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博财经档案
在延安往包头的火车上，一个人静静地读完了钱穆先生的大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完之后，一个总体感受是：
大师之作，立言立说，深入浅出！
先说深入浅出。这应该是钱穆先生的讲课稿。既然是讲课稿，自然其语体和行文风格就如课堂讲课，娓娓道来，要紧不慢，要言不烦，抽丝剥茧。显然是为了方便听众好懂，作者放弃了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开中药铺的近似八股风格，而是采取了自然清新的叙事方法，摆事实讲道理都是自然流畅的，当事实和道理讲清楚了以后，结论就是自然而然，不言自明了。读者从行文的风格中大概还可以窥探出钱先生的课堂风格，严谨中透着平和，决不盛气凌人（仅有一次评述别人的观点时用了“胡说”这个词），决不高声大调，也决不用一丝调侃的口气面对听众。
作者从“正名”出发，通过阐释几组对应统一的概念，构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体系。这几组概念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人事”与“政治”。“法术”与“制度”“令”与“长”“台”与“谏”、“兵”与“府”、“将”与“卫”等等。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名词的本体内涵尽力回到原来的历史场景中进行界定，力求说明这个词的本相。比如什么是节度使、什么是布政使，什么是总督，什么是巡抚，这些历史名词经作者一解释一正名，就显现出它们本体意义。读者也因此而体会出作者的本来叙述逻辑:从皇权的扩张这一根叙述主线中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历史流变。几千年来的事，经过抽象归纳，去粗取精，居然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出来，让你我不得不去佩服于历史学家超时空的功夫---这得有多高的道行！
作为后学者，虽不能望其项背，这里也斗胆作个评说。
先说说它的历史学价值点。
价值点一：理清了皇权扩张、相权萎缩的逻辑。
作者从皇权和政府开始，强调皇权的受限和相权获得的制度保证，从而获得了全书整个立论的依据。然后一步步从制度的变化中去证明和论述相权是怎样一步步“失势”的，乍一看，给人意外之感，仔细一琢磨，却是铁的事实，再往前推一两千年，却让人晃然大悟。原来的历史课本无法解释的从天下大众到家天下的突变一下不是问题了---因为这个跳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物理学的一个常识是，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物体是有惯性的，要么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要么保持静止状态。而当一个事物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它的改变一定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突变意味着改变。所以，钱穆的上述观点，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了三皇五帝，所谓天下大公的社会是如何走到明清文字狱的过程。从天下大众到周公召公共和，到皇权相权均衡再到皇权一步步浸蚀相权，在非工业文明的社会，集权是在逐渐加强的。这个发展是渐变的，因此逻辑上就是顺的。
价值点二:从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和经济领域的角度看政治，从而从历史场景中构建出一个水乳交融的历史生态。
高中历史教科书，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在历史时轴上孤立呈现的经济现象、经济政策、财税政策一下子活了，生动具体了，它们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那些曾经老师们语焉不详或者有意含糊其辞的均田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在老先生的笔下都得了生动具体的阐释。（只是稍稍可惜的是，作者对井田制的解释稍偏弱，着墨不多。）这说明先生的治学是从常识出发的。一个常识是，任何国家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是长期在屠刀之下，而是通过货币在运转，在调控，通过民生在运转。脱离了民生的基础，政府社会治理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考察政治的变化必须从考察民生开始。讲了民生的历史，就是看得懂的历史，就是接了地气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否则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就成了历史的教条。
价值点三:从史论出发，展示了作者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五四以来，中国学者从反思器物到反思制度、再到反思文化，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也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民族虚无主义。一部分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代表着落后和封闭，代表着专制和人治。因此，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传统，否定中华文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钱穆先生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套”:中国自古以来是有民主的，是有制度管理的，制度是非常科学的，甚至政府都是为大众的，为公的，而满清是为了满清贵族的利益，不是为公的。因此，推翻满清贵族政治是合理的！推翻满清贵族政治的必要性不等于彻底否定中国古代的必要性。换句话说，中国历史政治的遗产是可以继承的。
价值点四:概括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鲜明特征。
一是“士人政权”。
为了阐明这一问题，作者紧紧抓住科举制度进行叙述。作者精细地描述、论证了科举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治理源源不断地供给养分，而且这种供给机制是自我更新的。作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既陈述了它的进步作用，也简述了八股文的负面作用，阐述了“士人政权”背后逻辑:学而优则仕。作者甚至不想彻底地否则科举制度，用满清贵族政治对科举制度的践踏和戕害来反驳主流观点中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对科举制度的废除表示出深深的惋惜。
二是提出中国自古至今节制资本的传统。
请注意，重农抑商和节制资本是有区别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重农抑商，这个学界异议不大，士农工商，商业处于“末流”，但是这里作者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节制资本，就个人愚见，这是一种新说。当然在作者叙述逻辑中，节制资本和士人政权，恰好是事物的两面，皇权、相权、士人政权、节制资本形成对立统一。
作者的主要观点和要义包括不限于以上这几方面。应该说，尽管钱先生在台湾治学，但是他的“中国”观念是正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异心，钱先生和大陆的中国传统没有一丝一毫的割裂感，也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学人的赤子之心。钱先生的学术观点在大陆主流教育中部分有其体现的。比如皇权和相权的矛盾，记得二十年前的历史课本中也有反应。再比如，从文化上对太平天国失败进行解释，也是主流观点不排斥的。
但是历史学终究是历史中的历史学，历史学研究、历史学家终究都是历史的囚徒。不敢苛求圣贤，且就其中的一些观点略作评述。
一是作者肯定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或者说是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作者偶尔在叙述（讲演）中谈到社会主义，这证明作者对当代社会思潮的敏感，但是作者通篇不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去论证问题。也许，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可以说，作者只看到了问题，问题和问题之间的联系、对立和运动，却没有看到问题背后革命性的因素。换句话说，作者没有用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放弃了阶级分析法。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提出中国古代是一个“平铺”的社会的判断，其实上是否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分层分阶级的，还作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英国是帝国主义的判断，貌似自圆其说，实则令人费解。
二是作者没有从“国家”的历史范畴概念出发去分析皇权与相权关系的发展演变。
“国家”从概念到实体，以及其内涵和外延的变化都是一个历史现象，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中的必然过程。它从远古的时代走来，越来越从抽象变成具体。政府和民众，政府和实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总体“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在发展中功能和体系“膨胀”的概念。在笔者看来，有组织是它的胚胎阶段，有军队是它的婴儿阶段，拥有金银货币铸造和发行权力是它的少年时代，拥有纸币发行权、踏入人的婚姻管理是它的少年时代，而目前，它对基于人的各种数据信息的撑握、撑控是它的青春发育期。至于它未来走向哪个阶段，目前无法判断。
回到钱穆先生的著作本身，只是论述皇权和相权，而看不到皇权和相权只是“国家”这一历史范畴概念的内在运转机理的微观改变，实在不能不说是这本书主要观点的一个缺陷和遗憾。当然，历史研究终究是历史的囚徒，钱先生的时代，知识经济，大数据时代远未到来，这样去评论它多少有点求全责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