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川大考古60年｜成恩元：给毛主席写信，保全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长期的考古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中国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强劲的实力，近年来也致力发展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等新兴领域。传统的形成与优秀的学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专题，一方面回忆和纪念几位为川大考古文博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顾川大考古的传统以及一些特别的精神。
成恩元（1917年-1989年），山西文水人。四岁丧父，家境贫苦，由母亲抚养成人。幼以孝悌、聪慧异闻。获亲友资助，老师维持，得以读完小学、中学，以成绩常名列第一驰名。1934年毕业于文水县中学，同年考入山西太谷“铭贤中学”，1937年毕业。
成恩元清贫无助，在校期间靠自助工作和燕京大学济助金及齐思和、裴文中等老师的扶持，得以维持生活，完成学业。他勤奋力学，成绩优秀，忠厚诚恳，热心服务。1940年曾以《我对于燕京大学奖学金制度之批评及建议》—文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由校长颁发获奖证书与奖金。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燕京大学，封闭学校，成恩元只身南下求学，途中，曾对山西隰县、吉县、乡宁县和陕西耀县等古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石器陶器标本。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回校复读，并以“品学兼优热心服务”荣获成都市“金钥匙奖”。
1944年秋，成恩元在得悉生活在山西沦陷区的母、兄相继在八天内病饿而死的消息后，怀着强烈的家仇国恨，毅然放弃研究生学业，投笔从戎，参军抗日。
1947年，郑德坤馆长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决定将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交给成恩元接任，调成恩元回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得到葛维汉馆长的支持。葛维汉馆长向方叔轩校长和林则副校务长致信推荐成恩元，“他的学识对他在博物馆工作有非常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把这人留住”。成恩元到博物馆后，迅速开展了邛崃唐龙兴寺遗址、邛窑遗址以及校内外墓葬、汉井等多项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成绩卓越，并积极参与博物馆的管理和展藏工作，成为博物馆的业务骨干。
1949年，成恩元参加了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U.B.C.C.C.）举办的全国十三所教会大学赴美留学生考试，以及中英文化协会赴英留学生考试，获得两个留学名额及奖学金，但均未能成行。
成恩元曾组织和参加过多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活动。1944年，他从四川大学校内一座唐墓中亲手发掘出内装唐代《成都县龙池坊陀罗尼咒本》印本的臂钏，此印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有至高至尊的地位。1947年至1948年间，他五赴邛睐县，发掘和采集到250余件重要的唐代佛教石刻文物，发现并考证了龙兴寺这一唐代大型寺庙的名称、规模、与密宗的关系、毁灭的要因等，取得了重要成就，撰成《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展的唐代佛教遗址考古工作水平的一项代表。1951年6月，成恩元两次赴新都县发掘并收集到明代干尸，他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新都县明代干尸发掘简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对“中国木乃伊——干尸”进行保存、研究以及建立研究学科的观点，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设立专室，陈列明代干尸，力图建立“中国木乃伊——干尸研究中心”。他的这些创举，在中国考古史上均属第一。1951年12月，他与闻在宥先生组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乐山汉代崖基考古调查队”，“此项考察以乐山附近肖坝、柿子湾、麻灏（浩）等地汉代崖墓为主”，“时近一月”，“完成了乐山柿子湾全部地区一百多处崖洞的初步调查和大部分主要崖洞的测量绘图工作，这是一项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有意义的工作”。这实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地区由文博专业机构组织的第一次以乐山汉代崖墓为对象的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2年，成恩元先生在邛崃寺考察史前遗（左一为成恩元先生）
成恩元1947年调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即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十多年来，为博物馆的建设、展览和宣传以及藏品的搜集、鉴定、研究等工作尽心竭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参与和主持搜集、选购、鉴定了上万件字画、拓片、陶瓷、铜器、石刻、钱币、印章、挑花刺绣品、工艺品和民族文物等藏品的工作。他在邛崃为博物馆发掘、搜集到二百余件珍罕的唐代佛教石刻，其中一尊高2米余的唐菩萨雕像精美绝伦，光灿夺目，郭沫若先生赞誉为“中国的维纳斯”，现为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他以邛崃唐代佛教石刻为主体，为博物馆专门开辟了石刻陈列室。他亲手设计和布置了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通史、石刻、书画、民族文物和革命文物等五大展厅，成功地展示了博物馆丰富、精美的藏品及其特色，使用期长达35年。1952年前后，他发掘、搜集到明清干尸六具，展存于博物馆，并欲建立“中国木乃伊研究中心”，首开国内古代干尸研究之先，但后来这些干尸均毁于“运动”中。数十年中，成恩元在博物馆接待了大量的中外来宾、学者和政要人物，包括郭沫若、李政道等。他以广博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和娴熟的中、英文解说、答疑，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设立的博物馆来宾签名留言制度，也为博物馆保存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应特别提到的是：1953年11月，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即将被撤销，由五家博物院、馆分解，运走藏品之际，成恩元几次在会议上据理力争，他甚至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保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终于完整保全下来。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雄据于全国各大学博物馆之首，名震海内外，成恩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恩元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和外语基础，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学习、充实、钻研，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也未放弃。他通晓英、法、日、德、俄、世界语等多种外语。他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长于考证，治学谨严，学术成果显著。高中时期，他在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考》一文，刊载于《铭贤学报》。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多种《引得》的编写和齐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人名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个人完成有《中国古史杂志论文通检》。他撰写和翻译的论著，在考古方面有《山西隰、吉、乡宁，陕西耀县采掘之石器陶器报告》（大学毕业论文）、《中国考古学》（未刊稿）、《汉代沟槽柱研究》（未刊稿）、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T'ang Dynasty Sculptures Discovered from Lung-hsing Ssu 龙兴寺, a Monastery at Ch'iung lai 邛崃（《邛崃唐龙兴寺石刻发掘初步报告》）、《邛崃大佛院为唐龙兴寺考》、《邛崃唐龙兴寺遗物的发现和研究》、《邛窑遗址五十年》、《邛崃陶器》（英译汉）、《邛崃、琉璃厂窑遗址》（英译汉）等。在历史与博物馆及文物研究等方面有《法显西游记》（未刊稿）、《郑所南先生年谱》（未刊稿）、《徵心行路难残卷考》（日译汉）、《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读<东南亚洲铜鼓>考》（英译汉）、《一幅构图奇特的山水画——戴本孝<仿董北苑山水图>轴》、《清代的补服·序》、The Religion of the Yi Nationality（英文，《彝族的宗教》，合作）、《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兼忆裴文中先生》、《郭（沫若）老参观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记》等。在中国货币史方面有《中国银币图鉴》（书稿，未刊）、《西藏银币图鉴》（书稿，未刊），出版有《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一书；论文有《四川光绪宣统银元类型考》、《罕见的四川“当三十”铜币》、《四川钱币的特点和今后研究工作展望》、《钱币学文献（中国部分）篇目选录》（译文，合作）等。在中国围棋史、中国象棋史研究方面有《敦煌写本<碁经>初探——围棋经典著作的新发现》、《敦煌写本<碁经·部褒篇>篇名辨误》、《敦煌<碁经>与宋张拟<棋经>的比较研究》、《我国现存最古象棋谱考——<事林象谱>的新发现》、《宋、元、明象棋古谱源流考》、《范西屏<桃花泉弈谱>研究》等；专著有《敦煌写本<碁经>笺证》、《中国围棋》（合作）、译著《<玄览><珍现>及其他》（日译汉）等，他为中国围棋史、中国象棋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其成果已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围棋词典》、《中国象棋词典》等书中。
成恩元一生热爱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追随裴文中先生学习，兼职于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并住在馆内；就读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郑德坤先生的研究生时期，也住入华西大学博物馆内，同时实习于博物馆。他熟悉与亲近博物馆，视博物馆为“家”，爱护备至，与博物馆结下终生之缘。他多次向华西大学博物馆捐赠的文物。在1947年重回博物馆时，他从泸县背回自己采集的汉画像砖二块和唐代佛头像石雕一件捐赠给博物馆。此后他还捐赠有：他采集于山西吉县等地的石斧和陶器标本一批，法国旧石器时代的精美石器多件，唐代佛教经幢及拓片，1950年川西军区布告，川汉铁路文献等等。
在“四清”和“文革”运动中，成恩元被打入另册，“牛棚”劳作经年，但他只要看到文物或古墓遭受损害，必秉笔上报，哪怕身陷图也不顾。1969年，全校“文革”运动正轰轰烈烈，成恩元身为“牛鬼蛇神”，大小激烈批斗不断，被集中监督劳动，当他在挑粪时发现了抛弃在教学楼外的校博物馆藏品汉画像砖后，立即将其移放树下，随即报告并将汉画像砖送交“监改组”，请求“交给博物馆，以免散失，给国家文物带来损失”。成恩元多次不顾自己的“身份”、处境以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向上级呈报保护、抢救文物或古墓的报告或信，为引起重视，他甚至在信末自己的署名之前加上“文物爱好者”身份的词语。从1965年11月至1979年，有记录的这种报告达五次之多。作为一位考古学者，成恩元对考古与博物馆文物工作的挚爱之深，责任感之强烈，虽身陷“牛鬼”而不顾一切地保护文物的精神和勇气，叹时人难以企及。
198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78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第一排右起依次为宋治民先生、王子岗先生、童恩正先生、林向先生、张勋燎先生、成恩元先生、马继贤先生、李克林先生）
1989年11月，成恩元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四川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作出评价：“在1964年‘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成恩元在政治上受到冲击，中断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成恩元身上得到落实，他再次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成恩元先生的一生，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学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们留下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时《四川大学》报对他的去逝予以报道和评价：“……他忠诚人民教育事业，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卓有建树。”“治学范围广，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他在考古学、古人类学、敦煌学、文博学、金文及围棋[史]研究、集邮、收藏等诸多领域，有不少创见和研究成果，为学界称道。”
由于成恩元在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他被列为“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四川近现代人名录》和《成都大词典》人物条目，《成都晚报》有他的专文报导，《燕京大学人物志》收录有他的简传。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