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本论》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此书是一部原创性的经济学著作。书中一些理论创新成果，对关注经济发展和能源问题的研究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王禹民在本书“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干涉理论，运用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气象学和混沌学中蝴蝶效应这个概念的启发，提出了叠加蝴蝶效应和逆蝴蝶效应的概念，用以分别解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恢复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不仅新颖，而且非常有说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军事力量和大国博弈五个领域的关联性，借用物理学、经济学、气象学、生物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资本与相关领域的干涉效应、蝴蝶效应、乘数效应、跃迁效应和杠杆效应等概念，这是对“能源”和“资本”进行组合研究之后得出的新结论，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只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新颖的研究结果。从这部著作及其两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和“专”。
此处节选《能源资本论》中“能源资本的“基因”（二）”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能源资本的“基因”（二）
殷雄 谭建生
技术平台
技术的普遍性定义，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遵循自然规律，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技术平台，则是这类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的有机组合，以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取得预期的结果。
人类的文明进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进化，就是学会使用工具，有了“技术”。技术源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的需要，技术（工具）的获得，使人类从周围的动物中分离出来。技术伴随人类成长，从野蛮走向文明。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我们通过梳理人类技术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研磨石器，发展出“石刀技术”，用石头和兽骨为原材料，制造出诸如绳索、投石器、弩、弓箭等工具。
人类最重要的技术是学会了取火。火对于古人的意义，犹如电对于现代人一样。利用火，可以制造新工具，因而加快了人类的进化。
约1.2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制陶器技术为标志，人类发展出“火化技术”，后来发展出冶金技术，用天然粗铜加工制作了很多有用的工具。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有了专职的陶匠、编织匠、泥水匠、工具制作匠。
约6000年前，以青铜器（铜锡合金）的出现为标志，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较之石器，金属工具有更大的优点。金属制造涉及采矿、冶炼、锻造和铸造等复杂技术，需要熔炉风箱技术；金银加工、面包酿酒技术也随之出现。动物被用来牵引和运输，出现了车和船的制造技术。依靠新的灌溉技术和农业技术，生产力提高，人口增加，国家开始出现。为了分配剩余产品，需要把口头的和定量的信息记录下来，出现了书写和计算。
青铜器时代后期，出现埃及、华夏、希腊、罗马等古文明。古罗马人是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和技师，罗马文明就是技术的文明。技术铸就了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和供水系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公元前100年，罗马人发明了水泥，这是创造世界的一项关键技术。它改变了建筑工程，成为构筑罗马文明的砌块。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包括水泥制造技术，都失传了。
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成为技术输出的中心，向欧亚大陆输送了众多的发明，如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金属活字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磁罗盘、磁针罗盘、航海磁罗盘、船尾舵、铸铁、瓷器、方板链、轮式研磨机、水力研磨机、水力冶金鼓风机械、叶片式旋转风选机、活塞风箱、拉式纺机、手摇纺丝机械、独轮车、航海运输、轼式研磨机、胸带挽具、轭、石弓、风筝、螺旋桨、活动连环画转筒（靠热气流转动）、深钻孔法、悬架、平面拱桥、铁索桥、运河船闸闸门、航海制图法，等等。
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在宋朝之前就已形成并得到巩固和发展，宋朝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这样评价三大技术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在文学、战争、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引起了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马克思这样评价三大技术发明：“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中世纪的“黑暗”促成了欧洲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包括农业技术、军事技术及风力水力技术，一跃而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具有侵略性的高度文明。欧洲农业革命的两大技术创新，一是采用重犁深耕，二是用马代替牛作为挽畜。中国人的胸带挽具传入欧洲，这种像项圈一样的挽具将着力点移到马的肩部，不会压迫气管，使马的牵引力增加4—5倍。马替代牛，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马镫由中国传入欧洲，有利于骑兵的冲刺，这种新型战争技术使骑士成为职业军人。
在此期间，欧洲的工程师们发明了新机械，找到了新能源，最突出的是改进和完善了水车、风车和其他机械，利用风力驱动风车，利用潮汐驱动水轮。机械的使用节省了劳力，奴隶制度随之消失。
中国人9世纪发明的火药，于13世纪传到欧洲，14世纪初欧洲人造出大炮。到了1500年，欧洲制造枪炮成为十分普遍的技术，由此引发了一场“火药革命”。在枪炮面前，弓箭、大刀、骑兵、长枪退出战场。葡萄牙人发明了风力驱动的多桅帆船，取代老式的有桨划船，装上大炮，就成为炮舰，最终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船坚炮利”为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开辟了道路。
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带动新能源（煤）的开采和使用，此前的动力和热力来源（包括炼铁），主要靠燃烧木材。
炼铁局面的改观，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铁器和机器时代。高压蒸汽机用于铁路，1814年第一台蒸汽机车出现，1830年迎来铁路时代。1886年，世界上第一台汽车问世。这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械和工厂化生产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厂，发展出高度集中的规模生产，标准化部件的制造制度（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更广泛应用），由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发展成为生产流水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从火到电，人类走了十万年。1821年，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总结了电解定律，构成了电化学的基础。1870年，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在法拉第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电磁理论方程，统一了电、磁、光学原理。法拉第之前，夜幕降临，世界陷入黑暗。法拉第因此而被称为“点亮世界的人”。爱因斯坦的书房墙壁上，悬挂着法拉第、麦克斯韦和牛顿三人的画像。
19世纪，电动力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此次革命是以物理学和物质科学为基础，科学不再是纯理论，而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械和物质成了人们赖以理解自然力和领悟出科学定律的模型，进而又利用这些定律发展出更为精良的技术和工艺，科学和技术终于开始携手，相互促进。
20世纪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合使社会出现革命性进步，技术创新永无休止，而且越来越密集，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种快捷而高效的文化。人脑借助电脑发现和思考，互联网将地球裹入囊中，机器人进入生产流水线，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超过人类，新材料纳米管已经上路，3D技术打印出航空发动机，生命遗传密码被破解，宇宙和物质奥秘被渐次揭开，基因技术用来改造生命和物种，人类快速穿越信息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制造时代。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或者说，技术越来越支配人类。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深刻地感知到，技术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到今天，还会继续走下去。从火的利用技术到今天最前沿的技术，它的发展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每一次技术发明和创新都会在原有价值积累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新的价值。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由投资引发的，技术既是不变资本的产物，更是劳动即人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积累。因此，从本质上说，技术是一种资本形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质含义，体现了“劳动是第一生产力”，是劳动的价值积累，也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积累。
上述所有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都来源于各种形态的能源；反过来，任何一种能源形态的广泛应用，也都离不开某种技术或技术平台。在人类日常生活中，除了把洗完的衣服和被褥直接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之外，其它所有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工业化开发利用，都需要技术平台。人类首先需要火，燃料可以产生火，如何点火就是一种技术；煤炭转化为蒸汽，需要锅炉；石油转化为汽油、柴油和其它物品，需要石油炼化技术；太阳能发电，需要太阳光的吸收、转换和传输技术；日常家庭生活中，需要各种电器把电能转换为热气、热水，等等。
石油从原油到用户消费的各种产品的全过程，经历了勘探、开采、运输、提炼和储存等五个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设施来完成，每一个设施的设计、建造、维护和更换等都需要相应的技术平台。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平台，石油这种能源形态就不会转化为资本，从而也不可能持续地创造价值。石油本身是能源，这些技术平台的建造和维护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比如，各种设施中必不可少的钢材，需要从矿石里提炼出来并加工成各种钢材制品，这个过程与石油产品的生产过程几乎是一样的，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分析，制造钢材产品所形成的技术平台，已经转化为资本并投入到石油产品的制造过程。因此，对于石油产业来说，钢材制造的技术平台是输入端，它是商品资本；钢材生产过程中，需要石油等能源资本的投入，它又是生产资本。在各自不同的生产循环中，钢材和石油扮演着不同的资本角色，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共同创造价值。
技术平台的建造过程中，不仅需要能源资本，也需要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这样，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整个生产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平台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缺少了哪个要素，再生产的循环也无法进行下去，因而无法持续创造价值。
技术平台之所以能够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主要是由于技术平台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凝结了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这种价值的直接表现之一便是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能够为拥有或使用这种权利的人带来价值，因此它具有资本的属性。知识产权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发挥着其他要素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人类不是需要能源形态本身，而是由消耗能源所产生的各种效用。通过各种技术平台，结合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才是各个利益集团、各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对能源效用的共同追求。
市场环境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毛泽东曾经说过：“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商品，就是在市场上用来交换的产品。没有市场，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商品。
市场环境，是指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系列外部因素，许多因素常常是不可控制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社会文化、自然地理和合作竞争等方面。按照系统论和生态学的观点，企业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共同形成一个大系统。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是这一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两者必须相互配合，才能产生系统效应。但从企业角度来看，外部环境这个子系统是企业不能控制的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企业必须经常对自身系统进行调整，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正像生态学中生物体与外界环境关系一样，也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传统，并非为西方世界所独有。早在两千年前，基督耶稣就曾把商人逐出了神庙；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多年以前，墨西哥人就把产品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由此可见，我们看待计划与市场，不能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待，而是必须从科学原理上进行深入分析。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就是对计划经济的一种扬弃，所遵循的科学原理就是两条热力学的基本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在封闭的系统中，熵趋于无限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系统中无论你如何努力，无效的能量将会越积越多，而有效的能量代谢必然越来越少。中国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自然造成内部的自耗能量越来越大，没完没了的内讧和濒临破产边缘的经济使中国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动力，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放系统，直接获取外部的能量。通过开放，向外部世界打开封闭的系统，使中国能够不断地从外部世界吸取资金、知识、经验、技术和能量。中国巨大的经济市场，勤奋好学的人民，完整的工业基础，以及举国求变和百年积蓄的强国意愿，使中国远离了外部世界的平衡态，形成了巨大的能量差，使外部系统的能量和信息迅速补充给了中国。
资本的价值，必须通过市场的交易才能体现。能源资产要转化为资本，除了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平台这三个要素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使这三个要素自发地协调执行职能的环境，这就是市场环境。比如，对能源需求信号的强弱，是构成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市场需求信号的传导如果及时、准确和完整，那么就会直接影响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过程中的投入方向和强度，同时也对技术平台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或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市场需求引导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创造市场需求。
能源资本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功能是类似的，如何使用才会产生最大的价值，只有交给企业家，使他们在市场中进行衡量，因为企业家在市场中可以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如果能源资本不交给企业家，不放在市场中，那么充其量只是一种资源，顶多是一种具有价值潜能的资产，而不能变成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企业家的两项基本职能就是应对不确定性与推动创新，而这也正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能源资源和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有一个市场环境，它的核心要义是：
——市场只认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凭证，以便于交易。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下，非法所得无法转化为资本（如洗钱）。
——市场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本逐利性的本质特征。创造价值最大化，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指标。
——市场可以确保资本流通、使用的合法性、透明性和公正性，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透明的存在体，而这种存在只有通过资本交易才能触摸得到。
——市场以法制体系为其“基因”，具有法治社会的内生性特点。不合法经营与竞争，不能产生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环境下才能产生企业家精神，它是以竞争为前提的。
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市场配置资源的含义，就是信息反馈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政府计划也是基于对信息的分析和决策，只不过是间接的、失真的、延误的信息反馈，中间环节的滞后效应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特征，导致了“看得见的手”乱作为，“隐形的眼睛”不睁开。在市场环境中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才能体现资本的逐利性，也就是持续创造价值。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实质是权力，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一个根本性措施。公开化是市场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可以解决许多不在阳光下的问题。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只从获取最大价值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较少顾忌社会公益的需求，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维什尼提炼出来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市场的不理性比你的财力要强大的多。”从资源的终极配置来看，不管什么资源，只要有稀缺性，就必须计划分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万恶”的。就像经典力学是量子力学的一个特例一样，市场经济乃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例，前者的决定因素是物体的运动速度，后者的决定因素是可供配置的资源量的稀缺程度。当物体运动的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时，它服从经典力学的规律；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经典力学的规律就逐渐失效了，它就服从量子力学的规律。在经济领域中也是这样，当社会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还可以容忍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所造成的“浪费”时，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显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效益；当资源趋于枯竭或已经表现出枯竭的迹象时，也就是它的稀缺度越来越高时，以自由竞争为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就是奢侈的、浪费的、不道德的，这时就需要高度发达的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来更加有效、人道地配置本已极其有限的资源。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资源配置的稀缺性法则”。
——《能源资本论》是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范围内能源供应的两大主题——可持续与可支付——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阐述了能源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电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郑健超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未来走势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必然要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世界。《能源资本论》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博学多才的开阔视野、通识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长于思考的智者风范。
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于洪君
——此书改变了我们对能源本质属性的认识，从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属性来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将带来一种颠覆性的结果，作者将能源互联网看作是能源资本流通方式的革命，这种观点显示了作者的睿智与远见。可以有把握地说，《能源资本论》将成为一部当代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金融专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宋海
——《能源资本论》一书，内容睿智详实，新思想、新观点像火花一样处处闪耀，给人以理论的醇厚与思想的芬芳。此书以巧妙的构思和简明的方法，拆除了劳动价值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之间的藩篱，将这两大理论的基本思想融为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能源与水文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张东晓
——此书以独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资本DNA结构的“遗传基因”，破译了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密码”；同时作者提出了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深刻阐述了能源资本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关联性的内在机理，显示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结构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能源资本论》作者简介
殷 雄，法国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特约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在研究机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任职，从事企业战略、企业管理和能源资本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出版《经济学笔记》、《非常责任：一个挂职市长的思考》、《诸葛亮治军方略》、《诸葛亮治政方略》、《知与行：核电站大修管理思辨录》、《企业执行力》和《至乐斋诗抄》（三部）等专著，以及《武装未来》、《新干涉主义：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和《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等译著共23部，发表论文30多篇。
谭建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曾在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能源大型企业任职，长期致力于金融、能源、区域经济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研究会课题研究。已出版《粤港澳大型基建设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设金融中心研究》等专著、合著12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