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华丽上班族》
收假第一天。
面对手头久违的工作，你感受如何？你是否在灵魂深处问出了这 3 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工作？」
假期短暂的修整过后，或许有人已经开始审视自己的工作：「除了维生，我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它的社会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真的有必要吗？」
2013 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过自己对工作的看法。格雷伯是知名学者，以研究领域广泛、观点犀利著称。此外，他还是社会活动家，是「反资本主义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面对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格雷伯提出了一个有些毒舌的观点。他认为很多工作都是「狗屁工作」。这些工作把人们放在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职位上，白白消耗生命。
在许多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拥趸者看来，格雷伯的观点未免有些离经叛道，「如果不是这份工作，人们何以为生？」但在每天必须做的这份工作之内，人们又应该，或者说可以有什么样的可能呢？
今天，风马牛把这篇不走寻常路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在节后的第一天，也许我们有些痛苦，但也可能借机更加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生活。毕竟，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作者 | 大卫·格雷伯
来源 | 《Strike》杂志 2013 年 8 月刊
大卫·格雷伯
1930 年，凯因斯预测 20 世纪尾声时，科技将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周只要工作 15 小时就够了。
单就科技面来说绰绰有余，谁都相信预言会成真，然而预言就是没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饬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更多事。这可得凭空造出实质上不知所谓的工作才行。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职业生涯，全部拿来做他们压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欧洲和北美尤其严重。这种情形让人离心离德，是刮过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对此发表意见。
直到 1960 年代，人们都还殷殷期盼凯因斯担保的乌托邦，但为什么没有成真？今天的标准答案是，他没料到消费主义暴涨：一边是工时减少，一边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们集体选择了更多玩物和快感。这则道德故事说来动听，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没错，20 世纪以来，我们目睹新工作和产业凭空诞生，类别多得数不完，但其中几乎都跟寿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产与分销毫无关联。
那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么名堂？最近有一份报告，比较美国 1910 年和 2000 年的就业状况，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豹(提醒各位：英国的状况半斤八两)。20 世纪当中，受雇为家仆、受雇与产业界和农场部门的工人数遽降，同时「专业、经理、办公室行政、销售，以及服务人员」翻了 3 倍。换句话说，凯因斯预言得不错，生产性质的工作多半自动化了(即使将全球工业工人的数量都计入，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劳动力，但投身生产部门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还是下降了)。
尽管工时大幅减少，这世界上的人还是不能自由致力于自己的计划、寻欢、追逐愿景和点子；反之，我们经历的是「服务」部门膨胀，行政部门甚至更肿大，还没算上凭空制造出来的全新产业，像是金融服务或电话销售，或企业法务、学员和医疗行政、人力资源，还有公共关系等行业前所未见的扩张。而为上述产业提供行政、技术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于整批附加产业(帮狗洗澡的人、大半夜送披萨的人)，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忙着做其他同类型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呈现在上述的数字里。
我提议把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简直像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乖乖上班，有一双幕后黑手造出不知所谓的工作来。妙就妙在这里，资本主义底下恰恰就不该发生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像苏联那样过时、效率不彰的国家里，就业既是权利也是神圣的责任，该体系不得不编造出诸多工作来迎合就业(所以苏联的百货公司需要 3 个店员来卖一块肉)。可是，市场竞争不是理当修正这种问题吗？至少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谋求利润的厂商万万不会把钱浪费在无需雇佣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
企业有时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这种事情，被资遣的、被要求无偿加班的，无一例外是实际从事生产、搬运、修理和维护东西的人，而到头来，领薪水送公文的人数节节攀升，这其中离奇的炼金术没人可以解释。越来越多员工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工人，账面工时每周 40 或 50 小时，但实际上如凯因斯所预言，只做了 15 个小时。因为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筹备或参加激励士气的研讨会、更新Facebook个人档案，或下载全套影集上。
显然答案非关经济，而是关乎道德和政治。统治阶级想通了：快乐又多产的人口，要是有多余的自由支配时间，就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想想这种现象初露苗头的 1960 年代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方面，人们能从工作本身感受道德价值，若是不情愿一起床就投身紧凑的工作纪律，谁就没饭吃，这样的想法对统治阶级来说，实在是方便得无以复加。
有一次，我本来在思索英国学术部门里俨然不断增加的行政指责，突然想到一种可能的地狱景象。所谓地狱，就是一批人个个耗费大把时间，做他们不喜欢也不特别擅长的差事。就说他们本来是优秀的橱柜师傅，被雇佣了，一来才发现上头要他们多花一大堆时间煎鱼，而且还不是非煎不可，毕竟需要煎的鱼总是有限。岂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橱柜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多，却没煎好分内的鱼，他们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厂就堆满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劲的鱼，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这些鱼。
说真的，上面这段拿来描述我们经济的道德动力，我认为还算准确。
走笔至此，我明白诸如此类的主张都会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驳：「你有什么资格评断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谓的『必需』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是人类学教授——人类学教授的『用处』是什么？」(而且，许多八卦版乡民确实会认为鄙人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费社会开销的明证。)社会价值没有客观的尺度，这在某个层面上显然为真。
如果你打从心底认为自己对世界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我不会失礼到跟你说，不是这么回事。然而打从心底认定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又该怎么说呢？不久前，我跟一个十五岁之后就没联络的同校朋友重新联络上，惊讶地得知他在这段时间里先成了诗人，后来又在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当主唱。我曾在广播上听过他的几首歌，那时完全没想到，我竟然会认识这位歌手。他显然曾经才华洋溢，锐意创新，他的作品也肯定点亮、提振了世界各地听众的生活。好景不长，几张专辑销路不佳，导致他失去合约，债务缠身，还要养刚出生的女儿。结果，用他的话说，他「走上好多漫无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选择：法学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诚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了无贡献，照他自己的估量则根本不该存在。
这段故事可能会让你满腹疑云。首先你会问：我们的社会对才华洋溢的诗人、乐手的需求似乎极其有限，反观对公司法专家的需求显然不知餍足，由此可见我们社会的什么特征？(答：倘若 1% 的人口控制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那我们所谓的「市场」会反映他们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么想则无关紧要。)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这段故事看来，做着不知所谓工作的人，到头来多半自己心里有数。坦白说我遇到过 100 个公司法律师，有 101 个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兴产业几乎全都一个样。有一整类的领薪水专家是这样的：你参加派对时遇到他们，自承做的事情还有点意思(比方说人类学者)，但他们避而不谈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错之后，他们才喋喋不休地讲起自己的工作其实有多无谓、多愚蠢。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觉得你的工作不该存在，谈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这样的心理暴力，能不满腔盛怒和怨恨吗？但这就是我们社会格外机巧之处：主导社会安排的人想出一套办法，确保那股怒气对准真的能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鱼手的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社会似乎有条通则，亦即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明显地造福别人，就愈是不容易从这件事中获得酬劳。又来了，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尺度，不过下面这个问题会让你比较有个概念：如果这一整类人凭空消失，会发生什么事？
你平时不会关注护士、垃圾清运员或技师，但若他们化作一阵轻烟消失，你会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后果。少了老师或码头工人，世界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说写手或斯卡音乐家，也会是更糟的世界。至于私人企业执行长、游说员、公开研究员、保险精算师、电话销售员、法警或是法律顾问，他们消失后人类会承受怎样的损失，一时半刻还看不出来(很多人断定人类会变得更好)。话说回来，除了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少数例外(医生)，你实在很难去驳倒这条通则。
更离谱的是，很多人觉得是事情就该是这样，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神秘力量之一。譬如，地铁工人在合约争议期间瘫痪伦敦交通，小宝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头上；然而地铁工人有办法瘫痪伦敦，这就说明了他们的工作实在不可或缺，但人们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恼羞成怒。
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更加直白：共和党人成功动员群众去怨恨教室和汽车工人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夸(却不是实际捅娄子的学校管理人员或汽车产业的经理人，这现象值得深思)，简直像是在对他们说：「你好歹还有机会教小孩！有机会制造汽车！有机会做真正的工作！你有这些机会，还敢指望中间阶级的年金和医疗照护？」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设计了一套工作体制，用来维护金融资本的权力，那我看这人已经做到淋漓尽致了。这套工作体制无止境地压榨、剥削实实在在生产出东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阶层和较大的一个阶层：人人唾骂的失业者属于惶恐的阶层，较大的阶层说穿了就是拿钱吃闲饭，分派到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经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观点和感知模式，其阔绰的代言人更让他们痴迷。但在此同时，这套工作体制又喂养着一股蠢蠢欲动的怨恨，谁的工作具备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怨恨的矛头就指向谁。
不用我说，这套体系从来不是谁有心设计的，而是从近一个世纪的试误中诞生。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理当每个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个小时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