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失忆》：如果不能全部记住，起码要了解一点遗忘的东西
本文选自文学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用了四十年时间完成的《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该书由近百篇评点历史人物的文化随笔构成，贯通哲学、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詹姆斯提醒人们，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充分表明，海纳百川、硕果累累的思想土壤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它不仅比校园更宽广，在很多方面还要更有趣。在维也纳，思想不需要考试，学习是自发的热情，智慧是随时可用的通货。如今阅读描写昔日维也纳的作品，你会被带回到那个理应重现的时代：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不是先接受教育，然后开始工作；教育就是工作，永无止境的工作。对于几代作家、艺术家、音乐家、记者以及各行各业的脑力劳动者来说，维也纳的咖啡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有很多咖啡馆，尽管每个年代都似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被认为是艺术精英们活动的中心。咖啡馆的常客们睡觉的时候也有家可回，但在其余时候咖啡馆就是他们的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咖啡馆就是他们的实际通讯地址。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咖啡馆的顾客都是犹太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38年3月，当德奥合并给一个时代画下句号—弗洛伊德称之为“奥地利的终结”（finis Austriae）—咖啡馆作为民间大学的伟大岁月也就结束了。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段伟大岁月最初为何得以成就。在德国，哪怕是在希特勒废止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之前，学术界里也有一个事实存在的配额制度，让有犹太背景的人很难获得教职，不管他们多么有能力。（这种偏见甚至延伸到了学科之间：比方说，核物理学之所以有这么多犹太教工，主要是因为它被视为次等学科。）在奥地利，这种配额制度以法律、禁令、限额的形式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学之外对学术和人文主义的追求更甚于大学校园内，奥地利比德国更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说—在今天，奥地利的特权阶级中间仍然有人这样说—犹太人被拒之门外反而因祸得福。这可不是什么福。侮辱真实存在，怨恨难以磨灭。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却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收获：几代犹太文化人无须把精力浪费在撰写深奥晦涩的博士论文上了。他们转向新闻行业，使用朴素的语言，进行直接的观察，发现了取悦读者的必要。取悦的必要有时会成为学问的敌人，但在更多时候，学问的敌人是写出仿佛除了导师之外不会有人再读的东西，而导师之所以当上导师也是因为写过同样的东西，这种写作是一种致命的自由。
1938年，从德占奥地利逃亡—如果所有犹太人都及时逃离就好了—已经不是犹太知识分子第一次四散到世界各地了。它在1933年的德国各大城市发生过，在多年前受俄国压迫的波兰发生过，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也发生过。每一次逃亡中，对自由的压制就像开花炸弹一样，而犹太人就是四分五裂的弹壳，是飞出最远的弹壳。这些地区性的灾难积累起来反倒对全世界有益，所以我们得换一种比喻，把它比作种子荚。英美在接收卓越流亡人士的过程中大获裨益，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像我的祖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与艺术界因为这些漂洋过海的犹太人而发生巨变。在新西兰，流亡的卡尔·波普尔教授得以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原理加以阐发，是因为他终于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记住敌人了。在还算开明的民主国家，人文主义文化也因为接收了犹太人而发展迅速。被迫流亡的新移民社群是以色列国家从构想变为现实的一大因素，这一点更是毋庸赘述。西奥多·赫茨尔最早在维也纳提出了这一想法。正如列宁把建设共产主义国家的设想从维也纳一路带往俄国，赫茨尔也把建立犹太国家的设想从维也纳一路带往了巴勒斯坦。如果历史不是这样演变的话，赫茨尔的构想也许就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一样了—纵然声名赫赫，终究未脱书卷。我们甚至可以对阿道夫·希特勒下同样的判断，他早年在维也纳的那段时期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犹太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终于有那么一天，他们自己也被认为是—有时的确如此—加害者。信奉自由的犹太人越来越注意到，独立建国的一个惩罚就是变得和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但是，犹太人的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就会成为本书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而这是有充分原因的。没有什么比犹太人的例子更能证明思想难以扼杀。同样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更惊人地展现出多股力量合力杀戮之邪恶。尚有一线希望的空间，但已无一寸感伤的余地。一本讲述二十世纪文化的书，如果不去反复讨论文化险些彻底毁灭的过程，那就根本不值一看，尽管人类对自我精神升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使得这个话题永远值得一写。也许可以有一本关于维也纳的赏心悦目的故事书，且命名为《世界村维也纳》（It Takes a Village）吧。但这还远远不够。作为研究二十世纪文化的出发点，维也纳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这建立在一点之上：这个理想城市是真实存在的，拥有现实世界的一切纷繁复杂，是任何美梦都疗愈不了的。
除了无数画册以外—画册作为入门读物不该被鄙视，更何况维也纳的照片是如此迷人—要想体会那种氛围，也许首选就是斯蒂芬·茨威格的Die Welt von Gestern，即《昨日的世界》。但要体会的氛围有很多，而在茨威格的回忆录中，你得习惯伟大事业总是来自名门世家这一点。乔治·克莱尔的《维也纳最后的华尔兹》（Last Waltz in Vienna）更为短小直白，它令人动容地直陈维也纳的光辉以及即将毁灭的悲剧。它的光辉是一种文明感，在这种文明感中，犹太人有权感到他们在创造中的重要地位；而悲剧在于犹太人自以为得到了社会的接纳，但这种安全感不过是错觉。光辉可能会继续；纳粹可能永远不会来；但他们确实来了，然后就是万劫不复。克莱尔的书之所以无可比拟，是因为它展现了文化上的成功会导致政治上的幼稚。如今全世界那么多知识分子—广义上来说也就是我们—仍然相信文化自然而然地会维护文明，可见这个教训在今天同样适用。自然而然是没有的，唯有律法方能维护世界。
卡尔·E. 休斯克的书《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 brings）从看似更高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第一批伟大的人物：弗洛伊德、赫茨尔、霍夫曼斯塔尔、克里姆特、柯克西卡、卡尔·克劳斯、阿道夫·洛斯、马勒、施尼茨勒、勋伯格、奥托·瓦格纳，等等。这部作品很精彩，名副其实，但有可能将读者引入歧途，认为伟大就是一切。长远来看也许确实如此，但短期（也就是从日常生活）来看，文明恰恰是由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的才智交流来灌溉维系的。进入二十世纪后，维也纳的普通知识分子通过咖啡馆里创作的奇文妙语变得非同一般。就其性质来讲，如此百花齐放的成就更不便于单用一部专著来总结。弗里德里希·托尔贝格发表于“二战”后的回忆录《乔列什阿姨》（Die Tante Jolesch）深情款款、饶有兴味地回望那个消失的世界。托尔贝格的这本书仿佛废墟中回响的明亮笑声，值得倾心推荐。（本书同样推荐德语初学者阅读。书中颇多趣闻轶事，英文读来已是饶有趣味，更何况放在原文中。原文译文摊开来摆在一起，就是完美的文本对照。）但许多最耀眼的名字注定会跨越语言的界限继续发光发亮。博学多才的埃贡·弗里德尔半是天才半是骗子—我在引言中就提过他了，但他完全值得讲两次—他是咖啡馆才子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卡巴莱表演的间隙写下了《文化史》，一部令人着迷的包罗万象之作。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1930年将它译成英语，分三卷出版，书名叫《现代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odern Age），但这本书从未在德语国家之外流行起来。（纳粹倒台后德语国家重印此书，印行至今。）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全知全能的味道，不免有些造作，但他对普世文明的激情却将流芳百世。优秀的才子、散文家和剧评人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外文译本，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因为他的散文有着最精致的诗歌才会具有的精炼与准确。但我们仍能欣赏这二位所代表的东西，他们的名字也会经常出现在这本书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各个层次的文化成就都高度敏感—尽管就连思想开放的弗里德尔也不认为爵士乐称得上一种音乐类型—咖啡馆才子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熟悉皮特·阿尔滕伯格，一个以他们的标准来看几乎一事无成的人。阿尔滕伯格是个流浪汉，我把他放在本书开头—排在他前面的只有安娜·阿赫玛托娃，他很可能问她借过钱—不仅是因为他名字的首字母在字母表最前面，还因为这个古怪而不可靠的人活生生地证明了：思想未必会带来任何结果。对他而言，思想甚至不能带来一份工作。虽然他时不时把随想写成文章赚点钱，但这些钱马上就会花光，他不得不再向人借。但他的存在提醒着那些更富足的知识分子们，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出于热爱。
维也纳现在空荡荡的。你可以在歌剧院度过愉快的一晚，春天可以在花园里喝新酿葡萄酒，美景宫美术馆的克里姆特厅和希勒厅仍然是世界各大美术馆中的著名展厅，哈维卡咖啡馆的墙上仍然可见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用来抵账的画作。但是“二战”之后，跃动的人文情怀只能以齐特琴琴弦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主题曲的形式回归。哈利·莱姆的掺水青霉素重创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界—那是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的毒汁。巴黎也没能完全从德占经历中恢复过来，尽管法国知识分子不这样认为，还会就这句话和你争执不休。人文主义在有些城市从未扎根成为其底蕴的一部分，但恰恰在那些城市，人文主义复兴得也更快。柏林的文明在纳粹兴起之前肤浅浮躁，但是当柏林和维也纳最后的纳粹党人总算脱下制服后，柏林在战后发展得反而比维也纳还要好。在东京，战前的咖啡馆文化—和维也纳惊人地相似，就连黄铜框架的弓形窗都是效仿阿道夫·洛斯的简约风格—都和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一起化为灰烬，但他们当年只是学了点西方的皮毛。早在麦克阿瑟将军这个“访问国王”开始统治之前，西方自由创造的影响就像一股新旋风卷土重来。这股旋风造起高楼大厦而非将之夷为平地，点亮而非熄灭华灯，并加速了（以一种比较无害的方式）1870年明治维新开启的改革进程，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一个能将任何文化变成人文主义的过程，尽管日本右翼势力放下陈旧观念的速度堪比慢动作回放的茶道表演。
今天，在柏林墙倒下后的第二个十年，彼得堡依然那样可爱，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它正在重新找回革命前的东西：整座城市中弥漫的诗意魔力。莫斯科一向缺乏这一点，如今似乎也在迎头赶上。如果罗马是唯一一个能够瞬间恢复昔日辉煌的极权之地，那只是因为意大利版的极权不那么极端：激昂的演说和拖沓的效率保留了太多人文主义传统。但后纳粹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涌现的自由人文浪潮，在后苏联时代仍在继续的浪潮，曾席卷伦敦和纽约，并仍将继续。相对边缘的英语国家城市—洛杉矶、芝加哥、都柏林、悉尼、墨尔本，等等—都是紧跟这两个城市的脚步，甚至连伦敦都在纽约之后。原因再简单不过，反而容易被忽视。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吸引流亡者最多的国家，拥有更多艺术文化界难民，尤其是很多人都做起了教师：在纽约，他们为了生计而教授音乐、绘画、表演，所有一切。美国还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理想的教师遇到了理想的学生，结果便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构想者埃莉诺·罗斯福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女性。对于和我一样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罗斯福的名字仍像试金石一样熠熠生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奥秘—这是美国唯一一种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因为它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就是它以最平易近人的形式集结了全世界所有艺术与知识的力量。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之处在于，它给了美国人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认为自己不需要世界。但正是世界使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甚至好莱坞这个美国影响最深远的文化重镇，没有移民的工作也无法想象。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抵抗文化失忆，这种失忆会使我们忘记，正是二十世纪剧烈蓬勃的精神生活赋予今日美国如此强大的文化实力，这种精神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化的代价就是失真。如果我们不能全部记住，起码也要了解一点我们所遗忘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全部忘掉也没关系，享受轻装上阵的便利亦无不可；但一种与爱无异的深刻直觉提醒着我们，效率的代价就是空虚。最后，我们保持思考是因为一种感觉。如果可以，我们要留住那份纯粹的感觉，如果我们丢失了它，就要把它找寻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