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季至1911年春季，由俄罗斯流入我国的肺鼠疫在整个东三省暴发传播开来。俄罗斯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鼠疫病情，对发现鼠疫的华工居住区进行消毒，并通知华工尽快出境。这些华工有的坐火车从满洲里入境，肺鼠疫也顺着铁路蔓延开来，由于医疗措施落后，卫生条件差，人们对于死者尸体仍持土葬习惯等等，防疫困难很大。
混乱的局面直到伍连德博士抵达哈尔滨才得以控制。伍连德博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受防疫大臣施肇基之托，临危受命，到达哈尔滨之后，伍连德及助手展开流行病学调查，首先确定了鼠疫是由土拨鼠传染给人，再由人传人的肺鼠疫，进而制定了封疫区、隔离病人、戴口罩、火化尸体、全面消杀等措施，克服了民间陋习、物资短缺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在抵达哈尔滨之后的第67天，伍连德医生遏制住了鼠疫的流行。此次鼠疫流行近六个月，死亡约六万人，占东三省总人口的1%以上，除东三省全境，河北、山东等地亦受波及。疫病感染者多为下层民众，重灾区为哈尔滨傅家甸地区，死亡7200余人，情况非常严重。
在防治鼠疫的过程中，除了伍连德医生坐镇疫情“震中”，用科学的方法及较为先进的举措展开工作，在较为落后的小村镇生活的人们只能依靠自身行动与传染病进行抗争。本文所谈到的安达小城，它的地方长官翟文选，即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根据自己收集的信息，采取果断措施，最大程度避免了疫情的大规模流行，保护了小城人民的安宁。
鼠疫围城
1907年，翟文选由黑龙江将军府文案处提调官擢升为黑龙江安达厅（当时行政区划为省—府（州）—县（州、厅），1913年废除旧有制度，改设省—道—县三级）理事抚民通判，在任上他也一直保持着广泛阅读、撰写日记的习惯。在1911年1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饭后，用大车送四弟回籍，因疫盛，火车不开票也。”
伍连德医生的回忆录记录了1911年元旦之后哈尔滨的艰难情况。1911年1月3日，来自法国的医生梅耶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没有戴口罩，在问诊工作结束后第3天出现发热症状，又过了短短的3天便不幸因染疫身故。梅耶医生离世的消息使公众大为震惊，由此正视了疫病的惨烈，同时也说明了注射抗鼠疫血清并不能治疗这次鼠疫。伍连德医生由是开展了更为严密的防疫计划，首先从疫情最重的傅家甸地区开始，很快推行到哈尔滨全市，由于疫情是沿铁路传播的，故此清政府严防人员货物等传入山海关内，派军队驻扎巡查。随后暂停铁路交通。1月21号停驶京津火车，关内外铁路完全断绝。
翟文选所在的安达厅并非交通枢纽，或许正是因为及时切断了铁路线，阻止了人员的大范围流动，疫情才被暂时挡在了小城之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暂时体现在交通方面。但如此“疫盛”，黑土地哪有一寸得以幸免于灾呢？翟文选并没有高枕无忧，随着哈尔滨疫情愈演愈烈，他对外界的关注愈发密切：
“又写长春商会信件，为本厅各商因验疫停车，不能前往交款，先为函知，免致失信也。灯后，阅《远东报》，哈埠瘟疫日毙二百余人，可谓甚矣！”（1911年1月22日）
“饭后，接桂芳五信件，并附俄医治疫药方。”（1911年1月29日）
“雪终未止，去冬少雪，得此可免春干，并可藉此洗涤空气，而瘟疫亦可少减。”（1911年1月31日）
“近日因防疫断绝交通，探询新闻并借报纸一阅。”（1911年2月4日）
“接安达站交涉委员恩霖甫信件，言火车仍不通。”（1911年2月7日）
“自开年后，因疫文报不通，十余日未奉一文一信，不胜焦急。”（1911年2月10日）
后发制胜
在翟文选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上级对地方防疫是否有具体的指导办法，但从他一直关注哈埠的新闻及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来看，他对于伍连德医生的措施应是有一定了解的，而且对于“隔离”、“消毒”、“检验”等手段较为认同，或许方案已在他的脑内构思数日，因此面对肆虐的疫情，翟文选能够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制定适宜本地行事的计划。
“闻青、兰（青冈县、兰西县）各处瘟疫正盛，遂传自治员及商会来署，先筹设检疫所一处。余先捐钱一百吊，各商又共捐三百五十吊。拟先从隔离、检验入手。遂拟派兵在城外堵拦，凡从有疫之地所来行人，均不准入城。”（1911年2月11日）
“接安达站交涉局（铁路交涉机构）新总理尤海樵信件，为防疫事，遂即作覆。并写崇组轩、恩林甫信各一件。”（1911年2月15日）
“派差赴安达站，会同交涉局查办路西瘟疫。”（1911年2月16日）
“接尤海樵信，前日路西染疫之地系在肇界，并云：一家疫毙男女六口，其则逃往原籍矣。惨何可言！”（1911年2月18日）
“哈尔滨疫已见轻，每日只毙六十余人，双城及呼兰自前至今各毙三四千人，刻已少减，亦云惨矣！”（1911年2月20日）
“因本城昨日瘟疫已发现，遂饬防疫所医生赶紧前往消毒。”（1911年2月23日）
“又写家信一件，嘱三、四两弟俟瘟疫扑灭后再行上学。灯后，连接交涉局转到抚台三电，均为前日安达站烧埋疫尸事。立即由三百里呈覆，并移交涉局转照会俄人查照，并谕派哨官李永刚带队前往安、肇分界地方，设卡查验，如本境查有疫毙之人，轻则先将尸身烧埋，重则连有疫房屋器具与尸身同付一炬，以绝根株。”（1911年2月24日）
“前日俄人电省疫事，仍是日前烧埋之尸，此外并无发现之处。”（1911年2月26日）
“闻南乡宋姓一家疫毙六口，立派防疫所医生前往烧埋。”（1911年2月28日）
在翟文选设立检疫所之后的几天记录中可以看出，疫情逐渐吃紧，由于设立了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与其他地区的防疫机构沟通更加顺畅。电报、书信作为当时主要的通讯手段带来了更多疫情的消息，翟文选的防疫范围从本城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并且对容易疏漏的各地“交界”处加大查验力度，本人也以身作则，带头捐款；一方面派人消毒，另一方面自己也亲自上街督促清洁。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布置之下，各界、各部门都很配合，这可能源于他本人办公并不拘于官署之中，经常到乡间和街头查访，翟文选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不少在街头与民众的对话与所闻所感，故而他制定的防疫办法也比较贴合当地民情，施行起来阻力较小。疫情严峻，需要群策群力，共渡危机。翟文选关心当地情况，关心人民的遭际，他在日记中记录的现实情况令人动容，读起来仍能感受到那份百年前的焦灼心绪与无能无力。好在防备得力，在建立了安达本地的一道屏障之后，便是坚守。疫情如排山倒海而来，却不知何时才能清除，人们何时回到平静的生活。
功成受诬
安达在1911年2月下旬已出现本地患者，1911年3月的防疫形势则更加严峻。三月份的日记中，共有14天提到了防疫事务，内容既有私人信件，也有公务对接；对象既有官府巡警，也有商界人士。翟文选日记虽简单，但记录十分翔实，安达境内疫情的出现和发展也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中：
“灯后，写家信一件，嘱四弟俟疫势消退再来上学。”（1911年3月5日）
“昨夜亥刻，由交涉局转到抚台电，查防疫各事，约四五百字。”（1911年3月6日）
“饭后，清理文件。吴寿民来商防疫事。”（1911年3月9日）
“马兵自青冈回署，以该处有疫，遂即饬往防疫所查验消毒，即在该所居住，不准进署。”（1911年3月10日）
“接尤海樵信并抚台电，知中外防疫员业已到境。即起床作覆，派哨官李永刚立刻前往招待。”（1911年3月11日）
“东乡巡官杨春芳来见，境内瘟疫未现，闻之颇慰。”（1911年3月15日）
“又接尤海樵信，并附查明路西疫毙人数。有孙姓一户男女共毙九口，张姓毙七口，亦云惨矣。”（1911年3月16日）
“吴寿民来晤，东乡又疫毙一人，即饬救急队前往烧埋。”（1911年3月17日）
“商董杜意诚来见，为防疫事，午后始去。”（1911年3月20日）
“至防疫所查视。新募防疫队来署点验，颇齐整。又接常括香信，青冈城乡共疫毙一百余人。”（1911年3月24日）
“东、南两乡巡官来见，东乡三不管屯又疫毙一人，已烧埋，遂传知警务长即派救急队带同消毒各药前往，与死者之家属消毒。盖恐愚民不知消毒、隔离诸法，倘一传染，则全家难保矣。”（1911年3月25日）
“吴寿民来见，自鼠疫发见，全境共疫毙十五人。城内永无发现，犹属幸事。”（1911年3月26日）
由于翟文选事前严密的布置，安达没有暴发大面积的传染，尤其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城中；而周边乡、屯的病例多为一家一户的聚集病例，巡官定期巡查，发现患者就及时消毒，如有去世者便抓紧烧埋。“烧埋”这个措施也体现了翟文选对疫病清醒的判断和对伍连德医生防疫政策的信任与支持。因为政策安排得当，疫情信息上传下达效率很高，几乎做到了每日更新疫情动态。虽然没有21世纪的防疫小程序和二维码实时更新那么便捷，但是在当时当地来看已算比较先进。同僚常括香信中提到安达邻近的青冈城乡共有一百余人疫毙，而翟文选治下安达城中无疫，各乡共疫毙十五人，可见他的行动收效甚好。
到了1911年4月，巡官回报的染疫病人就更加少，主要工作又变为了隔断传播途径；交通逐渐恢复，同僚也来信称“青冈防疫已肃清”（1911年4月20日）。1911年5月21日，翟文选在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了疫情：“学堂王姓学生得急症，正传医诊治，即于下午作故。恐系疫症，遂传知全堂学生消毒，暂行隔离。故生由余捐廉给棺木，先行收殓。”此后的六月，翟文选调离安达，任呼伦厅同知。抗“疫”工作就此告一段落。在他任期行将结束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
“接薛颖阶信，附奉天《大公报》所载余因防疫，位置私人内弟杜某，并开设烧锅等语。查防疫无款，余与商会共捐九十余两，嗣因不敷，又由省请领二百两，前后不足三百金，而防疫各员均尽义务，不支薪水，尚何位置私人之有？余内弟本姓马，且系一妻，既未继娶，又无婢妾。杜自治员前为防疫，经余罚办，余忽诬为内弟。余前后到任四年，日前父亲来信，取六千吊还债，尚未凑齐，只指三千两派人送回。该报谓余开设烧锅，未免厚视我也。志之《日记》中以自儆。”（1911年5月3日）
辛苦抗“疫”几个月，没有想到谣言比表彰先上了报纸。翟文选在日记中留下了说明，可报纸的读者千千万，日记只有整理者和百年后的读者看到，不知道他读之写之，是否有过无奈的苦笑？
结语
或许您会觉得，在翟文选的日记中，这场疫情似乎并不严重，没有想象中的令人恐惧，只是若有似无地占了一些小篇幅。的确，对东北全境而言，安达小城并不属于防疫红区，翟文选面对的防疫形势较其他地区相对单纯。但他面对疫情表现出的判断力、执行力十分清晰，并没有因为小城相对的隔绝就高枕无忧，得过且过，也没有因为一时的平静就放松警惕，及时的防疫措施将疫病控制在了较小的范围内，若不如此，小城防范稍一松懈，临时救火也无法挽回。前期防范意识到位、态度重视、手段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范的流行。日记里的一笔带过，既是天时地利，也是翟文选努力之结果。
东北鼠疫至今已过去了一百余年，但从翟文选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二经验与教训。在近代医学知识相当贫乏的当时，翟文选作为地方长官，临危不惧、冷静分析、提前预防，在信息不畅的年代努力汇集各方情报，不仅掌握本辖区的情况，也对其他地区的动态密切关注，故而能够对于流动的疫病形式也有大致准确的判断。安达作为省界小城，翟文选没有因其小就漠视无为，没有因其偏就隔绝闭塞，小城亦有大作为。能有如此决断，并不是他临事而变通的结果，而是源自于他日常的读书、读报，接触了世界广博的知识，来自于他恪守责任、落地扎根的实干家态度。或许在现代医学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备下，翟文选及其时的官员、医生采取的措施已有局限，但其防治传染病的态度和决心是与今人毫无差别的。也许传染病永远不会消失，但以古照今，知古鉴今，回望一百多年前的安达小城，反思当今正在病愈的中华大地，抗“疫”经验仍可古为今用，为今人施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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