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经济运行失调的双因子干涉机理（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经济运行失调的双因子干涉机理（二）
殷雄 谭建生
“资源诅咒”现象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D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DP年增速度达到4%（1970—1998年），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杰夫·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纵观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历史，“资源诅咒”现象似乎具有某种普遍性。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如山西省等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增长要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大庆这样的资源性地区，面临着自然资源枯竭后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窘境。
对于导致这种“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二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三是过分依赖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应该说，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但是，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理和双因子干涉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以及能源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性的认识。
对于能源资源充沛的国家（如盛产石油的OPEC成员国），因为能源行业本身并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能源资产的所有者不需要鼓励很多国民参与生产，只要雇用少量人员、引进外国资本开发油田等能源资源，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转手出售就能获取丰厚的收入。这一现象说明，这类国家只是把能源资产作为一种普通的原材料出售，而并没有将这种宝贵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由于没有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的投入，就没有获得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因此，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都没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既没有利用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又没有利用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提高本国经济运行的效益，这两个因子所构成的能源资本DNA双螺旋结构是破缺的。由于缺乏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动机和机制，因此，即使能源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卖个高价钱，但也只能是一次性地获利，而不能像资本那样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
实际上，单纯以出售能源资源而获取收入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形成有效、健康的经济体系，无非是躺在能源资源上面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当有限的能源资源枯竭之后，国家和国民就会陷入贫穷的境地。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在很长时间内，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90%的收入来自石油，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石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供大于求，而且这种状况可能持续10年，这对沙特经济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时代变了，再也没有当年躺在油罐上数钱的好日子了。沙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决心改变这种状况。2016年4月25日，沙特颁布了《愿景2030》，国王萨勒曼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宣称：“到2030年，我们将不再依赖石油。”同年6月7日，沙特通过了“2020年国家转型计划”，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收入多元化和振兴经济，发展非石油产业（采矿、制造、旅游休闲、金融投资等），大幅提高非石油经济的收入。这个计划就是要重塑本国经济结构，建立一个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使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构成稳定的DNA双螺旋结构，协调稳定地执行职能，从而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
对于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政府和国民获取财富的唯一渠道，就是发展经济，尤其需要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结构支柱的工业。发展工业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工业就必须要有能源资本的注入。由于本国缺乏能源资源，因此需要由国外进口。通过国际市场获取的能源资源，只是一种资产，还要通过本国的经济运行体系将其转化为资本，并将其注入国民经济体系的其它行业之中，生产出的商品就自然凝结了能源资本的价值，通过国内外的商品交换获得比原来的能源资本价值高得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就自然把从国际市场购买的能源资产转化为可以为本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的能源资本了。出现这种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就是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增长；由于本国缺乏能源资源，因此在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就会千方百计地通过技术进步而提高能源资产的转化和利用效率，这样，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促进了本国经济运行效益的提高。
能源资源匮乏而经济增长良好的典型例子是日本，其成功之处就是建立了一个可以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通过大量出口凝结了能源资本的商品而持续获取利润，进而创造出惊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也有许多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没有发展起来，比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独立国家，为了早日摆脱贫困状态，于是大量引进外资，盲目扩大生产。这样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人均GDP增长了，但经济运行的效益不高。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能够保障把资产（包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因而不能持续创造价值。
能源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能源形态，并不是每一种形态都会产生“资源诅咒”现象。有学者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然气生产具有福利效应，石油生产具有相对诅咒效应，煤炭生产具有绝对诅咒效应。对于这个现象，完全可以由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周期长短和各种能源形态的热效率来解释。
天然气、石油和煤炭都是现代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精英能源”，其所产生的“诅咒”效应如此不同，这是由它们的内禀特征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天然气由管道运输最为经济，它与电一样，生产、传输与使用几乎同时发生。因此，天然气作为能源资产，从它被开采出来的较短时间内就转化为了资本，能够很快产生剩余价值，也即具有福利效应。石油的运输方法多，相对天然气而言，可以作为资产储存较长时间，转化为资本的周期就会长一些，因此产生价值的周期也就长一些，也即具有相对资源诅咒效应。煤炭作为能源资产，比石油储存的时间更长，转化为资本的周期更长，因此具有绝对资源诅咒效应。从热效率来说，煤炭为40％—60％，石油为65％左右，天然气可达75％以上。热效率越高，说明由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单位成本越低，能源利用效率就越高，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因此，“资源诅咒”的程度就会越低。
“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与周期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资源本身的特征（如三种“精英能源”的热效率不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能源而言，由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周期长，有些国家甚至根本没有形成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机制，也就是不具备这种转化所需要的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因此，丰富的能源资源没有给本国国民带来财富，“资源诅咒”现象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资源诅咒”理论的实证研究还表明，人力资本对相对资源诅咒具有一种阈值效应，即，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并减小已有的居民收入差距。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理，也可以解释这种“阈值效应”。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人力资本的投入，现代经济运行也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了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必须加大对人才队伍培养和训练的投入，也就是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在分配所创造的价值时，所获得的份额自然也就高。这样，通过提高居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就能够在其它变量恒定的前提下抵消能源资源开发对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副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这种“阈值效应”还是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所形成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具有稳定的双螺旋结构所产生的结果。
“资源诅咒”的实例——产业链
作为“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实例——产业链，也是可以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和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来解释的。产业链的实质是一条财富链，每个区域都处于这个财富链上的一个节点，每个地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地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和获取的财富的多少。以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为例，新疆的棉花先运到山东做成纱线，再运到江浙地区做成面料，再运到广东做成服装，然后再贴上各大品牌的标签，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从“棉花”到“纱线”是初级加工，这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从“纱线”到“面料”是深度加工，需要染色和漂洗等技术手段；而从“面料”到“服装”则需要设计师的创意，然后才能成为一件衣服；最后就是“品牌”运作，经过品牌方不断的营销和宣传，最终成为各类人群所喜爱的品牌服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服装产业链的区域经济格局：从区域上来说，是“新疆—山东—江浙—广东—北京—上海”；从经济价值创造上来说，是“材料—加工—成品—品牌—资本”。所有的商业模式发展到最后，就是钱如何生钱的问题，这就是资本的本质，它位于食物链的最高端。江浙和广东往往都是土地和能源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他们只有从事商业活动、也即只有想办法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机理，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才能维持生活。这就好比一个人天生拥有坐享其成的老本，往往不思进取；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一无所有，必然会产生强烈的进取欲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服装产业链就是一个包括棉花等原材料资源和生产加工所需要的能源资源的获取、投入、最后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谁处于这个转化过程的终端，谁就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资本逐利性的“残酷”之处，也就表现在这个转化过程之中。
“资源诅咒”的特殊形态——“荷兰病”
“资源诅咒”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产业，由此导致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产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麦克斯·科登和彼得·尼瑞于1982年提出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升，将产生两种效应：
一是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
二是制造业挤出效应。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使本国出现了“去工业化”，从而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这被称为挤出效应。
“荷兰病”的特点和危害，主要表现为“去工业化”，即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制造业的衰落将损害一国的长期增长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经济能力，原因在于制造业的附加值高、可持续性发展并且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由于制造业是能源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因此最有利于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从能源资源来看，资源转移效应与制造业挤出效应的产生机理，虽然把大量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到资源出口部门，但由于“去工业化”而造成了缺少把所拥有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因此只能把能源资产当作一种普通资产或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进而失去了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由于能源资产没有转化为资本，因此也就无法发挥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对本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能源资本双因子所构成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破缺，是导致“荷兰病”的内在机理。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