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971年间，在V.A.锡斯金（V.A.Shishkin）和L.I.阿尔鲍姆（L.I.Al’baum）的主持下，考古队于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23号发掘地点发现康国宫廷遗址。1965-1968年间，已发现居址30多间，其中壁画保存较好的1号建筑，为11米×11米的正方形房间，墙上残存多重主题的华丽壁画。该建筑即著名的大使厅（Hall of Ambassadors）。
大使厅房间入口在东侧。沿着四壁设有高0.5米的粘土台阶。这些台阶中，位于正面（即西壁）中央的台阶较宽，推测是放置王座的地方。墙壁的上部残缺，西侧和北侧最高处2.7米，南侧最高处2.5米，东侧最高处1-2米（以台阶起点为基准计算的高度）。
大使厅四个壁面皆绘有壁画，出土时因墙体上部受到破坏，导致诸壁壁画上部亦随之缺失。其中西墙壁画上部只见巨大的宝座，宝座上所绘是神祇还是世俗的康国国王或突厥可汗，已不得而知。壁画下部若干细节亦已漫漶不可辨。此二者以及西墙壁画的主题便成为此后研究者讨论的主要内容。
1978年，阿弗拉西阿卜考古探险队的领队G.V.希什吉娜（G.V.Shishkina）决定组建一个团队，用黑白两种颜色对壁画进行复原。她原拟描摹所有壁画内容，但实验室漫长的修复过程阻碍了研究团队的工作。大使厅壁画全图虽于当年绘成，却并未发表，只是存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阿尔鲍姆关于大使厅南壁的复原方案仍被广泛接受，成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基础。
1981年，A.M.别列尼茨基（A.M.Belenitsky）和B.I.马尔萨克（B.I.Marshak）采纳了阿尔鲍姆对西壁人物M4的上述判断以及西壁与南壁内容的关联性，认为大使厅的铭文表明其内容是向统治者拂呼缦赠送礼物的场景，而这可能是从端墙开始的婚礼队伍。对于西壁人物M4为何没戴王冠，这两位学者认为：“没有戴王冠不该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即使是萨珊国王也不总是被描绘有戴王冠。在瓦拉赫萨（Varakhsha）祭祀场景的布哈拉统治者也没有王冠”。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马尔萨克一直坚持南墙与西墙存在上述关联。
1982年，Л·И·列穆佩认为大使厅西墙壁画是王者议事的场景，粟特的统治者正在接待来自赤鄂衍那、柘枝、费尔干纳、高丽以及中国等国的使节。他说：
画面中央是统治者的绘像，是画中最大者，占了整个大厅5-6米的高度。从他的左右两方各国的使节手捧贡礼向他走来。左边一组领首的是一名书记官，而后是由七人组成的“进谒撒马尔罕的赤鄂衍那使节团”。这一点可从其中一人衣服空白处写的粟特文题辞得到证明。他们身穿奇异图案的长衫，头系带子，作两列向粟特王的宝座走来。右边的画面可看出二次重画的痕迹，重新画了一组献礼者的行列从另一端向中央走来，好像也是七个人。画上也有说明这些人物的粟特文题辞。根据外表判断，是柘枝和费尔干纳的使者，也许是维吾尔人（突厥人）和新疆的居民。他们都抬起脚跟用脚尖走路。最靠近宝座的一人面向里北朝观众，脚踩无法看清的台阶向上趋身，手捧贡礼高举过头，向上坐的王献去。……但是，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阿弗拉西阿卜宫殿的壁画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的完整而精美的展现。它的诸项原则独特别致，与众不同，运用得又圆熟自如，具有无可争辩的光彩，这只能出自大师们老练有素的手笔。
同时他强调，虽然壁画破坏严重，仅有保存尚好的部分可供仔细考察，但是要以整体的视角来把握全画，例如画面的布局、人物的运动方向等。而在做这样的观察时，要特别注意东方画师们对于空间的表现手法。
1989年，意大利学者希尔维·安东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对撒马尔罕大使厅西壁壁画的内容进行考证，认为描绘的是初夏波斯历新年诺鲁孜节（Nawrūz）里，各国使臣在突厥武士陪同下庆贺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册封的场面。她指出，南壁壁画中的出行队伍L13→L4A是向东行进，而非朝西墙而行。南墙、西墙壁画的内容应该是各自独立的。此后，关于大使厅四壁壁画与历法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多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大使厅北壁与南壁内容在历法上的时间共性，并据此判定大使厅壁画的绘制年代。
根据多次到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观摩原作所得，M.莫德绘制了正壁（西壁）和右壁（北壁）的全图，并对阿尔鲍姆的描述做了若干修订。在大使厅四壁之中，莫德对西壁所作修订较多。例如，M27（铭文记载的人物）实际上是向后描述的。此外，M4和M5中间还有一个人像描绘的痕迹，莫德给它编号为M4A。他提出，重新绘制的西墙上那些保存不佳的人物形象，与1978年确定的示意图并不吻合，而且也不能在这里使用。例如，1a号人物实际上面对着1号人物并与其交谈。7号人物显然是笔直地站立着；1a号人物、7号人物和6a号人物的动作都源于作者的主观重构。西墙所见的大使招待宴会不是发生于撒马尔罕，而是西突厥可汗夏季或冬季的行宫。对此，S.A.亚岑科指出，墙上的题铭却恰恰相反：大使们来朝觐撒马尔罕国王——拂呼缦。反过来说，那种认为对应的题铭可能“比壁画本身晚几十年”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M.莫德采纳了O.I.斯米尔诺娃（O.I.Smirnova）在1970年发表的意见，认为撒马尔罕所出钱币上的刻铭“šyšpyr”是《新唐书·西域传》“史国”条的史国王沙瑟毕（即西希庇尔王），并进而认为南壁描绘的是撒马尔罕王拂呼缦在史国为其前任沙瑟毕举行追悼会的场景，西壁M4A定为西希庇尔王。对撒马尔罕（康国）和片治肯特历史的误解是造成该误判的主要原因。对此，日本学者影山悦子（Etsuko Kageyama）一再指出：M.莫德将西壁壁画人物M4A比定为西希庇尔王（即沙瑟毕）有误。冈本孝（Takashi Okamoto）在1984年已经提出，斯米尔诺娃在1981年便已意识到钱币上的šyšpyr更可能是指康国王世失毕，而非沙瑟毕。因此，M.莫德对左壁（即南壁）的解释没有根据，他对正壁（即西壁）的解释，也须重新考量。根据M.莫德的假说，4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萨珊波斯的统治者伊嗣俟。
1994年，马尔萨克、M.萨多斯卡-达金（Malgoržata Sadowska-Daguin） 以及F.葛乐耐（F.Grenet）等三位学者合作撰文对西壁壁画提出复原方案，对M.莫德的复原和阐释也做了部分回应。文中指出，大使厅南壁描绘着撒马尔罕国主拂呼缦在波斯新年出行到双亲陵寝祭祀的场景。他们同样认为出行队伍在南壁并没有结束，应该是接续着正壁（即西壁）的左侧。正壁的左侧，可能是象征世界秩序的宇宙的图像，表现将拂呼缦的先祖们送往天国过幸福生活的场景，拂呼缦本人也在其中。此后该思路成为马尔萨克认识大使厅南壁壁画内容的基调。但文章并没有提供他们对西壁的复原图。
2003年，S.A.亚岑科（Sergey A.Yatsenko）着眼于对大使厅四壁壁画人物的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并重点对西墙之上的突厥群体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总结对粟特化突厥人服饰系统的调查。当然，其中也涉及到人物和壁画布局、性质的认识。摘要如下：
1）三组司仪。其中靠左的一组位于人群的边缘（M26、27），第二组（在中间）位于三位赤鄂衍那大使面前，正在聆听站在唐朝大使前的粟特翻译人员翻译（M5、6）；第三组（在右边）官员被描绘于石国与高丽使者之前（M18、19）。这些人都带着黄金项圈。
2）在所有西墙上的突厥人中，最重要的是位于中央人群中的那个主要人物（M36）。
3）在所有其他右侧的人群中，M41被最好地呈现出来。在每组人物中，两位坐在领导者身旁的官员正在相互交谈，其中每组的另外几人则悄然聆听。
在聚集于右侧中心人物周围的整个随从人员中，有一组官员持有相同的手杖（M42以及一个保存较差的位于其上）礼貌地坐着，但是他们不是坐在地摊上，而是蹲在地上。他们（像M18一样持有相似的手杖）小拇指上戴着指环（可能两只手上都戴着）。……
在左边的坐着的官员中，“旗和鼓”的组合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中古时期游牧民族的相似例子可参见M.Mode 1993, 28-29, abb.8-9）。在左边和右边坐着两个穿着黄色长袖大衣和红色头巾的人（M32以及其右侧的）。穿着黄色长袖大衣和红色头巾的M41在右侧人群的中心位置。（除了主要人物之外）还有四位官员坐在地毯上，分别位于左右两边；此外还有两组低等级司仪（一组是M33、34，朝向左侧唐朝大使的方向行进；一组是持有红色手杖的M42及其上部的人物，他们跽坐在右侧没有地毯的主要人物身后）。
很显然，穿着黄色长袖大衣的高等级突厥人以金色锦缎为标志。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西墙上每三个坐在地毯上、身着黄色长袖大衣、头戴红色方巾的官员都有其随从，手持较短的红色权杖“kurpacha”，或是站立，或是蹲坐；官员们自己则持有相同的权杖坐在地毯上（M30、31是M32的随从；对其相邻的人而言，位于其上已未能保存的是他的随从；对于其正上方的人而言，其右侧的M37、38是其随从）。似乎可以推断，右侧坐着的官员们（画面上半部分已经不存）与左侧呈对称布局。也就是说，两位坐在一起的高等级人物有两组不同的较低等级的随从。很显然，在壁画中，两对站立着手持长短手杖来迎接大使们的官员，其等级较低；而与之类似的两位官员，则等级相对较高（M33、34，42及其上部人物）。在右侧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列旗帜，但其体量较大，并且不在两位重要的官员之间，而是在其组合的外围。
因此，西墙壁画组合从整体上是按照对称模式合理布局的。除了上述结论之外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两列人群是以身着蓝色长袖大衣的最主要的M36为中心，呈扇形向周围展开的。其下，两组手持手杖的司仪正在迎接外国大使（在每一组司仪身后又有三个人：赤鄂衍那人和突厥官员）。在主要人物的左右两侧有两组旗帜，其旁边分别坐着一组身着黄色锦缎大衣、头戴红色方巾的官员。在这些官员左侧有四位官员坐在地毯上，其右侧则有2位手持红色权杖“kurpacha”的司仪站立或出现。
4）显然，朝向坐着的人物笔直站立的3位官员（M15-17），表现出官僚体系中等级最低的那些人。在所有其他突厥人中，他们没有持任何武器，很明显他们也不佩戴黄金带，而是佩戴银质（？）带（M15、17并未完成且没有完全着色，而M16则描绘得格外清晰）。他们没有戴金属项圈。这些官员有4条长辫。不过，此处所提这些人物所穿的长袖大衣，在剪裁和装饰方式上则与其他突厥人的服装没有区别。
通过对组合位置、属性以及服饰细节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以下的突厥社会群组。
位于西墙组合中心位置、穿着蓝袖大衣、享受乐伎演奏的M36，可以被视为撒马尔罕阿史那步真可汗的代表——吐屯。他们除了其他职责外，主要负责监察城市及周边的部落。
第1组：由主要人物与一组立于右侧的官员组成。M6、9、27正通过翻译人员的帮助与大使成员交谈（M27：赤鄂衍那大使的讲话内容写在衣服上）。M19手持一只长手杖，其上端后部呈“Г”形。M27手持一根宫廷打马球所用的球杆。
第2组：手持“Y”形权杖“kurpacha”的人身上佩戴着圆形小袋，梳着五条发辫，每根手指都戴着一枚指环。他们是西墙上坐着的等级较高的官员（M28-31、35、37-40、42）。站立的一组官员中左边靠后的几人（M5、18、26）也与第二组有关。
第3组：M15-17未携武器，也没有佩戴金属项圈，有4条发辫。他们的蹀躞带很明显的是由银制带装饰的。鉴于他们出现在宫廷宴会中，身着萨珊波斯丝绸制成的长袖大衣，并且佩戴蹀躞带，我们很难将这些人与较低等级的普通战士相提并论。
S.A.亚岑科认为在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和一整套复杂的突厥官僚系统，可以合乎逻辑地证明拂呼缦王的独立性，并且合理地揭示出他如何融入当地贵族。他还探讨了大使们到达撒马尔罕的时间及环境。
图八 葛乐耐在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展览中的大使厅西壁壁画复原方案(2004年9月)
图十一北周翟曹明石棺床榻腿蹲狮
图十二甘肃天水石马坪隋石棺床正视图
图十三北周康业墓石棺床
2004年，意大利学者M.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在网络上刊布了“7世纪撒马尔罕的粟特宗教图像”；同时，他和S.克里斯托弗拉提（S.Cristoforetti）也发布了对大使厅北壁的研究，文中认为西墙壁画内容是波斯新年诺鲁孜节，此文同年亦正式印刷出版。同年，M.莫德修订了他2002年网络发布的内容，并正式印刷出版。
2005年3月，在威尼斯举行的“撒马尔罕壁画国际学术会议”上，I.A.阿罕塞瓦（I.A.Arzhantseva）、O.N.伊涅瓦吉娜（O.N.Inevatkina）发表了二十五年前大使厅西壁、北壁的新发现，也就是1978年T.S.瓦西连科（T.S.Vasilenko）等人对大使厅壁画重做的描摹工作。文章只是刊布了跟阿尔鲍姆摹本在局部的不同之处，也没有给出整个壁面的摹本。而葛乐耐、F.欧里、M.莫德、马尔萨克、以及魏义天（É.de la Vaissière）分别对大使厅西墙提出自己的复原方案。其中马尔萨克、葛乐耐、F.欧里都重复了他们此前的复原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对西墙壁画王座前内容细节的处理上，葛乐耐转而采用了F.欧里的复原方案〔见图四〕。F.欧里对该复原方案的形成做了解释，而葛乐耐则试图对复原方案内容进行阐释。葛乐耐认为大使厅西墙表达了一个政治真空的新场景：粟特国王受到唐朝加封，从而接待大朝会上的丝路各国使臣的场景，比南墙上的粟特王出行祭拜祖庙主题更加世俗化。但是，同时他又说西墙是表达丝路各国使臣参加粟特新年祭祀、观礼。他把西墙的画面归结为波斯新年前三天的综合场面，包含了四个场景：粟特王的加冕，粟特王扮演伊玛，第二天粟特王接待各国使臣，以及第三天粟特王接待武士们和牧马人。其中消失的西墙上半部分是表达的焦点，主题是粟特国王拂呼缦在此接受丝路各国使臣的朝贺。葛乐耐认为大使厅西墙的狮子宝座上坐着国王拂呼缦本人，扮演太阳神伊玛的角色。
他表示：“我们（指马尔萨克）已经在片治肯特、瓦拉赫沙、布哈拉王城多次见证了画有主神的正厅主墙，而同样出土于撒马尔罕古城的9号厅也是如此。国王可以画在离神灵很近的位置，但是不会僭越宝座上的神。此外，M.莫德的方案忽视了粟特九姓国主拂呼缦的地位”。同时，马尔萨克指出，头插野鸡毛的高丽武士是唐太宗征高丽的战俘，他们只是唐朝使团中的带刀侍卫。西墙上的粟特文题记，有可能是画匠和学徒的信笔之作。长题记的年代也可能晚于壁画创作年代。V.里夫什茨（Vladimir Livšic）根据铭文将西壁壁画人物M4释读为“拂呼缦”是错误的。因为该人物手捧项链等物等着进奉，明显也是前来朝贺的使臣角色，而非巡视问候前来朝贺的各国使臣的粟特王，亦即M4也是赤鄂衍那使节。实际上，马尔萨克纠正的也正是他本人1981年发表的观点。
2006年1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29届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国际研讨会上，葛乐耐再次强调了他在200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发表的观点。2015年10月，在陕西西安举办的第二届曲江壁画论坛上，阿弗拉西阿卜博物馆馆长萨马瑞迪·伊·穆斯塔佛库洛夫介绍了大使厅壁画修复的3D影像及壁画修复的新方法，其西壁的3D影像制作便是根据葛乐耐和F.欧里的复原方案〔见图四〕制作而成的。
此外，1998年，影山悦子（E.Kageyama）认为大使厅西壁壁画中的高丽人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借用了中国壁画中表现外国使节的惯用画法。2002年，影山悦子又指出，大使厅西墙的人物布局，是借用了汉地绘画的构成方法。关于中亚壁画与唐墓壁画的关系，是对此前宿白观点的深入阐发。
综合上文所述，可知对大使厅西壁图像的判断，虽然复原方案各异，但对于该壁面下部绘画的内容，1975年阿尔鲍姆摹本还是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尽管若干局部之处也有异议。后续诸复原方案的主要分歧还在于被破坏的西墙上部是否绘有宝座，宝座上坐者为谁？从而导致粟特王和突厥可汗在西壁壁画中位置有异。这是大使厅西壁壁画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不同复原方案之间的细微差异对该壁面绘画的主旨影响恐怕不大。
学者对大使厅西壁壁画持续多年的讨论，大大丰富和推进了相关认识。但是，对图像内容与意义的把握离不开对图像构成元素的准确辨析。正如大使厅其他三个壁面的研究，因为壁面及壁画的残泐漫漶，对于西壁壁画中若干元素，也需要重新辨识。唯有如此，方可言及对整个壁面图像内容和性质的讨论。对此，我们将拟另文讨论。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2期，原题为《大使厅西壁壁画研究综述》，作者王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