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双因子干涉理论与经济增长（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双因子干涉理论与经济增长（一）
殷雄 谭建生
能源资源的现状与前景
能源资本的可持续供应之所以如此急迫和重要，是因为有一种声音一直在人类的耳际回荡：人类活动最终将把地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我们按照时间次序，将相关材料综述如下。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关于影响未来社会进步的人口学原理》，认为人口增长将超过地球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源的能力，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他强调，无论是资源的有限性还是经济上的稀缺性，都是绝对存在的。
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出版了《煤炭问题》一书，指出英国即将进入能源短缺时代，未来将出现能源短缺、工业崩溃、国家衰退，而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
187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席地质学家曾经预言，到1878年，美国的石油资源将开发殆尽。
1881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警告说，英国的能源基础十分薄弱，灾难就在眼前。英国的辉煌时期即将谢幕，因为“地下蕴藏的煤炭”行将枯竭，唯一的曙光将是“风车或风机以某种形式再次兴起”。
188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地质局认为，石油的疯狂表现是暂时的现象，马上就会消失——现在的年轻人会看到这种现象将自然结束。
1916年，美国参议院调查报告称，根据最乐观的看法，石油很可能在25年内枯竭。
1919年，美国地质学家大卫·怀特预测，美国石油产量的顶峰期将很快过去，可能在3年之内。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美国的石油将会在9年内用完。
1939年，美国内政部预测，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在13年内完全枯竭。
二战期间，时任美国战时石油行政官的哈洛德·伊克斯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石油枯竭》，指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一定是石油战争，因为美国将来没有石油。
1949年，美国国务院预测，美国将在20年内面临石油短缺，除了从中东地区进口外别无他法。
1951年，美国内政部修正了以前的预测，认为全球石油将会在下一个13年内枯竭。
1953年，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预测，美国石油产量将于60年代或70年代初达到顶峰，而美国实际石油产量确实从1970年创下历史纪录后开始回落，形成一条“钟型曲线”。从此以后，石油专家把这种情形叫做“哈伯特顶点”。哈伯特的这一成功预测，使“资源枯竭论”在70年代风行一时。1978年，哈伯特预言1965年出生的孩子将在有生之年见证世界石油的枯竭，人类将进入“一个无增长时代”。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昆虫学家埃利希出版《人口炸弹》一书，鉴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在有限的空间内资源将耗尽，地球终将不能养活人类。1974年，他再次预测，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资源匮乏时代，许多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矿产品将濒临枯竭，人类毁灭性地消耗地球上的矿物资源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等人撰写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不可再生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这些增长都带有指数增长的特性，人类社会迟早会达到一个临界的“危机水平”。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将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之前耗尽。
在整个20世纪，至少出现过三轮石油枯竭论热潮：第一轮开始于“一战”期间，结束于大量石油充斥市场的1930年；第二轮开始于“二战”，几年后随着石油生产逐渐过量，枯竭论渐渐被否定，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彻底否定；第三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两次石油危机而达到顶峰，最后在1986年油价暴跌的反石油危机中戏剧性地戛然而止。
与“石油枯竭论”相对应的是“石油峰值论”，世界已经接近或者已经达到石油生产的顶点，并开始或即将出现无法阻挡的下降趋势。其中有几种有名的预测：2005年感恩节、2007年前后、2010年之前、2011年。
2001年，迈克尔·克莱尔出版《资源战争》一书，指出世界很可能从21世纪第二个或第三个10年起，开始面临常规石油的明显短缺。2008年，他又出版《石油政治学》一书，强调虽然以往多次资源短缺都得以缓解，但这次性质不同于以往，能源和关键资源的消耗与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现有储量正明显地趋向枯竭，而且是许多资源同时枯竭。
2001年，王家枢在《石油与国家安全》一书中指出，石油是一种天然储量有限、日渐枯竭的资源，（2010年前后）石油生产的鼎盛时期即将结束，大多数油田的产量在下降，常规石油资源的枯竭已是世界面临的严峻现实。
2007年，斯蒂芬·李柏等人撰写的《即将来临的能源崩溃》一书，强调人类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石油短缺，而是所有商品短缺都将加剧。金属及矿物、能源和水等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获取一种资源的努力经常会以消耗其他资源为代价。人类缺乏足够石油来满足全球增长的贪婪需求，如果石油消耗维持在每年约310亿桶，到2040年石油就会枯竭。
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全球3/4的人口生活在过度消耗资源的国家，那里的资源消耗速度超过了环境再生水平。如果人类继续以目前速度向地球索取资源，那么，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
2011年，柳润墨在《资源阴谋》一书中指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正快速进入一个资源短缺的时代。就矿产资源来说，石油和天然气将在几十年内耗尽，乐观一点的估计也不会超过100年，而根据现在开采、消耗速度和全球已探明的储量，金矿将在15年内进入枯竭期，银矿将在20年内进入枯竭期，铀矿为30多年，镍矿为50年。除铁矿以外，支撑现代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会在21世纪内耗尽。
全球石油开采峰值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把全球能源供应中石油占比的下降视为现代文明灭亡的标志，则是毫无根据的。石油只是一种能源形态，决定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推动力是由各种能源形态转化而来的能源资本。具体的能源形态随着资源量的减少、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变化，是会出现转型的，就如同农业文明时代由烧柴薪转变为烧煤，工业文明时代由石油替代煤等。人类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眼前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从而可以持续创造价值。
各种能源枯竭的预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和消费习惯等实际情况的基础，并非海阔天空式的瞎猜。随着能源技术领域的各种技术进步，尤其是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的不断进步，陆续发现了新的大型油气田，使得世界油气储量和产量基本处在增长的态势。30多年前担任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的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说过一句名言：“石器时代之所以结束，并非因为缺乏石头。同样，石油时代的终结也绝非因为我们的石油枯竭。”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是依赖技术的进步。以往的历史证明，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此前位于哈伯特“钟型曲线”之外的非传统能源（未知能源，或者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不可开采的能源；或者已知的、技术上可开采的、但开发起来没有利润的能源），在现有技术日益完善和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正在变成传统能源，也就是开发起来可以盈利的能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由于压裂技术的突破而使页岩油气的开采出现爆发性的增长，这是美国的油气产量一跃而超越沙特和俄罗斯的根本原因。另一个典型例子，中国由于李四光地质理论的创新，进而促使中国政府果断进行石油勘探的战略性转移，结果发现了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若干大型油田。
二是寄希望能源的转型。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杰尔·米勒在《公共问题经济学》中，以鲸油为例论述了能源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人类曾经有过其它能源形态，曾几何时甚至鲸油也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在电力被广泛用于照明之前，欧洲和美国照明的主要能源是鲸油。由于当时还没有这种油的良好替代物，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照明燃料供给，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几乎完全依赖捕鲸行业。由于它的供给不能永远与需求增长保持同步，人们担心会发生“鲸油能源危机”。美国内战就使鲸油价格上涨了大约6倍。但是，人们担心的这一“必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却从来没有出现。一方面，当鲸油的价格变得高昂时，人们的使用量开始变少，并且想出各种办法来储存鲸油。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鲸油价格太高，企业家们开发替代品的动力就大幅上升。1867年，煤油成为鲸油的一种廉价替代品，1896年鲸油的价格跌入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不久电力时代就来临了，随后不久石油时代也来临了，鲸油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印证了前述亚马尼的话，一种能源被另一种能源取代，从来不会等到旧有能源用完的那一天。这就是中国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哲学观念。
世界能源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最快、最多。这两个事实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能源效率的提升。
两种发展观与经济模式进化趋势
对于地球上有可能出现能源资源枯竭的观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观点一：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应该通过自律来节省使用。1948年印度独立时，有人问圣雄甘地，印度能不能过上英国人的生活？甘地说不能，因为英国人消耗了半个地球的资源，才过上那种生活，印度需要两个地球才够用。这种观点是“缺油派”的代表，其理论基础是石油成因学说的“气宗”——有机成因假说。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石油峰值理论，是所有关于石油枯竭话题的理论依据。
观点二：即使石油资源有限，但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自有其逻辑。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模拟了人类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枯竭的关系。前文中所引述的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的那句“石器时代之所以结束，并非因为缺乏石头。同样，石油时代的终结也绝非因为我们的石油枯竭”的名言，就是针对这个报告而说的。这种观点是“富油派”的代表，其理论基础是石油成因学说的“剑宗”——无机成因假说。其代表人物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1876年提出石油无机成因的“碳化物说”，认为地球上分布最广的碳和铁在地球形成时有可能形成金属碳化物──碳化铁，当它与沿着裂缝渗入到地壳深处的炽热的水相遇时，就可以生成碳氢化合物。
不论是缺油派，还是富油派，都是对能源资源前景的一种描述。能源资源不论短缺还是富裕，要想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就必须先将其转化为能源资产，然后通过投入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技术平台的选择，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将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人类不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只要进行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保障能源资本的可持续供应，在驱动因子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发挥约束因子的作用，促使经济运行保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不同经济结构与产业行业特征，对能源形态的需求不同，但从运行机理上看，都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面包生产中，需要烧煤或木柴，这两种能源形态的资本潜能就表现出来了。在汽车生产中，原材料（钢铁等）或半成品（轮胎等）的制造都需要能源资本的投入，无非是提供能源效用的能源形态不同而已。在这两种生产活动中，工人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可比拟，但都需要智力和经验，这就需要投入培训，因而是一种人力资本。这两种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各不相同（以货币量的多少而论），但工人投入的劳动时间相差无几，因而是能源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不同侧面，三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其协同机理相对比较复杂，难以简单判断相互之间的影响结果。从运行机理上看，经济增长从需求总量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比较模糊。技术创新从供给结构上节约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则从需求结构上减少能源消费。这就需要人类对经济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面对上述经济模式进化趋势，能源资本双因子尤须协调执行职能，使“齿轮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驱动因子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约束因子促进能源转化和利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有效遏制碳排放量的上升。
“绿色经济”是人类对世界能源资源日益枯竭的直接回应，更是转换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重振经济的现实选择。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约束因子促进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将能源消费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绿色经济与互联网相结合，形成一种产品消费者与产品生产者紧密结合的“直接参与经济”模式，即消费者也将能够直接参与到商品和服务的开发、生产甚至销售中去，这样就会实现“经济直接民主主义”。它的现实意义是，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地认为只有“货币经济”才是经济，进而有意无意地把以“获得货币”为目的所进行的活动看成了唯一的经济活动，转而追求“精神满足”。由于当前网络革命的结果，拥有人类社会最长历史的这类“自发经济”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发展可持续的、消费者直接参与的绿色经济，减少能源资本需求、提高经济运行效益，就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