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维迎
来源 | 经济学原理（ID：jingjixue_yuanli）
真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伪君子表里不一，行不践言。
「表」指公开的、别人看得见的表现；「里」是内心的认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难以观察到。「言」是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别人能听得到；「行」是行动、行为，别人可能观察到，也可能观察不到。
在《真诚幻觉》一文中，我主要引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迫于社会压力，「伪君子」不仅倾向于遵从「主流」，说自己内心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而且会充当「执法者」（「思想警察」），监督和惩罚那些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指鹿为马」，而且绝不宽容胆敢「指鹿为鹿」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们自己是「主流」的忠实捍卫者。
当然，生活中有伪君子，也有真君子。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不仅发现了「伪君子」，也发现了「真君子」，揭示了真君子与伪君子的不同。
在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实验中(Willer，Kuwabara and Macy，2009)，A 和 B 两杯酒完全相同，但 27 名实验参与者（占52.9%）给 A 的分数显著高于 B，因为「A 比 B 好」是「主流」观点（尽管不正确），这种「主流」观点在实验参与者给出自己的评价前就人所共知了。不过，还是有 13 人（占 25.5%）给 A 和 B 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确但非主流）。甚至有 11 人（占21.6%）评价 B 好于 A。这说明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主流」，也有人会公开表达不同观点。
考虑到品味的主观性，即使同样的酒，由于个体的品味差异，或者品尝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说，遵从「主流」观点的 27 个人说的一定是假话，不遵从「主流」的 24 个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但接下来「同行互评」提供的信息，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如此。
在「同行互评」环节，那些不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即那些认为「A 和 B 一样好」的实验参与人），无论自己对「同行」（模拟参与人）的评分是否公开，对「离经叛道者」的评分都高于对「主流」的评分，尽管公开场合比私下场合的差异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则完全不同：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公开」时，他们给「主流」观点的评分显著高于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但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保密」时，他们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显著高于给「主流」观点的评分，与信息公开时正好相反。
显然，那些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受「主流」观点影响的参与人，不仅自己在公开场合说真话，表里如一，而且不会贬低「离经叛道者」；而那些追随「主流」观点的人，不仅自己「公开说假话，私下吐真言」，表里不一，而且还会故意贬低「离经叛道者」。
《少数意见》| 逆「主流」而动，总是不容易的
类似地，在「论文评价」实验中，那些遵从「主流」，因而给一篇「胡编乱造」但号称是「哈佛著名教授」的论文打高分的实验参与人，即便私下认同给出低分的「特立独行者」的评价，公开场合还是故意贬低后者。而那些说真话的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敬重「特立独行者」，甚至公开场合对其评价更高。
这说明，有些观点和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尽管没有人相信它是对的，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其他人相信它是对的，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说它是对的，并且每个人要求其他人说它是对的。」
因此，「主流」可以是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数人不认可的规范完全可以变成「主流规范」。他们不仅能得到多数人的「遵从」(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数人的「执行」（enforcing，即强迫他人遵从）。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群体幻觉」(pluralisticignorance)。
社会心理学家还用计算机模拟模型证明，「伪君子」在强迫人们遵从「主流」规范上比「真君子」（真信徒）表现得更为积极，思想警察实际上可能是骗子（imposter）(Centola，Willer and Macy，2005)。这是因为，真君子「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伪真诚」。
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最起劲诬陷别人是「汉奸」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汉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隐瞒自己的汉奸史。类似地，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现得最「革命」。事实上，经验观察表明，「伪君子」经常会用力过猛，比如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中一些政客当众「下跪」，似乎不下跪，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是「反种族主义者」。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遵从「主流」者就是「伪君子」，不遵从「主流」者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相信「主流」，他遵从「主流」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相信「主流」，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假装「特立独行」、反对「主流」，他也是个伪君子。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至死也反对量子力学，在社会理论上坚持「为需要生产」、反对「为利润生产」，但他是一个真君子，因为他说的就是他内心相信的。
像著名的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这样的人，也是真君子。尼莫拉早年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服役于德国舰队，屡立战功，获得铁十字勋章。一战后，他反对过魏玛共和国和 1919 年的和平协议，成为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和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将永世受到诅咒；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承担历史大任，希特勒正是这样的「民族领袖」。但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对基督教的虔诚，尼莫拉反对纳粹党对教会的控制，参与组建了「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与官方的「帝国教会」相对抗。他还通过一系公开演讲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点名道姓批评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终于为当局所不容，1937 年被抓，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关进塞克森豪集中营，受尽羞辱和折磨，战争结束前差点被处死。
马丁·尼莫拉
在集中营，尼莫拉见证了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开始反思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位狱友，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同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战后，回忆起自己被捕和牢狱生涯时，尼莫拉为当初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反纳粹忏悔诗《起初他们》，其中最后一句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持什么样的观点，本身不构成区分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观点不同，见仁见智，正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因为事前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样的观点是对的。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信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而一些原来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如果认识到自己错误，但出于「面子」，死不认错，那就是伪君子。
不过，因为通常情况下，违反「主流」比遵从「主流」需要承担更大的个人成本（这是「社会压力」的基本含义），遵从「主流」者中的伪君子比不遵从「主流」者中的伪君子比例要大。比如，在天主教占主流的社会，天主教徒中的「伪君子」比例一定高于基督新教信徒中「伪君子」的比例；而在基督新教占主流的社会，情况正好相反。「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真君子」和「伪君子」，但在「左派」占主流、正统地位的社会，「左派」中「伪君子」比「右派」中的「伪君子」比例高得多。「伪君子」和「主流」是相互强化的：「主流」生产「伪君子」，「伪君子」创造「主流」。
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图所示的基本分析框架。每个人都有「私下」和「公开」两方面。对一个观点或规范，人们私下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公开场合可能遵从也可能不遵从。这样，总共有四种可能的类型：A 类型：私下相信，公开遵从；B 类型：私下不相信，但公开遵从；C 类型：私下相信，但公开不遵从；D 类型：私下不相信，公开不遵从。A 类型和 D 类型是真君子，因为他们「表里如一」；B 类型和 C 类型是伪君子，因为他们「表里不一」。
一个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第一依赖于他内在的信念有多强，第二取决于外部压力有多大。信念特别强的人，不大容易说假话，因为说假话导致认知失调，心理成本太高。宗教的殉道者和闹革命的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对他们来说，背叛信仰还不如死。比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这位亨利八世国王的首席大臣、大法官和《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当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分离、自认英格兰教会首脑时，他只要签字认可，就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背叛自己对天主教和上帝的信仰。
希特勒 1933 年上台后，纳粹党没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德国学术界，有犹太血统和公开批评纳粹党的教授被解聘，留任的教授们变得服服帖帖，甚至主动投怀送抱，数百人联名签署呼吁书，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但纳粹党对宗教界的征服却遭遇到顽强而持续的抵抗，围绕德意志基督徒理念统一国教、融合德国新教和纳粹种族主义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与天主教的斗争也只取得有限的成果，即便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有些甚至被监禁。「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宗教团体始终拒绝向纳粹政权妥协，他们拒绝起誓效忠希特勒，不行纳粹礼，不参加政治集会，拒绝参加选举，拒绝应征入伍，导致其中 950 名见证人死在集中营。
其原因就在于，教士和神父比学者和专家有更强的理念，对自己的信仰更虔诚，更少功利主义，政治压力对他们起的作用有限，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但对大部分学者而言，「学问」就是「饭碗」，他们信奉的是「生存哲学」，很容易在外部压力下屈服。所以不难理解，当上世纪 30 年代计划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时髦起来的时候，只有少数像米塞斯、哈耶克这些具有坚定信念的经济学家，才可能举起市场经济的理论大旗。
对信念不很强、缺乏自信的人来说，在面临社会压力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更可能随波逐流，以保持「永远正确」。不读书、不愿思考、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通常不会有很强的信念，很容易被别人忽悠。这就是普通大众容易变成「乌合之众」的原因。希特勒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的知识水平就必须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很大。」他还说，宣传必须激发激情，而不是理性，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有很强理念的人一定对人类有好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由「真君子」的强理念导致的灾难比比皆是，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避免这种灾难的办法是减轻「主流」观点对每个个体排他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比如西方近代实行的「政教分离」和宗教的世俗化，使得做「异教徒」的成本大大降低。宗教国家「政教合一」，用暴力手段迫害异教徒，灾难就难以避免。
《犴达罕》| 减轻「主流」观点对每个个体排他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是避免「灾难」的办法。
没有人可以完全无视社会压力，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不遵从「主流」的人，通常会错失有利可图的机会，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自私的人，越可能表里不一。指鹿为马的人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那是鹿，而是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因此，现实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7 0% 的情况下「表里如一」，就够得上是「真君子」了。当然，如果 70% 的情况下「表里不一」，就只能归为「伪君子」了。
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伪君子，也没有一个社会没有真君子。关键是各自的相对比例。这取决于体制和文化。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当伪君子，这个社会就容易走向灾难。
任何社会都有「主流」。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对「主流」规范和价值观念的遵从，是出于尊重而不是恐惧。改革就是减少人们对外部压力的心理恐惧和得失计算，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做真君子，而不是当伪君子。
本文 2020 年 4 月 27 日初稿，2020 年 5 月 15 日定稿，发表于《读书》2020 年第 7 期。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