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茶說藝——兼論東亞飲茶器具（上篇）

源遠流長的中國茶文化濫觴於秦漢，發展於南北朝時期，成熟於隋唐，興盛於兩宋，轉型於元明，復興於前清和近代，影響了東方人的社會風俗與日常生活。追本溯源，先秦經典中唯有“荼”的記載，意指含糊，直至唐朝陸羽的『茶經』方有明確指引，佳茗配美器的論述亦隨之而生。其時茶湯色澤以綠為貴，而越州瓷色青，易於襯托茶色，茶聖因之推重越盞，視為上品。

至宋代，茶湯貴白，則“宜黑盞”，為鬥茶時易驗水痕之故。閩地的北苑貢茶有名於時，因遴選之需，加之嶺外地區有“喜鬥茶”的民俗，得此天時、地利之便，就近的建陽、吉州所出黑釉茶碗正可因地制宜，遂廣汎應用於茶事活動，並和貢茶一同供奉朝堂。隨之各地鬥茶活動也愈發普及，成為那個時代社交活動中的一種文娛方式。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對於點茶法記述頗詳，諸如調膏、注湯、運筅、擊拂等環節，亦強調了茶湯色澤“以純白為上真”及“盞色貴青黑”的要旨。

Jian Kiln's TEA Bowl sold on USD11Millions in 2016

南宋時期，旅華日僧將中土茶文化傳至東瀛，與禪學修行相得益彰，『茶禪一味』的飲茶心訣被日本釋家、世俗界奉爲圭臬，宋代的製茶、飲茶之法及茶器也流播島內，引爲後世扶桑茶道之濫觴。中國茶風東傳日本，致使漢地茶器大受歡迎，尤其是南宋時期廣開市舶，中日商貿和人員往還頻密，閩浙又居地緣、交通之便，建盞、龍泉諸器自沿海港口源源不斷輸往東鄰，福建定海、韓國新安的沉船遺跡見證了宋元時期東亞海上商路的冰山一角，其中亦涵蓋了大宗儲茶、飲茶器具。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螞蝗絆青瓷花口碗、靜嘉堂珍藏的曜變天目，或純粹，或變幻，分別代表了東亞早期不同格調茶器至高的審美追求，同時亦詮釋著禪學與茶道一體兩面的修爲境界。

A Famous Long Quan Celadon Tea Bowl collected in Japan

其後，村田珠光“草蓭茶”風初成，又經武野紹鷗等茶人的繼承、演化，伴隨千利休“侘寂”（わびさび）美學理念的踐行，於安土-桃山末期終於成就了和風本土茶道，此時韓國民間制陶特有的格調正可適應這種茶風，更引領了日本茶道具的製作、甄選與傳承。

韓半島地接北中國，因而高麗、李朝陶瓷的作風及其燒製技法更多來自於我國磁州等北方窯口的薰陶，再融入鮮族自身粗放、簡約、率真的在地民風，無論是井戶、熊川亦或之後日本仿製自作的樂燒、瀨戶諸器，已帶有鮮明的日式茶道美學執念，即樸拙、純粹、隨性的『茶禪』韻味，而觀其形制和諸色系，總體上仍以敦厚、尚黑為宗，從中又可窺見南方建窯對於日燒茶具潛移默化的身教，實屬各有所本，源出多脈。

A Japanese Pottery Tea Bowl in Edo Period

近年來隨著日本茶道的國際化，日式茶道具逐漸進入各國公衆的視野。然而，日本茶道具是與其茶道文化緊密關聯的伴生現象，終究無法脫離固有茶道場域而成為一種獨立存世的藝術形態。換言之，若是缺少特定日本茶道環境的烘托，日式茶具似乎難以作爲專項藝品而被普世美學價值所接納。例如早期來自朝鮮的所謂釉陶茶具，其實原本是韓半島苦力日用品，既與民藝無關，亦和高雅藝術不搭界！文祿慶長之役後，背井離鄉來到日本的朝鮮陶工於各地開窯設場，萩燒、鍋島燒、有田燒莫不如是。由於初期胎土質差、窯溫較低以及釉藥配方的不成熟、成型工藝和裝燒技法等也有待完善，出品的茶具外觀非常原生態，造型扭曲，釉面凹凸不平，卻是迎合了“佗茶”的正念，手持這種茶碗飲下溫熱的茗湯，主客之間或可達成某種心靈的默契，既體味著人生，又觀照了社會，也就是『易經』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人生不順常八九，世事紛紜哪得閑！若按我個人膚淺的理解來説，陶潛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大概便是日本茶道的意境吧。總之，日人對於茶道的内心堅守，在客觀上促成了日本自制茶道具的登堂入室，而日式茶具又承載著和風茶道的精義，可謂兩廂成全。

如果說日人將茶道用物當作是弘道的附屬工具，那麽反觀國人，則是將茶器視爲獨立的藝術存續，在品茗之餘，注重美器之賞。無論是宋代的點茶還是現今的飲茶，中國的茶文化意在體味大自然造化之真，即茶之味（世界觀）；守護自身的發心，即茶之念（人生觀）；感受藝匠巧思而成的名品，即器之美（價值觀），從而實現精神與物質的交融。聖訓曾言：有道，守德，持仁，方能於“藝”的方面游刃有餘，這或許是中華茶藝所追求的境界吧！

Tea Milling Silver Vessel in Tang dynasty

法門寺地宮所出唐代金銀茶碾、茶籮及儲茶各式器皿，工藝考究，紋飾華貴，美輪美奐；秘色茶盞，釉面滋潤，造型獨特，青瓷的極緻。兩宋時期的茶器藝品，日趨豐富多元，宋代盛行的鬥茶活動又直接影響到同時期的茶器審美。以茶盞為例，閩地的曜變、兔毫、油滴、鷓鴣諸品，創造出深具魅力的黑釉窯變瓷藝傑作！吉州的木葉、玳瑁、虎皮、龍鳳紋等各式茶盞，裝飾技法極富創意，採用灑釉、剔刻、剪紙貼花等不同手法，結合窯變的釉色，風格新穎，觀賞性強。尤其是木葉盞，無論春雨、秋風，亦或夏日夕陽、雪後冬景，把盞品茗，湯盡落葉現，真正是禪意無限！

Ji Zhou Kiln Tea Bowl with a Leaf Decoration in Song dynasty collected b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宋代士人的茶事活動不只是點茶、鬥茶，正如蘇東坡的『試院煎茶』詩中所記：璐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由此可知，以當朝宰相文彥博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對茶學、茶藝兼收并蓄，體現了博采衆長的包容性。當時北方定窯燒造的傳統白釉印、劃花瓷器，精品多進貢内廷，同時也偶製暖色調瓷器，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黑定』茶盞。黑釉定盞有別於裝飾意味濃厚的南方黑釉窯變茶器，以純黑一色為主，特別是其精良而緻密的潔白胎骨，在燒製黑釉時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瓷釉愈顯亮潤緊致，蒼茫深邃，猶如賓翁、可染繪山之用墨，渾厚華滋，誠乃賞心悅目！

A Black Ding Tea Bowl collected by David Foudation

『黑定』茶盞因口沿儿甚薄，飲茶湯時只需微張口唇即可，比較文雅；且牙齒不會觸及盞壁，避免了硬碰硬的尷尬，這些都是壁薄的定盞不同於厚壁建盞之處！此外，參照北宋朝廷尊崇道教的史實，這類『黑定』斗笠盞，或不僅限於飲茶一途，而應另有用意。『墨定』内白（胎）外黑（釉），陰陽交互，其色幽遠玄冥，若深夜長空，廣達浩渺，這正與道教的意趣和要旨相呼應！

是件十一世紀『黑定』笠式茶盞，廣口、小足，内外壁施黑釉，瑩潤透亮，釉中可見棕眼及零星鐵鏽花；盞足精巧，圈足、近足處無釉露胎，胎白如玉；盞沿儿釉稀，可見修胎痕；内底留有當年點茶時竹筅擊拂、攪動的遺跡。全器薄胎薄釉，身輕體堅，缐條挺拔，造型舒展，亭亭之姿，大家風範，一目瞭然！千年傳承，名品安然，魯殿靈光，天佑奇珍！

是盞原屬『綠棠吟館』舊物，館主富蘊和（竹泉）河北宛平人士，滿族鑲黃旗，有文名，與清廷宮府淵源甚深；後由『自在庵』遞藏，庵主史履晉（康侯），河北聞人，光緒庚寅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史氏曾發起組建“直隸同鄉會”，意在保全家鄉文脈。他與直隸名流馮恕（公度）、郭葆昌（世五）過從甚密，鑒賞珍藏，引為知音。郭氏遺贈故宮的宋瓷名品中定窯佔比最高，共計十一件之多，老輩河北籍藏家重視家鄉瓷藝於此可見。清末，史履晉携手直隸友人蔣式瑆、馮公度等共同創辦了中國北方規模最大的民族電力企業——京師華商電燈公司，又於二十年代初期在石景山籌設京西電廠，因耗資捉襟見肘，史氏遂以珍藏變現，此盞亦於是時經由厰肆河北籍同鄉行家安溪亭之手釋出，輾轉歸入京城重要世家雅藏序列。

專用飲茗器具的完備是中國茶文化體系成熟的標誌，傳承千年的中原宮廷茶器遺珍『黑定』笠式大盞見證了民族茶藝的遷延妙舞乃至流變升華。

由於『黑定』產量本就稀少，加之靖康之難，存世完好的珍品寥若晨星，物以稀爲貴！正如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中記載：墨定色黑如漆，其價高於白定。況且，『黑定』以專供宮廷皇室及達官顯貴為方向，不同於建盞、吉州等商貿窯口的大宗外銷，因而歷史上外流極罕。只是近代以來，國運乖蹇，文化遺產流失日亟，歷代珍貴茶器亦大批散佚外域，其中就包含數件名貴的北宋『黑定』茶盞。除臺北故宮幾種清宮舊藏『黑定』珍品之外，目前所知，國際公藏方面當以BM寄存之DF舊藏以及紐約MET所庋『黑定』盞等屈指可數的名品為代表；私藏方面則以前年北美上拍的『天外飛僲』黑釉鷓鴣斑盞最富盛名，儘管品相上有較大缺陷且對其窯口存在異議，仍舊錄得數百萬美元的高價。

即便較為常見的『白定』器，近年在海内外拍場亦表現不俗，屢獲藏家熱捧，折射出浮華的現代社會日趨崇尚簡約而純真的美學風範，也體現了世人對於中國早期茶文化那種幻化自然的敬仰之情。

因篇幅所限，無從盡述區域茶文化的時代特質，更無法透析東亞茶器（具）藝術的互別苗頭。而淺見認爲，文化不分高下，藝術各有千秋，應於大同中追求共性，在無界中格致互見。即如中日兩國的茶文化，根本之異在於國人的『茶藝』以休閑為旨，意在享受生活；而日人的『茶道』則重在修行，甚或上升至信仰的高度。兩者發展路徑有別，產生的社會背景亦不相同，並無優劣之分！儘管迄今日本的抹茶範式仍基本沿用了宋時的古法，但在內涵認知以及外延表達方面已有本質上的區隔！

這種外延甚或内涵上的差異，並不妨礙彼此藉鑒和交流。筆者去年冬季於澳門組展期間，有幸品嘗到日本江戶千家流茶人的和果子（おかし）、抹茶湯，奉茶環節絲絲入扣，自始至終並未因在公共場合而有所懈怠。茶師專注，侍者恭敬；細節點滴，處處暖心。溫湯入喉，解乏忘憂；耳畔雅樂婉轉，令人神馳氣暢，真正是賓至如歸。這大概便是茶文化所展現的人文關懷吧！（中藏协国际艺委会主任 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