丝下垂成绺，整齐划一。再看墓道壁画中牵驼队的胡人发型，有的年老胡人头顶秃发，有的胡人一头乌发鬓髭相连〔图四〕，墓道西壁两驼之间的胡人也应该是剪发胡雏，并不是戴圆顶毡帽，而是头发呈半圆盖造型〔图五〕。
〔图四:1〕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局部)
〔图五〕北齐娄睿墓墓室壁画胡人驾驭出行图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刻图像题材中，男性短发齐耳或至颈的人物共有55例（不含许多戴冠帽者），另有披发、挽髻和竖发戴发箍者，短发齐耳的“剪头胡雏”形象非常明显〔图六－图十〕。这些形象一般应是男性乐伎和侍者，他们或奏乐，或持伞，或跪侍，或牵马，如此种种都表现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环境。史君墓是典型的入华粟特人墓葬，考古发掘者认为“出现的齐耳、剪短发应是粟特民族男性的基本发式”。
〔图六〕北周史君墓石堂正面浮雕图(局部)
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石刻图案中剪发人物共出现88例，占总人数三分之二多，可分为戴帽与不戴帽两种类型。剪发人物基本都是卷发，发长者可垂至后颈，有的还用一根发带缚住头发〔图十一－图十四〕。考古资料整理者认为，粟特乐伎头戴倒梯形帽和纶巾，头戴花冠者是粟特王子，剪发而不戴帽者主要为粟特贵族的随从。
〔图十一〕北周安伽墓石刻图案(局部)
西安博物院藏北周天和六年（571）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工匠用线刻画描绘了胡汉礼佛的场面，其中深目高鼻的七位男性胡人乐手皆是剪发“瓜盖头”〔图十五〕，有的齐耳剪短，有的长及颚上，但是头发丝丝入画，发型非常清晰，绝不是戴“瓜皮帽”的造型。
〔图十五〕西安北周张石安敬造释迦牟尼碑石刻胡人乐手线刻图
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具有胡人典型特征的画面有三幅，其中第四幅、第五幅、第六幅的线刻图，既有胡人出行图，也有胡雏伺候首领萨保饮酒场景，但这个胡雏正是剪发的头型〔图十六，图十七〕。
〔图十六: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一
〔图十六: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一
〔图十七:1〕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之二
〔图十七:2〕西安北周康业墓石刻线描画之二
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壁画中，达官显贵豪华排场中有着大量的胡化因素，其中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群里，就有“剪头”胡人形象，胡人发型表现为短发后垂翘起〔图十八，图十九〕，虽然这个驭车手地位较低，但是在发型上仍然保持胡化特征。
〔图十八〕北齐徐显秀墓胡人备车图
无独有偶，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开皇十八年（598）虞弘墓，石椁装饰浮雕图像上的胡人，大多数是平梳式短发，也有披肩长发和卷曲波状发，且头发还有着色。工匠们选择不同发型雕刻胡人族群以示种族的不同，可见发型的重要性，虽然“侧视横头”有可能失真，但刻画狩猎者、乐舞者和侍奉者都是年轻形象，“剪头胡雏”的发型以及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图二十－图二十二〕。
〔图二十〕隋虞弘墓石椁浮雕图像(局部)
在出土的陶俑中，剪头胡人形象也比比皆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胡人驾驭牛车陶塑，胡人就是齐耳剪发〔图二十三〕，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胡人舞蹈俑也是齐耳剪发〔图二十四〕，以及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剪发胡人俑〔图二十五〕，等等。我们在众多的陶俑中都可看到，这种“剪头胡雏”并不裸露前额，而是短发齐耳，风格简约，但标新立异的夸张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
〔图二十三:1〕驾驭牛车胡人左侧(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图二十四〕胡人舞蹈俑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二十五〕剪发胡人俑河北临安邢窑博物馆藏
2000年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出土胡俑11件，这些歌舞杂技胡人的造型在面相、服饰上都与墓葬中其他俑不同，由于工匠采用粘贴陶艺使得胡人发型被误认为是鲜卑服饰中的“鲜卑帽”，其实这些胡人正是较早所见的“剪头胡雏”〔图二十六－图二十八〕。
〔图二十六〕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一
〔图二十七〕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二
〔图二十八〕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出土胡俑之三
1972年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阿史那忠墓出土的胡人驭车图〔图二十九〕，两个胡人驭手牵缰绳拉牛车的形象栩栩如生，一个足蹬黑筒靴，另一个脚穿线鞋，等待主人出行。这两个人头发明显是剪发，蓬蓬松松，但是被解释为“头戴浑脱帽”。
〔图二十九〕胡人驭车图陕西礼泉唐阿史那忠墓出土
2002年西安东郊东兴置业唐墓出土的壁画中，犊车旁边驭车人，也是胡人手扶车辕准备赶车起动的样子，这个驭车胡人头发卷曲，也是剪发的形象〔图三十，图三十一〕。此外，唐李震壁画墓中的胡人牵马图，胡人发型亦呈剪发蓬松状〔图三十二〕。
〔图三十〕胡人驭车图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一〕胡人牵马图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二〕牛车出行图陕西礼泉唐李震墓出土
针对这些剪发形象的胡人，以前有人说是无沿圆帽、圆顶鲜卑帽，也有的说是大头短发帽、厚边毡便帽，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圆顶头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为猜测。
〔图三十三〕麦积山第123窟左壁西魏侍者胡雏
〔图三十四〕麦积山第123窟胡雏头顶辫子
就发型而言，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厚重的头发以半圈的发际线遮盖住多半个额头，头发盖住了耳朵，给人似乎戴着帽子的感觉，其实，胡人的发型有自己特点，来源自发质不同，有的粗硬蓬松，有的浓密卷曲，颜色也不同，这给工匠和画家创作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将发型误判为帽子（胡帽），其实是画师或工匠最早造成的，他们透视的画法或是偏向角度的塑造，使得胡雏头发成了毛茸茸的黑色区域〔图三十五〕，从而造成歧义和误解，引起困惑。
〔图三十五〕唐代胡俑太原市晋源果树场采集
梳这种发型的胡人，大多都有着年轻的面孔，面庞清瘦，硬朗干练。当时胡人并没有统一的“发型”。有的胡人扎有盘头长辫，大概是受突厥的影响；有的胡人留着精致的中分头，露出额头，两鬓齐耳；此外还有光头、“锅盖头”、“钢盔头”、“波波头”等〔图三十六〕。
〔图三十六〕唐代胡俑山西长治唐墓出土
魏晋时期男子以束发高髻为尚，开辟了又一波发型审美潮流。五胡入华后，发型也接二连三的变化，披发与辫发、剪发与束发，成为胡汉族群辨识的直接标志。如果从匈奴到突厥均以披发为主流，胡人也可能通过发型获得自我认同的标签。正是在胡汉冲突碰撞和多元文化融合下，胡人和“剪头胡雏”的发型成为当时倍受瞩目的对象，从而留在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笔下。艺术工匠处理男子贵族头颅或奴仆发型时，头顶人造范式的修饰〔图三十七〕，用心相比女子发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三十七〕骑驼俑山西太原沙沟村隋斛律徹墓出土
还要指出的是，中古时期入华胡人前后活跃了近四五个世纪，胡人戴帽往往就是尖毡帽、浑脱帽、风帽等等，对“乌皂突骑帽”“剪发著毡帽”等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联系到考古出土图像还未能确凿肯定所谓的“套头圆毡帽”，一些附会“胡服新装”样式之处的误判，需要认真辨识〔图三十八至图三十九〕。
〔图三十八〕牛车胡俑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藏
〔图三十九〕胡人驾牛车俑陕西唐三彩博物馆藏
至于中古隋唐女性的发型则更为丰富多彩，本文不涉及与男性泾渭分明的女性发型，有兴趣者可阅读孙机先生《中国古舆服论丛》中之《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定会受益匪浅。
无论选择什么发型，头发拥有的神奇力量都会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受，因为头发有着太多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因为世界各地头发背后的隐秘信念和社会时尚，交织着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等等社会含义[1]。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胡人发型视为猎奇文化符号和异域风情标本，不能将“胡雏”看做是活跃丝路地域文化的附庸，“剪头胡雏”的发型在当时“高髻为尚”风潮中有着“阶级感”的认知，是底层胡人留下来的直观艺术产物，虽然进入中原汉地的胡人还有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有着自己标志性的发型以及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与汉人共同生活也就慢慢的“华化”，经过认知、认可，进入和谐共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本文作者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原文标题为《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0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