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原子能院建院70周年，一路走来，原子能院风雨兼程、与国同心，历经蜕变、初心不改。其间既饱含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坎坷，又不乏令人荡气回肠的动人时刻；既洋溢着自主创新、奋发图强的主旋律，又体现出开放办院、合作共赢的全球视野。原子能院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沧桑巨变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当代科学精英科技报国的生动写照。本栏目将陆续推出院史故事，尽管远不足以反映全貌，却可管窥原子能院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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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布“大棋”
原子能院（前身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人员屈指可数，从南京物理所和北平原子学所过来的，加起来也就十来个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所长钱三强四处奔波，延揽人才。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逐渐成为分散在国内外的我国核科学工作者聚集的中心，到1955年已从原来的十几人，增加至一百多人。一时群英荟萃，阵容强大，而钱三强正是这盘“大棋”的总策划。
钱三强认为，我国科学落后，原因之一是基础薄弱，力量分散，特别是人才分散，包括从国外回来的和国内成长起来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不能形成力量。如果按学科把人才集中起来，兼顾科研和教学，力量就能大些。再有，国外科研出成绩，关键在于那些有威望的，站得高、看得远，胸有全局，能看准科学发展方向的导师型科学家。好的科学家才能带出好的学生，这和大学是一样的，人才是第一位的。
为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从清华大学请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是钱三强同班同学，早年留学英国，曾先后获得哲学和科学博士学位，是当时第一个在英国取得副教授职称的中国人，在理论物理方面造诣很深。钱三强对彭桓武十分了解，在欧洲他们就约定，回国后创造条件大干一番。
1949年12月的一天，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收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到北京共同筹划核科学研究计划并从事核物理学方面研究工作。王淦昌和钱三强是清华大学校友，他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王淦昌收信后随即北上，与钱三强、何泽慧见面，相谈甚欢。
彭桓武
王淦昌
彭桓武和王淦昌分别于1950年2月和4月来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钱三强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左膀右臂。在5月19日召开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大会上，钱三强报告了建所筹备工作，郑重介绍了已向在国外的核物理方面科学家和专家发函，邀请他们回国来所工作等情况。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陆续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他们中间有实验学家、宇宙线和加速器专家赵忠尧、肖健、杨澄中、陈奕爱、戴传曾、梅镇岳、张文裕、汪德昭、谢家麟、李正武、郑林生、丁渝、张家骅；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胡宁、朱洪元、金星南、王承书；放射化学与理论化学家杨承宗、郭挺章、肖伦、冯锡璋；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
这批科学家和已在所内的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等一起，成为我国核科学各领域的带头人。当时还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中，调了一批专业对口或相近的科技人员来所工作，包括金建中、李寿楠、黄祖洽、陆祖荫、于敏、叶铭汉、胡仁宇、唐孝威等。
1951年春，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仅两三年时间，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核科学家，从美、英、法、德，东欧和国内有关大学、研究单位纷纷来到所里，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到1952年底，全所职工已发展到90多人。1955年前后，全所职工增加至一百多人，科研队伍进一步壮大。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研究所在加速器、核探测器、核电子学、放射化学、理论物理等方面初具规模，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造就了一批人才，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来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