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歌南风与虞舜的形象塑造

原标题：舜歌南风与虞舜的形象塑造

在古代文明进程中，虞舜被尊为“道德始祖”。《尚书·尧典》记载了帝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德行；他从容应对帝尧的考验，使“五典克从”“百揆时叙”“四门穆穆”“烈风雷雨弗迷”；他取得“巡守四岳”“同律、度、量、衡”“四罪而天下咸服”等功绩。《孟子》《左传》以及《史记》等典籍从经学“尊圣”角度将虞舜塑造为道德单向化的神话人物、政治言说中的圣王形象。

“舜歌南风”是虞舜故事中富有浪漫色彩的一笔，它处于经学阐释与文学演绎的双重观照之中，一方面是对圣王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学想象的力量使虞舜的身姿、仪态与心灵真实可感，其人格与神格达到交融互渗。“舜歌南风”中帝舜形象在民间的接受与影响，直接表现为“歌薰”“南薰”等符号化象征出现于各地门楼牌坊。

“舜歌南风”故事最早出现在《孔子家语·辩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礼记·乐施》《史记·乐书》《淮南子》等传世典籍对其亦有记载。后人以《南风歌》“不类唐虞时语，盖后世工于琴者所拟作”（清·崔述《唐虞考信录》）将其断为伪作。三皇五帝的历史，尚未尊为信史，因此，“舜歌南风”的价值意义更在于其作为远古人祖形象不断被阐释的文化蕴含，尤其是在经学影响下的形象塑造。而正因为其为不确定的“拟作”，为读者提供了诠释与想象的空间：“舜歌南风”塑造的虞舜形象，唤起世人对一个理想帝王的想象与呼唤，是从儒家的阐释维度和价值判断出发，对君王理念构成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生动诠释，它以托古言说的方式借重虞舜圣君身份，传达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礼乐思想；从文学审美看来，“舜歌南风”“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的小说叙事笔法，与诗歌艺术的质素共同将虞舜塑造为有人情的可感、可知对象，体现帝王的忧思、乐者的神通、士者的修身。多重身份的虞舜形象在历代典籍诠释中累复叠加、多层积淀，形成经学与文学的融合影响，南风更成为文人情感寄托与精神投射的意象。

一、儒学典籍对《南风诗》的阐释，常用“以民为本”说明主旨。“《南风》，育养民之诗也。”（魏王肃《孔子家语》）“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南风诗》所述，是一位圣明之君的心理写照，心系“吾民”，乐其所乐，忧其所忧，因南风的“解愠”“阜财”功能而作歌“美颂”，殷殷期盼它的到来降福于民，满怀对治下民众的关切仁德。儒家宣扬仁政德政，一个帝王应该具有仁爱之德，仁爱的根基是孝，裴驷《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南风是孝子之诗也。南风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风诗，以教理天下之孝也。”以虞舜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就是儒家宣讲礼乐宗法之制的圣君榜样，“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礼记·大学》）历代君王追求以孝治天下的道理概在于此。

虞舜“圣王”身份的特殊，“南风”特有的和煦、恤民，在儒学评论家争相阐释下，积淀为一个圣明君主的象征符号，“南风”“熏风”“南薰”等由《南风歌》引申出来的词汇代表着“太平盛世”，指称着经世治国的王道政治理想。在历代诗人的诗歌中，借“南风”比兴，抒发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称颂与经世济国情怀。王维《大同殿赐宴乐敢书即事》：“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白居易《太平乐词》：“湛露浮尧酒，熏风起舜舞。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日本松山城伊予松山藩第九代藩主松平定国在其五言绝句中也写下“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的诗句，可见其影响深远。而许多地名的由来，也取“南风”之意蕴：如据《太原府志》记载，明代晋王朱棡扩建太原城，新修建南门取“南风”之意而命名“迎泽”，俗称“大南门”。

二、《南风歌》在宋代作为“琴曲歌辞”收入《乐府诗集》。“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乐府诗集》）在两汉以来记载的上古神话中，古琴是“圣王”的重要道具。《太古遗音》曰“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制以为琴”；《世本》亦言：“琴，神农所造”；《礼记·乐施》篇则将作琴之功归于虞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圣王借助琴瑟作为灵媒，以交通神人，知天道而在天地人事之间创造“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世界，“琴曲歌辞”就是配合琴曲的歌诗，含有声音元素。抚琴代表着圣王具有交通天人的非凡能力。舜是部族首领，有祭司之职，而神话是对民俗仪式的叙述和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乘着文学的翅膀将“舜歌南风”想象为虞舜对“南风”的祭仪，在这一祭仪展演中，虞舜操琴吟咏，呼唤南风。此外，礼乐诗教的萌芽始自帝舜。《尚书·益稷》载“搏拊琴瑟以咏”之《韶》，是祭仪中三位一体的诗乐舞，在乐官夔指挥下的“百兽率舞”，造成天地同和、神人合乐的审美效应，仲尼赞叹为“尽善尽美”。圣王通过弹琴以教化先民，琴曲节奏使祭仪中的舞者行动整齐划一，以实现礼乐教化群治功能。《南风歌》尽得箫韶余韵，凝聚诗人之情与悦耳之音，诗句错落，诗节对称，其情感、志向均与礼乐诗教相关。“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歌》达到的天地自然与人类的和谐，正是农耕时代民人的理想生活情状。

三、“舜歌南风”中，“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虞舜的姿势被动态勾勒，抚琴而修明德行以合乎天道，与自然和谐，其形象获得了知识阶层的人格认同。

西周初，周公“制礼作乐”，整理《云门》《大章》《大韶》等上古六代乐舞为祭祀雅乐，古琴为宫廷祭祀雅乐的重要构成乐器。在对贵族子弟实行的“六艺”教育中，“乐”侧重于修身养性的审美教养，其教养目的是德，与“厚人伦、美教化”的诗教功能一致。《礼记·乐记》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将乐与德并举，以乐使人遵循纯正本性，达到人格修炼的目的。孔子推崇虞舜之德，《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乐的文化内涵融入儒家经典之中，将个人修养与效力家国紧密联系。西周没落贵族形成的士阶层，承继“舜歌南风”以和为美、修养心性的“弦歌”技艺，抒发情怀、彰显情操。孔子又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教、诗教与礼教并提形成主流文化体系，士子将对道德的追求内化为情感与意志。在经学诠释中，通过修身养性而达到独善其身，是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士子的人格精神起点。因此，虞舜对自身道德的修持是士子人格养成的重要来源。

钟嵘《诗品》言：“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鸥矣。”《南风歌》文本具有文学的鲜明特征，诗歌意趣浓郁。而在古代以经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对该诗的阐释偏重于经学的“义理”，虞舜的“形象诠释”孱杂交织在讲经论道中，文学与经学的交融互渗充分发挥“尊圣”“明道”作用从而深刻影响文人士子的人生价值观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