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温州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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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了那。”慵懒而绵长的尾音,拖出了邻座大叔毋需置疑的温州人身份。一口“温普”,几乎成了在外温州人互相辨认的表征。
中秋假期前的高铁,被返乡过节的人们塞得满满当当。温州人管“回家”叫“走归”,颇具美感的词,道尽这片土地对四方游子的魅力。
谈生意项目、扯儿女亲事、聊八卦逸闻……家长里短把这节开往温州的车厢熏燎得烟火气十足。2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已经基本摸清了前后左右座的人物关系和家庭主业。
温州人之间的话题向来不喜设置得过大。引用温州90年前的“老北漂”——考古学家夏鼐日记中的一笔“捣臼也背归过年”或许更为贴切,“家”在这里,总是主角。
有趣的是,恋家的温州人,恰恰也是最爱闯荡的一群人。天南地北都有温州人奋斗和生活着的影子,随处可见的“温州村”成了温州人在异乡的“走归处”。
温州身上的复杂特质还远不止此。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形成了“十里不同音”的区域文化,也给温州人贴上了“抱团”“排外”的标签。
长自温州的人,天然承袭了这方水土自带的务实、进取,又好似找补般突破了这里的闭塞、贫瘠,把爱拼和敢闯刻进了基因。
温州地形地貌图
温州方言地图
提笔写家乡,我其实焦虑了很多天。一则因为近乡情怯,不知从何说起;二则因为温州人在外或好或坏的名声,多少掩盖了这座城市自在的风情。
走近些方才能看见,“跑路的江南皮革厂”和“投机的炒房团”之间,实则藏着一个活泛、开放、热爱生活又新意十足的温州。
十一期间温州五马街口
“天光”吃出的大事业
早饭是“天光”,午饭是“日昼”,晚饭是“黄昏”。在温州话里,关于“吃”的代称就是这么直白又浪漫。
天光起来,若不来碗糯米饭,枉为地道温州人。在蒸得晶莹剔透、粒粒分明的糯米上,浇入夹着香菇肉末的浓厚汤汁,再撒上反复入锅炸得金黄酥脆的油条,最后顶上用一点点葱花做点缀。
香气四溢的糯米饭,就是这么吊着无数温州人的胃和味的。要再冲着老板来上一句“咸饭甜浆”(咸糯米饭甜豆浆),便更地道了。在这里,“咸甜两党”几乎平分秋色,豆浆、汤圆、粽子全都可甜可盐,并无“异端”之说。
咸饭甜浆
“乡味”始终未改,但这些年来,温州小吃店的经营模式却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次回去,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温州的传统老店们纷纷“开枝散叶”了。
商圈、社区、小巷里,都开出了许多连锁店。曾经“独一家”的口味,如今有了标准化的制式;统一Logo、统一装修,环境上也挥别了之前“苍蝇馆子”般的随意,窗明几亮的风格成为新模板。
糯米饭老店环境与新店环境对比
论把小吃摊做成大品牌,温州人的生意头脑和家族观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细细梳理,温州不少现在成规模的餐饮品牌,都是先靠业务实力打响名号,再凭勤劳踏实积累资本,最后借助“分家”的契机开出分店,迈出品牌化的第一步。
时代的发展,也能从中窥见印记。愈发成熟的外卖系统使得过去限于一店几桌的“客流量”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打开外卖软件,温州一些稍有名气的早餐店月销8000+不在话下。
“吃天光”这件小事,在爱生活、爱经营的温州人打点下,颇有风生水起之势。
婚娶莫找“外地人”?
温州人嫁娶只找温州人的传言,在江湖上流传已久。此番言论的源起已不可考,但从实践观察来看,倒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
被称为“恶魔之语”的温州话、独树一帜的婚俗礼节,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温州人与其他地区人结合的沟通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起需要磨合的“外乡人”,温州老一辈对“本地人”的青睐几乎称得上一种执念。更有甚者,希望子女所觅良偶最好就在隔壁街道、隔壁村,要不连县也别出了。
封闭关系网的构建,源自温州地理上的割裂和碎片化发展。现在,这种婚恋观念正随着地域区隔上的打破和人员流动上的频繁,而发生重大转变。
就拿这个十一来说,我身边结婚的三个朋友中两个都选择了牵手“他乡人”。过去温州人在外地举行婚礼这一“稀罕事”,如今不过是寻常。
“现在交通快了那,温州到上海坐高铁也就三个多小时。想我们小时候去上海,还得先坐车,再转船,一天一夜才能到咧。”刚把女儿嫁“出去”的陈阿姨直言“没觉得有分离感”,退休后常去上海帮小两口带娃的规划已经被她提上了日程。
温州交通近年来的发展可谓迅速: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突破500公里,温州机场也进入“千万机场”行列,温州北站正式开建……
某种程度上说,温州走出去的“婚娶”,离不开这些铺出去的路。
温州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8-2030)
“温州模式”凉了吗?
与温州模式几经沉浮与考验的历程相对应,实际上温州的整体形象也换了数次模样。
四十年前,以桥头纽扣、柳市电器等为代表的专业市场,是温州商品经济对外递出的亮眼名片。
解放日报刊登的“温州模式”文章
三十年前,温州人掀起二次创业的浪潮,由粗陋的家庭工厂向现代公司转型,正泰、森马等一批知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走出去的温州村
而近些年来,大家一听说我是温州人,要么问我认不认识“黄鹤”其人,要么问我家里究竟几套房。
其背后,温州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愈显突出,既包括工业进程领先而工业质量相对滞后、农村工业化进程领先而城市化相对滞后,也包括经济发展领先而人的整体素质提高相对滞后。
诸多“相对滞后”给温州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败落”埋下了伏笔。随着与民营企业资本相互依存的温州民间借贷链被“拔出萝卜带出泥”,2011年,温州老板的“跑路潮”与大批企业的“倒闭潮”呼啸而来。这座曾经风光无两的城市,似乎一下子陷入了失落与迷惘。
“温州模式”是不是真的“凉了”?
面对振聋发聩的质疑声,不甘落后的温州人开始积极思考该如何让家乡重新“回温”。与过去草莽式的野蛮生长不同,近年来,温州将发展重心放在了加强基础建设和规范发展的道路上。从五水共治下水环境的改善,金融改革后企业的重新振作,到市域铁路的攻坚和大拆大整下市容的改观等……温州正逐步走出低谷,告别沉郁基调。
温州南塘夜色
2019年,温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6606.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8.2%;GDP总量跃升至全国第30位,比上年提升5位。
走过局部金融风波,温州的传统产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增长。去年,温州电气、服装、泵阀等支柱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6%、7.8%和15.7%。从工业经济改造提升看,温州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制造业增加值也分别增长了9.0%、8.9%和7.9%。
生于草根,萌动于改革开放,发轫于80年代,狂飙在90年,迷惘在危机中,如今又迎来了复苏。温州从改革的混沌处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不可不谓蕴含着一种奇妙的力量。
“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费孝通曾如是评价这种“奇妙的力量”。
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眺望,对于“火”过,也“凉”过的温州来说,如何找到最适合成长的“最佳温度”,仍是件值得“闯荡”的事。
编辑: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