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金峰：行走得越远，是为了与人靠得更近

2020年11月29日，一名医生要求摄影师在隔离期间进行每天报告两次体温。摄影师通过门的窥视孔拍摄了这张照片。 本文图片 金峰

2020年11月底，摄影师金峰从比利时远渡重洋，再经历14天的隔离，终于落地中国上海，回到父亲身边。如果不是因为家父的病情，在13岁离开家赴英求学之后，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呆在一起，一些彼此遗落的时光被交谈慢慢填满。

回到眼前，窗外，依然是繁忙蒸腾的景象，人群熙攘的街道，穿梭的物流快递，金峰有些疑惑，大环境无疑是健康有序的，但又似乎正与当前世界脱离，这样的趋势是对的吗？从回到中国开始，就一直有西方媒体的朋友询问他回家这一路上的感受，以及中国的防疫情况。在预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严肃活泼团结紧张”这句中国口号，似乎更能形容他所经历的一切。

“我想这次隔离，也将是我继续观察和认识中国的新开始。”金峰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道。

金峰，独立摄影师，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哲学与社会学，从事社会报道20多年，曾以文字身份供职路透社，与美国《国家地理》、《时代周刊》等杂志合作多项专题摄影报道。

【摄影是观察、是桥梁，也是回报】

人在青少年时遭遇的境况总会在未来影响着他们的选择，金峰也不例外。1987年，离开从小生长的香港，独自到英国求学，从温室环境到成为极少数，抵达第一夜就在男生宿舍遭遇歧视和霸凌。除了黄种人的身份，语言文化是最初的障碍，这些都没有让他退缩，陡然的转变反而让他更“好奇”自己将如何从中摆脱出来，自己从何而来以及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努力学好语言，如果他们攻击我，我可以反驳，这是保护自己，也是理解和思考，在那个时期我感受到语言、词汇的力量”，这些之于生命的冲击和思考成为他日后决定继续攻读哲学与社会学科的出发点和动力。

“东方、西方、文化、阶级，不同的人总会接触，但隔膜又是如此之深，我想更深入地去理解这些事情。”于是，在求学期间，他背起行囊周游，不是单纯的旅行、目的地打卡，更像是“探索”，坐着火车深入到农村，结识不同的人群，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无论在什么社会，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的人，人与人之间很多关系都是因为不理解不接受，而产生排斥和敌对。我想要通过理解各个群体，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希望通过图片和文字，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去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2016年9月28日，在津巴布韦受灾最严重的省份马欣革，植被已经枯萎，牲畜正在死亡，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风险。孩子们在一辆被毁的面包车里玩耍。

2020年12月，一位15岁的电竞员在上海练习英雄联盟。

9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金峰得到了路透社北京站的一个工作机会。虽然祖籍北京，但他此前却从未踏上过大陆土地，他想“探索”自己的国家。但当他信心满满地带着照片去面试，希望成为摄影记者，未曾想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我有哲学背景和语言的优势，他们更希望我做文字记者。”金峰只能“曲线救国”，以文字记者的身份留在了路透。然而，很多时候与摄影记者一起出差，“因为摄影一定要在现场，那些感性的、有冲击力的画面是一去不返的，我觉得摄影做得好，会比文字更接近事件的中心。”他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不在文字。随着事件的进展，随着人物的感情去应对，对摄影师的灵活和感情投入要求更高，金峰决定要在摄影这条路是走得更远一些。

离开大的新闻机构，没有了资源、人脉、线索来源，成为独立摄影师比金峰想象得更困难。“我知道，我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向着自我的追求的，更主观的报道方向。当然，没有绝对的客观，而我的主观是基于一种更自由、更有自我的观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荷兰，在欧洲大陆开启自己的摄影事业。路透社前同事的话还在耳边，“你知道吗，在阿姆斯特丹，每条大街上都有上千个无业的摄影师，你一个亚洲人过去可想而知。”金峰只能带着作品一家一家地跑，几乎现在能看到的欧洲知名杂志，金峰都去拜访过，卫报、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等——一篇关于“中国大熊猫”的故事帮助他赢得了第一次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的机会。打破有色眼镜太难，但这是金峰始终的目标所在。所以他常在不同的国家与中国之间来回奔忙，制作选题，他很明确，自己想做的就是成为桥梁，以文化为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彼此理解。

13岁时在英国求学时，曾有一位尼日利亚籍的同学为他挺身而出给予帮助。2001年到2006年，金峰拍摄了关于德国新纳粹主义者袭击非洲难民的题材，记录了非洲难民与种族歧视者在街头的冲突对抗，也反映了该群体在德国的真实生活。这是金峰第一部有影响力的报道，他把这次拍摄看作是一种回报，他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在法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欧洲穆斯林群体，以及荷兰年青一代，所谓的“边缘群体”，那些身份与社会的隔离，金峰的作品中有细腻观察也有深切的同情，他试图从自己个人的视角出发，挑出社会议题中不可越过的痛点。 

【只有自己走得越远，才能与人走得更近】

现在回想起来，金峰觉得2006年和妻子在俄罗斯生活的那段时间最为开心，温暖而充满丰富的人性。即使是在千禧年代，欧洲对于俄罗斯的认识仍然是带着黑色、极权的片面认识。他与欧洲几家关注时政的媒体合作，利用俄语的语言优势，去记录2006-2010年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一次与朋友酒后的兴起之约，金峰的行程从北极圈一直跨越到西伯利亚的俄语地区。在十年时间内，他去北极地区拍摄了十次，在世界几十个报刊发表记录涅涅茨自治区北极苔原地区的地景故事，及当地土著游民的生活的纪实报道《极度不适区》。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他们总觉得中国迟早会抢走贝加尔湖，当地人民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压力。金峰在面对那些爆发的情绪和误会时，他很明白“我没办法改变他的想法，我并没有生气，我也能理解到他的那种惶恐，但是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他的情绪，如果我被赶出去，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我没法活下去。”他说。这一次不是因为语言，而是靠着真诚的沟通与等待换取的信任。

最终“俄罗斯三部曲”以非常平视的观察，帮助西方社会理解普金领导下的新社会。 

俄罗斯北极冰天雪地的沙漠里，除了零星的游牧部落和苏联集中营的幽灵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出没。但在永久冻土的深处蕴藏着数不清的宝藏：数十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

2009年1月7日，卡尔普贝尔加耶夫（Karp Belgayev），一个煤矿工人，走过一个废弃的村庄，他是最后十名居民之一。矿工们说，在井下工作十年后，就不可能把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去掉了。

2020年11月29日，一名医生要求摄影师在隔离期间进行每天报告两次体温。摄影师通过门的窥视孔拍摄了这张照片。 本文图片 金峰

2020年11月底，摄影师金峰从比利时远渡重洋，再经历14天的隔离，终于落地中国上海，回到父亲身边。如果不是因为家父的病情，在13岁离开家赴英求学之后，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呆在一起，一些彼此遗落的时光被交谈慢慢填满。

回到眼前，窗外，依然是繁忙蒸腾的景象，人群熙攘的街道，穿梭的物流快递，金峰有些疑惑，大环境无疑是健康有序的，但又似乎正与当前世界脱离，这样的趋势是对的吗？从回到中国开始，就一直有西方媒体的朋友询问他回家这一路上的感受，以及中国的防疫情况。在预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严肃活泼团结紧张”这句中国口号，似乎更能形容他所经历的一切。

“我想这次隔离，也将是我继续观察和认识中国的新开始。”金峰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道。

金峰，独立摄影师，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哲学与社会学，从事社会报道20多年，曾以文字身份供职路透社，与美国《国家地理》、《时代周刊》等杂志合作多项专题摄影报道。

【摄影是观察、是桥梁，也是回报】

人在青少年时遭遇的境况总会在未来影响着他们的选择，金峰也不例外。1987年，离开从小生长的香港，独自到英国求学，从温室环境到成为极少数，抵达第一夜就在男生宿舍遭遇歧视和霸凌。除了黄种人的身份，语言文化是最初的障碍，这些都没有让他退缩，陡然的转变反而让他更“好奇”自己将如何从中摆脱出来，自己从何而来以及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努力学好语言，如果他们攻击我，我可以反驳，这是保护自己，也是理解和思考，在那个时期我感受到语言、词汇的力量”，这些之于生命的冲击和思考成为他日后决定继续攻读哲学与社会学科的出发点和动力。

“东方、西方、文化、阶级，不同的人总会接触，但隔膜又是如此之深，我想更深入地去理解这些事情。”于是，在求学期间，他背起行囊周游，不是单纯的旅行、目的地打卡，更像是“探索”，坐着火车深入到农村，结识不同的人群，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无论在什么社会，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的人，人与人之间很多关系都是因为不理解不接受，而产生排斥和敌对。我想要通过理解各个群体，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希望通过图片和文字，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去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2016年9月28日，在津巴布韦受灾最严重的省份马欣革，植被已经枯萎，牲畜正在死亡，人们面临严重的饥荒风险。孩子们在一辆被毁的面包车里玩耍。

2020年12月，一位15岁的电竞员在上海练习英雄联盟。

9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金峰得到了路透社北京站的一个工作机会。虽然祖籍北京，但他此前却从未踏上过大陆土地，他想“探索”自己的国家。但当他信心满满地带着照片去面试，希望成为摄影记者，未曾想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我有哲学背景和语言的优势，他们更希望我做文字记者。”金峰只能“曲线救国”，以文字记者的身份留在了路透。然而，很多时候与摄影记者一起出差，“因为摄影一定要在现场，那些感性的、有冲击力的画面是一去不返的，我觉得摄影做得好，会比文字更接近事件的中心。”他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不在文字。随着事件的进展，随着人物的感情去应对，对摄影师的灵活和感情投入要求更高，金峰决定要在摄影这条路是走得更远一些。

离开大的新闻机构，没有了资源、人脉、线索来源，成为独立摄影师比金峰想象得更困难。“我知道，我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向着自我的追求的，更主观的报道方向。当然，没有绝对的客观，而我的主观是基于一种更自由、更有自我的观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荷兰，在欧洲大陆开启自己的摄影事业。路透社前同事的话还在耳边，“你知道吗，在阿姆斯特丹，每条大街上都有上千个无业的摄影师，你一个亚洲人过去可想而知。”金峰只能带着作品一家一家地跑，几乎现在能看到的欧洲知名杂志，金峰都去拜访过，卫报、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等——一篇关于“中国大熊猫”的故事帮助他赢得了第一次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的机会。打破有色眼镜太难，但这是金峰始终的目标所在。所以他常在不同的国家与中国之间来回奔忙，制作选题，他很明确，自己想做的就是成为桥梁，以文化为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彼此理解。

13岁时在英国求学时，曾有一位尼日利亚籍的同学为他挺身而出给予帮助。2001年到2006年，金峰拍摄了关于德国新纳粹主义者袭击非洲难民的题材，记录了非洲难民与种族歧视者在街头的冲突对抗，也反映了该群体在德国的真实生活。这是金峰第一部有影响力的报道，他把这次拍摄看作是一种回报，他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有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在法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欧洲穆斯林群体，以及荷兰年青一代，所谓的“边缘群体”，那些身份与社会的隔离，金峰的作品中有细腻观察也有深切的同情，他试图从自己个人的视角出发，挑出社会议题中不可越过的痛点。 

【只有自己走得越远，才能与人走得更近】

现在回想起来，金峰觉得2006年和妻子在俄罗斯生活的那段时间最为开心，温暖而充满丰富的人性。即使是在千禧年代，欧洲对于俄罗斯的认识仍然是带着黑色、极权的片面认识。他与欧洲几家关注时政的媒体合作，利用俄语的语言优势，去记录2006-2010年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一次与朋友酒后的兴起之约，金峰的行程从北极圈一直跨越到西伯利亚的俄语地区。在十年时间内，他去北极地区拍摄了十次，在世界几十个报刊发表记录涅涅茨自治区北极苔原地区的地景故事，及当地土著游民的生活的纪实报道《极度不适区》。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他们总觉得中国迟早会抢走贝加尔湖，当地人民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压力。金峰在面对那些爆发的情绪和误会时，他很明白“我没办法改变他的想法，我并没有生气，我也能理解到他的那种惶恐，但是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他的情绪，如果我被赶出去，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我没法活下去。”他说。这一次不是因为语言，而是靠着真诚的沟通与等待换取的信任。

最终“俄罗斯三部曲”以非常平视的观察，帮助西方社会理解普金领导下的新社会。 

俄罗斯北极冰天雪地的沙漠里，除了零星的游牧部落和苏联集中营的幽灵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出没。但在永久冻土的深处蕴藏着数不清的宝藏：数十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

2009年1月7日，卡尔普贝尔加耶夫（Karp Belgayev），一个煤矿工人，走过一个废弃的村庄，他是最后十名居民之一。矿工们说，在井下工作十年后，就不可能把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去掉了。

在俄罗斯北冰洋西伯利亚，工人们将钻头深入3000米以下的气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